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zhi，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
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
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最恨是马关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厨师、轿夫和美国律师）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
途中，他赋诗一首：
万顷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
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