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澄携妻儿子女回到苏州的八九月间，孙中山赴北京，与袁世凯进行多次会谈后，接受了袁世凯特授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任命，准备大规模修筑铁路；黄兴因袁世凯以黎元洪之电请名，杀害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而中止北行，反复致电袁世凯诘责，后为顾大局起见，才携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濬等人赴京。其时黄郛正与一见钟情的“女子军事团”团长沈景英热恋，故忙于与元配妻子吴守诚仳离。帝制推翻，共和肇建，家在北京的何澄本该回到北京的，之所以要在苏州安家落户，纯是因在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军谘府及此次南北议和会议期间，他对袁世凯拥兵自重、善变善掩饰自己的种种行径有着太多的了解，远离兵气太重的北京，是长于谋划的先知决断。
何澄携妻子儿女回到苏州后，并没有住在十全街王家老宅“怀厚堂”，而是在十全街租了两间房子暂住。这时，他看好离十全街王家老宅“怀厚堂”东邻只有一墙之隔的五龙堂口有一片空地，找到地主立约买下八亩左右的地亩，随即便着手设计建造自己的第一处私宅。何澄所建造的这幢房屋建筑样式为日式，有专门的浴室。当时苏州粉墙黛瓦、钟鸣鼎食的人家也多没有卫生设备，可见何澄是何等注重给子女们营造一个可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环境！正门右手旁有门房，厨房和饭厅是建在正门拐角五龙堂进口处的，与五龙堂王家老宅“怀厚堂”的厨房正好面对面，如果开着窗户，做饭时，两家人的菜香都可以飘过来，两家大人小孩隔着小弄堂，探出头来，就可互相搭话嬉戏。何澄建造这所房子时，很是艰苦，为了省钱，他常常是自己去背造房所用的柴草，有时回晚了，他连家都不回，就在草垛上睡一夜。一九一三年，整个房子造好后，起自己的私宅名并亲自手书为“灵石何寓”，由工匠镌刻烧制了一个长方形搪瓷匾额镶嵌在大门旁边的院墙（后来“灵石何寓”四字匾额，改放到黄色的木门的上方），“灵石何寓”门匾，开宗明义地标明了自己是从灵石移居到苏州的山西人；起宅名为“两渡书屋”，以示不忘生己养己的故乡两渡镇。在“灵石何寓”的界地十全街和五龙堂小弄的拐角处，何澄还立有一块不同寻常的界碑——“灵石共和堂何”。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终于露出假共和、真军阀的真相，派武士英（即吴福铭）在沪宁铁路上海北站刺杀竭力“巩固共和，保育民生”的宋教仁，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先驱第一人宋教仁流血牺牲。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起兵，讨伐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二次革命”爆发。何澄没有直接参加二次革命，但“灵石共和堂何”这块界碑，已显明地表达了他的共和立场。当时的一般人家，界碑界石，大多是“泰山石敢当”一类，在血雨腥风的那两个月里，他不惧袁世凯的爪牙暗杀，把自己拥护孙中山缔造的真共和刻石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革命党人的铁血气概，谁敢有这等举措？
