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上的几只大喇叭，整天不停地哇哇叫，反复广播县革委的通令，限令一切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一旦清理出来则严惩不贷。
我正在屋里补衣服，仁嘉丹珍突然闯了进来。一听说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仁嘉丹珍就异常紧张，她进屋坐在床上向我们发牢骚：“文化革命都四年多了，全县打倒了那么多人，至今没宽一个，也没严一个。我看现在不是再掀啥子高潮，倒是该给揪出的人一个说法的时候了！”我们都不理睬这个不速之客，我照旧坐在灯下补衣服，斯朗泽仁照旧坐在被窝里看书。虽然我们全都不理睬，仁嘉丹珍坐着就是不走。
“我并不反对掀高潮，只是希望高潮掀起之后，尽快给我一个说法，”仁嘉丹珍坐了一会儿又说，“该劳改就送去劳改，该坐监狱就早点送到监狱。如果掀了半天高潮，照样像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将人挂起，不光被打倒的人不好做人，连亲戚朋友都低人一等。”
大喇叭哇哇叫着，我转身仍然不理她。
“县政协总共不过十来人，运动开始以来，已经公开点了五个人的名，说这些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毛主席说，真正的坏人顶多百分之五，已经搞到了百分之五十，现在还要进一步掀高潮！”仁嘉丹珍坐在那儿一个劲儿抱怨。
大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补着衣服仍然不跟她搭话。
“王诚，北大是不是这种搞法？”仁嘉丹珍关切地向我打听。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国都是一样的政策。”北大清理阶级队伍绝对不是扎克木这种搞法，像仁嘉丹珍一个县政协副主席要在北大，肯定是革命的动力，绝对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可是，对仁嘉丹珍这种有问题的人，我却不能实话实说，我只能站在县革委的立场原则性地回答，“总的原则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把北大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反复看了三遍，连冯友兰、翦伯赞和刘越那样的人，工宣队都早已经将他们放回了家，每月生活费从四十元发到了一百元。我们大大小小的干部统统都打倒了，一直放在印刷厂劳动改造，现在还要进一步掀高潮！”
仁嘉丹珍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自说自话，大喇叭的声音比她的声音高多了，我只顾埋头在灯下补衣服，斯朗泽仁坐在被窝里看书也不与她搭腔，仁嘉丹珍坐在那儿仍然不走。
“扎克木这些搞法，也不晓得毛主席他老人家晓不晓得？”仁嘉丹珍站起来，自言自语地摇着头，没趣地走了。
“对于她们这些有问题的人，随便说啥听到就是了，绝对不要乱表态！”我赶紧前去关上门，立刻提醒斯朗泽仁，“我们可不是一般群众，我们来自首都北京，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别人都非常有影响。”
“县革委的通令连续广播了三天，听说那些有问题的人，不仅没按县革委通令，主动交代坦白自己的问题，不少人都说文化革命把他们搞错了，闹着要县革委平反，”说到这儿，斯朗泽仁抬起头来问我，“王诚，你说扎克木的清理阶级队伍，主要矛盾是扩大化？还是搞得不深不透？”
我根本就不准备回答，我虽然心里非常明白，扩大化肯定是主要矛盾，但是县革委已经决定再掀高潮，又遭到有问题的人的拼死反对，我们是来扎克木接受改造，怎能伙同那些人公开与县革委唱反调？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好半天才抬起头来说，“我现在没有调查，很难肯定啥是主要矛盾。”
“同学之间谈谈个人的看法嘛，又不会把你的看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更不会整理成文件下发，组织全国学习讨论！”斯朗泽仁讥笑我太过圆滑，他笑着说。
“关键要看，认为扩大化的意见是来自革命群众？还是来自阶级敌人？”我仍然坚持我的立场，边补衣服边回答，“如果来自革命群众，县革委应该好好考虑。如果来自阶级敌人，正好说明前段运动搞对了。”
“你这马列主义理论真是学到家了，快赶得上康生和陈伯达的水平了！”斯朗泽仁独自出去上厕所去了。
我并不在乎斯朗泽仁的冷嘲热讽，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让他冷嘲热讽惯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我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万事尽量与领导保持一致，谨言慎行绝对不能与领导唱反调。