七月底，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格赏缉拿革命党人：“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黄兴十万元，陈其美伍万元，黄郛二万元，李书城二万元。参加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人不得不纷纷逃往日本。黄郛和沈亦云一开始逃到长崎一家亲戚名叫“昇昌裕”的商栈，改名换姓，后由店经理安排他们到一处地名叫小演的温泉山里，住在这里很多家常式的旅馆中的一家，避开了日本警厅的注意。据沈亦云回忆：黄郛“这次在山里，将几个月来政治和战争的烦恼暂时搁开，有机会反省一下，十分有益。”与黄郛夫妇同行的还有张群和沈亦云的妹妹沈性仁。何澄十分关心他们这些革命党人的下落。也许是通过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长崎支店赤司广乐园为新建的“灵石何寓”购买花木之时，得到了黄郛和张群的消息：
“两渡书屋”盖好后，后来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就出生在这里，再加进进出出院门的那块“灵石何寓”匾额，所以何泽慧从小就认定自己虽然是出生在苏州的女儿，老家还是在山西灵石两渡。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何泽慧在二女儿钱民协、儿子钱思进的陪伴下，前来灵石两渡访亲寻祖。她到父亲何澄出生的“小院”仔细观看，听族人讲父亲小时候的故事，凡两渡的事情她都感兴趣来精神：为两渡中学题写了古拙遒劲的校名，为大力弘扬两渡何家“科学救国”、“教育爱国”精神的族孙何文苑题写了“文苑何处不春风”书轴，把何文苑姓名暗嵌在七字之内，显现了何泽慧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力，其字灵巧轻盈，情重心怡，可称晚年书法的精品。
一九二〇年前后，因家里子女渐多，原先所盖“两渡书屋”已不够住，何澄又在“两渡书屋”西南边盖起了一幢二层的“灌木楼”。
“灌木楼”前后进连廊檐共长四丈四尺二寸，宽三丈八寸。墙身为三并砖灌顶，美松洋地板，有对扇玻璃，门窗带雨淋板。底层为两大间，楼上为五间。因春冬之季，苏州室内阴冷，何澄特意加增了土暖设备。之所以把这幢二层小楼冠名为“灌木楼”，实因何澄非常喜欢清乾嘉时期雅负盛名的汉隶大家桂馥所书的“灌木楼”匾额。不知此匾是何澄曾祖父何道生的遗留，还是何澄购自明末清初八分书大家郑簠（一六二二～一六九三，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室名为灌木楼）后人散出之物。总之，他认为“灌木楼”的诗意与谢灵运《山居赋》中的诗句“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沉以蒙茂”很吻合他做人做事的性格，于是就把这块匾额悬挂在客厅正面的墙上，楼名也就称为“灌木楼”，他的别署又多了一个——“灌木楼主人”。
“灌木楼”前，何澄精心修造了一座花园似的花木山，东西走向有一条山石铺就的曲径，东首有一座石龛，往前是一潭池水。沿石径而上，可见翠竹环绕的太湖怪石，虬树卷着石笋，细密的丛竹，山台上有草亭，石桌石凳……一九四〇年前后，何澄在“灌木楼”南边又加盖了一排小洋房。这一排小洋房分为两个居住单元，每个居住单元各三间，有后院，后院另有放杂物的小屋。这两幢小洋房，何澄本来是想留给在外留学的大女儿何怡贞和二女儿何泽慧回来住的（在网师园大门南边还有一幢，是准备给三女儿何泽瑛居住的），后来因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对外出租。我国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和《申报》总经理马荫良都曾在此租居过一段时间。
从建造“两渡书屋”到“灌木楼”落成后的十年间，何澄在“灵石何寓”广植花木，有些花木甚至是从日本购买回来的。据其手迹，“买杨枫二棵，松树十棵，杜鹃一盆，柳树二棵”。及至三四十年代，“灵石何寓”围墙上的爬山虎（地锦）已青翠满目，迎门不远处矗立的雪松高挺且有伞盖，雪松周围陪衬着各种松柏；绿荫斑驳下平坦的通道两旁，栽种着各种花卉树木，植物也由矮小艳丽的花卉而至高大雄伟的松柏，幽悠而深奥，刚到访者甚至一下都不知道房屋在哪儿。
何澄喜爱花木是出了名的，对花草树木有很浓的心结，凡他没有种养过的品种，见到或看到，就会托亲友给他寻找寄来这些植物蔬菜种子：