我补完衣服，出门到张向东那儿去。
斯朗泽仁一连几天都不理我，我看见他清早出去锻炼，也就跟着他出去锻炼。
“你干啥去？”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突然回头问。
“跟你去锻炼。”我回答，穿着平常一样的衣服。
听到我要同他去锻炼，几天来脸上头一次有了笑容，他要我回去换双胶鞋，带着我爬上了扎克木山。我爬得气喘吁吁热得不行，他头上却不见一点汗水，也根本不喘气。他见我累成那个样儿，就叫我脱了外衣，他替我抱着衣服叫我跟他继续往上爬。我身上的绒衣汗湿透了，他又叫我脱掉绒衣。他手里抱满了衣服，在前面轻松地爬着，不断地回头向我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身穿背心爬得满头大汗，由他连拖带拉才爬到半山坡。
我累得瘫倒在山坡上，斯朗泽仁坐在我身旁，望着脚下美丽的扎克木山谷，激动不已地问我，知不知道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内容？中国根本就没有翻译出版，我只从刘越那儿简单地听到它的内容。
斯朗泽仁对我兴奋地说，小说描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亚某国巴斯库市发生暴乱，英国领事馆的四个人乘飞机从巴斯库飞向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飞机却被劫持迫降到喜马拉雅山以东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那里风光绮丽，与世隔绝，居住着汉藏各族民众，还有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藏族老人会讲英语，到处都是一百岁以上的年轻人，二百五十岁的喇嘛已经理政一百年，仍然是香格里拉最受尊崇的管理者。那里完全是一片宽容、安宁、祥和的净土，是一片神奇、拥有无与伦比原始美的乐园，那里没有战争，没有争斗，生活透明而清澈，人们彼此团结友爱，过着自足、平静、美好、富裕、长寿、美好幸福的生活。人们一旦离开宁静而超凡脱俗的香格里拉，回到闹闹嚷嚷的尘世，立刻就会失去年轻，甚至死亡……
“我原来也幼稚地以为，康巴真有这样的地方。”我回答说，“可是来到这里才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
“我总觉得人活得太累！”斯朗泽仁拔起山坡上的一棵青草，在嘴里嚼着，两眼望着清亮的扎克木山谷，微笑着继续说，“难道不争斗就不是人类？”
突然吹来一阵风，寒气仿佛一下子透进我的心脏，斯朗泽仁立刻意识到严重性，叫我赶紧穿上外衣随他下山，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城里。第二天早晨，我怎么也不能起床，头晕脑涨，全身疼痛躺在床上怎么也爬不起来。
拉姆班长带着一群工人来看我，一再问我是咋个感冒的。当她们得知我大清早脱了衣服去爬山，拉姆班长当即对我一顿批评：“你也真是的！咋能脱了衣服去爬山？那不感冒才怪！”
拉姆班长叫斯朗泽仁去医务室为我请来医生，医生为我打针又为我拿药。拉姆班长回去给我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还有一只煎鸡蛋，笑眯眯地送到我手中。
“小年轻的，来到我们这里真不容易！”几个藏族同胞一齐叹道。
收发室桌子上扔了封信，不晓得哪个好事之徒，已经将信拆开看过，我一看是刘小雪给斯朗泽仁的信，赶紧将信拿回来交给斯朗泽仁。
刘小雪在信中写道：
“扎拉牧场的学生根本就不愿意上学，我经常上门动员学生上学，家长总是这样反问我：
‘刘老师，你在北大是学核武器的，还不是跑到扎拉草原来当个娃娃王？’牧民宁愿把自己的孩子带去放牛羊，就是不让他们上学。帐篷小学没了学生，我整日无所事事，也没有人管我，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骑着马去找寻父亲和洛克书中记载的那些寺庙，看父亲和洛克当年看过的那些崖画，拍摄民间尚能见到的民族风情。我还画了不少素描，收集到不少新鲜资料，拍了不少照片。现在我已经回到乡革委工作，整天不是给藏族同胞扯结婚证，就是给老乡开买猪饲料的证明，同时还扫地打开水，每天很难有几个老乡到公社来找我。我一个人闲着没事，白天坐在坝子头看书，夜晚独自在月亮底下拉琴……