真山吾兄：
前送上之芦笋种法：第一年，指下种，在四月间；若分根，则在三月间（纸上宜改正）。依照第二年办法，翌年即可收获矣。请注意，弟之所编者，乃金陵农场专家梅君所口述，决无误也。
有一段时间，何澄甚至不顾中国社会文明发达程度，还想在天津开一花肆。他给与王家有姻亲关系的管凤龢去信商谈此事。管凤龢时在八里台吴家窑开办新农园，种植花卉树木。他在回复何澄的信中说：
弟意专事莳花，按之社会程度，纵览者决无多人，决不专开支种，非土产之花木，水土异，宜其始必多损失。此事应先物色得相宜之土地，从种菜园入手，渐渐及于花草。卖花利亦甚厚，初时恐销路不多耳（花不如蔬菜日用所必需）。
管凤龢既是这方面的官员型专家，又与何澄沾亲带故，他的话，当然有分量。何澄想想也是，开花肆，专事莳花的想法就此打消。
“灌木楼”本是一座普通不过的实用住宅楼，唯一与苏州当时一些名楼有异的是楼内有供暖设备。但“楼以人名”，再经当时一批顶尖的文人墨客常来观赏字画，吟诗作画，“灌木楼”渐成名楼。
何澄好友、金石家、草章大家王薳（字秋湄，号秋斋，别署觉岸草堂）作词赞何澄从“两渡书屋”到建造“灌木楼”，是一种从景到林邱的巨变：
寻诗花，读画得欢，酬吴下，相携过十秋。
尚忆旧村从两渡，今看灌木起重楼。
孤怀睥睨能专壑，世业峥嵘寄沤。
庸谓薄吟堪赋物，愿分清，景到林邱。
近代书画大师谢稚柳的哥哥、江南才子谢玉岑亦云：“亚农先生所居灌木楼，屋外丛树蔽天，坐卧楼中，吟诗读画，视如神仙。”
从一九一四年起，就与何澄在文事上往来不绝的宣哲（别号宣古愚）也作有赞“灌木楼人”和“灌木楼”的感人诗句：
倾盖知三绝（君工诗书画），驱车访十全（君所居街名）。
到门高柳合，扑地偃松圆。
酌酒忘炎暑，调冰接暮天。
琳琅看不厌，岸上米家船。
闻道归装好（曩岁，君携归杙敦两器及周秦鉨印数十钮，驰书见告，遂来吴门纵观），幽并忽倦游。
逶迤遵曲径，突兀见高楼。
庭广浓华聚，窗明远岫收。
长悬徐孺榻，恨我不能留。
斯世知何世，斯人竟可闲。
移灯然石里，凿井汲花间。
剪树成新句（君督园丁修树有诗），名楼得旧颜（君得桂未谷分书灌木楼额遂以名楼）。
东南吟眺处，屋角有何山。
深羡君偕隐，还招我结邻。
重为看竹客，不见咏花人（去年夏至日访君，适出游未值）。
天坠方忧杞，身安即避秦。
遥怜一尺面，又作昔年春（君外出牡丹盛开）。
亚农先生属作灌木楼第二图，媵以律乞正愚公弟宣哲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下午，吴湖帆到“灌木楼”借观“灌木楼主人”的北宋拓本《麓山寺碑》，回家后在日记中叹曰：“亚农园中之树十年来皆茂密成阴，布置又极曲折，地虽不大，颇具深致。”
一九三〇年冬日，何澄请前来造访他的老友宣古愚作了一幅“灌木楼图”，何澄感慨良多，即作题记曰：
余与宣古愚先生交游已逾十五年，真是倾盖如故，白首如新。先生每来苏州，必过敝庐。爱余园林之幽，知余性情之诚，纵谈今古，乐而不倦，故作此图，无异真境。先生誉吾诗书画三绝，实先生之自道。先生画法之高古，诗意之深厚，尤可感佩也！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何澄的几位老朋友，亦是正社画友张大千前来苏州，谢玉岑陪正社画友张大千来灌木楼造访，何澄又请吴湖帆、彭恭甫、陈子清、孙伯渊前来欢聚。纵观何澄收藏的前贤名迹，其中明末清初大书法家王铎的书画尤多，大伙因此戏谓这位亚农八兄和正社社长的“灌木楼”名甚好，但收藏了这么多的王铎的作品，居屋该叫“觉林”（王铎别号觉林）。乘此兴意，何澄就请这些正社画友合作一幅《灌木楼图》，于是吴湖帆、张大千合作了“灌木楼”主图，陈子清加绘了小桥流水，彭恭甫缀石灯、石龛，谢玉岑赋诗并记。图成，吴湖帆题跋于上：“《灌木楼图》，亚农表襟丈属题，壬申（一九三二年）冬日，弟吴湖帆”。
吴湖帆和张大千等书画家合作的“灌木楼”第二图，把正社雅集的地点画在了“两渡书屋”，而在“灌木楼”楼头画了何澄探头遥望他们的形象。
当天晚上，这一伙画痴画友又移到彭恭甫家吃饭。饭后，张大千、何澄合作了一张仿石涛画，张大千画水仙及瓶座，何澄画松，谢玉岑画梅，陈子清画柏，彭恭甫画竹，吴湖帆画兰及瓶。水仙、竹、兰、梅、松、柏为中国文人心目及画笔下的“六君子”，由当晚的六位画友各画一君子，实是一幅真正的“六君子图”。
一月十五日，何澄携吴湖帆、张大千等人合作“灌木楼图”至吴湖帆的“四欧堂”，时叶恭绰、张大千均前来，何澄请叶恭绰在《灌木楼图卷》上题词。叶恭绰欣赏之余，觉得灌木楼上不应该只有何澄而没有王季山，不妨把就楼头的何澄像渲成女相，“而别貌主人于篱落间”。众人皆叹许，于是何澄动手将自己改为女相，以示贤妻王季山。叶恭绰于是将这段墨林今话，题于画上。接着，何澄又请密友张大千题诗一首，其诗曰：
高卧松云谢远图，旧游清閟富三吴。
岁阑风雪天如墨，酥眼重温折股□。
其后，何澄将宣古愚所绘“灌木楼”第一图和正社画友合作第二图装裱成册，题为《正社画友合作及宣古愚独作灌木楼图》，予以珍存。一九三三年，何澄又请莲池书院的同学、此时已成为藏书大家的傅增湘题诗，傅增湘请何澄小候片刻，便吟定小诗四章，题于卷上：
豪气销除水石亲，买园幸与网师邻。
袖将搏虎屠龙手，来作移花种竹人。
掩蔼清阴绿上楼，墨卿题榜为君留。
评书读画闲中趣，入社琴尊集胜流。
宝轴牙签甲乙开，英英虹月照苏台。
似闻蓬岛鸡林客，争拜云林阁下来。
渌水名园杜老吟，君家自古擅山林。
满庭空翠何人扫，为写将军辟世心。
傅增湘的眼睛真毒，他看出宣古愚所绘第一图，“灵石何寓”院中有一持帚院的人物即是何澄，所以结合何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人生经历，吟出了“满庭空翠何人扫，为写将军辟世心”的诗句。傅增湘是翰林出身，也曾经政坛风云多年，是何澄保定莲池书院的学长，所以他的题诗总有一般书画家所没有的政治含义，这两句诗真是好极了，十分贴切“灌木楼主”的心迹。
一九三三年，何澄到大连，请罗振玉题写了引首《灌木楼图》。至此，集民国顶尖书画家和学者所绘题识题诗题跋于一身的《正社画友合作及宣古愚独作灌木楼图》终告完成，这幅图卷成为何澄所珍藏的为数不多的民国画家画作之一种。
“灌木楼”、“两渡书屋”也不尽全是文人墨客热闹的地方，还有一些政坛幕僚亦来交游。在这个小园内，就曾留有刘守中、薛笃弼和赵丕廉輥輯訛的身影。
最为奇怪的是，“灵石何寓”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小团体中重要的一员及深受“新月社”成员爱戴的王徵（字文伯）经常出入。
王徵，吉林宁安人，早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一九二七年八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十月任铁道部常任次长。一九二九年兼任平奉、平绥铁路局局长，九月，因白崇禧出逃京津案牵涉，遭拘捕。十一月任铁道部理财司司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新设立的中央设计局任职。一九四六年二月，任中苏双方正式组成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中方理事长代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任长春铁路公司监事会副监事长，全国经济委员会编译室专员。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十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王文伯去美国定居。
王文伯人极有趣，好说“打油话”，好唱“打油腔”，何澄的孩子们很喜欢他来。
一般人都是安居才能乐业，何澄却是安居与乐业同时并举。差不多在造“两渡书屋”的同时，他就着手建造厂房，准备开办益亚织布厂，出产爱国布。益亚之名，想必是开办之后有益于何亚农的一种暗示吧。