“斯朗泽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父亲书中说到的仁嘉丹珍曾经给他讲过的关于香格里拉的故事？我在扎拉草原的帐篷里，听到好多牧民给我讲香格里拉的故事，她们告诉我，佛经里说在雪山深处，隐藏着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地方，香格里拉被高耸入云的雪山与外界隔绝，是个如朵朵盛开的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的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完全没有尘世里的偏执、自私、贪欲和你争我夺的恶习，人人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尘世之人要想到达香格里拉，必须翻过无数雪山险峰，涉过无数江河湖泊，战胜路途上恶魔的重重阻挠，战胜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最后才能到达香格里拉。
“在扎拉草原，牧民们都会唱一首歌：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本是人们最早生活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如今人们却在苦苦地将它寻找。
那里如朵朵盛开的莲花一样美丽，那里四季花香鸟语没有忧伤。
它就是我们的香格里拉，我们世世代代向往的地方。
香格里拉就在重重的雪山当中，香格里拉永远在我们心中。
“斯朗泽仁，这是多么美的歌曲！牧民们唱它的时候，整个扎拉草原的花一齐开了，绿色的草原在歌声中颤动，天上白云仿佛都停住脚步，牦牛和羊群全都忘记了吃草，一齐竖起耳朵听牧民歌唱，我和牧民骑在马上，完全忘了所有的忧伤。
“斯朗泽仁，我听父亲说，他当年就是被仁嘉丹珍给他讲的类似这样的众多的美丽故事所打动，决心像内地来到高原的那些淘金者一样，不怕长途跋涉，不畏艰难险阻，一头扎进雪域高原，将世世代代埋藏在雪山深处的藏族文化宝藏挖掘出来……”
我完全被刘小雪的信吸引了，居然忘记是在偷看别人的信，是好事之徒的不道德丑行。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知道斯朗泽仁回来了，我赶紧将信塞进信封。斯朗泽仁一进屋，我立刻将信交给了他，并一再向他声明，信已经在收发室就被人拆过，我绝对没有偷看他的信，斯朗泽仁接过信非常激动。
斯朗泽仁看着刘小雪的信，两眼饱含着泪水。
斯朗泽仁一句一句地念道：“我留在卡达乡上扫地打开水，整天根本没啥事做，又不让我到乡下去，卡达乡上根本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老乡基本上都说不了几句汉话，乡上干部的汉话说得很差，他们互相都讲藏话，我替老乡开个猪饲料，也要找乡干部替我翻译，我实际上成了乡干部的负担，一个多余的拖累，成了笼子里的一只孤独的小鸟，白天关起门在屋里看书画画，晚上独自坐在月亮底下拉小提琴，望着太阳从雪山上升起来又落下去，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带的几本书已经看完了，如果最近有人来，你一定要给我带几本书来！”
“我要去找李主任！”斯朗泽仁看完来信，愤怒地高声叫道。
“上次你已经自投罗网，难道这次还要引火烧身！”我见斯朗泽仁非常冲动，不得不认真地阻止他说：“我们刚从学校毕业踏进社会，不少事也许咬咬牙，忍一忍，就过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古人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北大毕业生扫地打开水！”斯朗泽仁愤怒地反驳我。
“张定康那些老同志，当年随军进藏，在高原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还不统统先到区乡去干几年，再看表现决定是不是到县上工作？我们如果出了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不成了典型的‘三门干部’？更何况，小雪出身不是很好，更需要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我劝斯朗泽仁。
“出身不好难道成了犹太人？！”斯朗泽仁两眼血红地问我。
“你最好管住自己那张嘴！”我严词骂道。
斯朗泽仁的情绪越来越不好，每当他控制不住情绪之时，我都不再与他争论，如果这种时候我执意与他继续争论，他就会说出很多非常出格的话来，而他那些非常出格的话又往往反映出隐藏在他头脑最深处的活思想，我当然不会去打他的小报告，但是一旦不小心让外人听到了，稍稍给他上纲上线，他不知不觉就会成为反革命，这是何等的危险。
“上面根本就不同意你与小雪恋爱，你去找他们肯定没啥用！”我只能换个方式劝他。
“一个人与谁恋爱还要上面批准！？”斯朗泽仁盯着我一阵冷笑，“那不是恋爱也要由领导分配凭票供应！”
“你尽说这种出格的话，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更为生气。
“让‘党内和平论’和‘好人主义’见鬼去吧！”斯朗泽仁将门一摔，气冲冲地独自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