何澄之所以要开办织布厂，一是苏松地区是中国最大的手工棉纺织业区，开办于一八九六和一八九七年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揭开了近代民族工业的抵御洋布的序幕，利用产地集中的便利优势，可在大则消耗过甚，小则无竞争力之间，寻找到一种中型企业合理生存的空间；二是因为侄儿何浙生（原名何泽时，单名峕，字浙生，过继给何乃莹后，以字行）曾在北京办过一个名叫“和最时”的织布厂，以“荷花”牌祙子为最著名。“和”、“荷”都与“何”同音，“时”是代表何浙生，这个厂名颇有些谐音格——“何泽时”。然而事与愿违，何浙生的这个织布厂，在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的那些舶来品面前败下阵来，“和最时”最终倒闭。工厂易手他人后，何浙生把家中早已空出没用的马号修葺一新，改为车间，运回十几架织祙子的机器，留下一些熟练工人，在家里继续织“荷花”牌祙子。尽管工厂缩小了规模，降低了成本，出产还是不能和洋货竞争，被迫停工。何澄当时办厂，想借用的是何浙生办厂、印染和销售经验。
何澄在苏州安家办厂，苏州王家最高兴的是王季玉和王季烈。
何澄和王季山怀抱儿女回到苏州时，王季昭和王季玉已前往美国留学。王季山写信给二姊王季玉，告诉她和何澄的近况并顺便说了说家里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大事。十月二十二日，王季玉给王季山回了信：
锺弟呀：
我真的十分的快活，收到你的信，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最快活的就是听到你们买了五龙堂的地皮，想到以后要在那里建立家庭，我是何等的高兴，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仍旧可以在一起了。亚农哥办个织布厂，兴旺住在哪里？
搢如（王季常丈夫程钟绅）真是命苦，死得那么早。坤弟（王季常）近来境况怎样？他们家的三姨太找到没有？现在家里大小事情都由谁做主？坤弟是否更加难做人了，还是反而好些了？请你将家里的一切情况详细地告诉我。
二嫂（王季同第二任妻子管尚孝）是否生了？替我恭喜妈妈和各位嫂嫂，真是子孙兴旺。大嫂（王季烈妻郑孝瑯）一家都好吧？天津大哥做点啥事情？自从我的手不好，无法写信之后呢，家里的事情更不知道了。现在我的手虽然好多了，能够写字了，然而仍旧没什么力气，写多了手就发软。再加上我好久没写中文信了，多半全忘记了，我知道第一封信里有许多白字，请你不要笑话我，并且请你不要给别人看哦。
彬贞现在在哪里？和我在一个学堂的话，她应该比我小一班。锡贞是不曾来过，我也好久没和她通信了，不知道她究竟在哪里？不过上二个礼拜，季茞碰到一个叫%的校长，他告诉季茞说他正在等一个中国人，名字叫%Yang，我觉得那个人必定是锡贞无疑。然而那个学堂是预备学堂，不知锡贞为啥不能进大学堂，而进那个预备学堂？我想是因为我跌断手之后，她不知道我究竟住哪里，所以没写信给我吧。
现在我在这里的一切都蛮好，学堂里的医生在给我做电疗，一星期二三次。上次寄给你的英文信是否收到？上回寄的衣裳忽然退了回来，要重新再寄了，所以我不认为那信会遗失，大约晚几日就会到的。你是否知道心耕现在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做管理？我上个礼拜收到他（她）的来信了。
近来中国境况究竟怎样？见外国报纸上说，袁已经正式被选举为总统，国内民众的心情如何？近来各处是否都稍微平静点了？望你常常写信来告诉我，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十分欢喜听的。如果寄信觉得费用太贵，那么你可以写些明信片寄给我。向各位问好！
姊玉上十月廿二日王季烈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决不仕民国，避地天津，等待时机让逊位的宣统皇帝复辟。看到当年加入到革命行列的妹夫没有参加二次革命，在苏州安家兴业，他以为何澄不再是革命党了，所以在办厂方面为何澄出了不少力。如：王季烈从天津新沽怡和里十五号寄何澄明信片所云，曾帮何澄代买木机所用铁件及织布的梭子等物：
亚农妹丈大鉴：
前日奉赐示后，即往购木机用铁件十二付，价洋八元八角，又□杼十二个，□杼八个，共计洋十九元一角四分。此次之杼，系另一家所购，每千四曰七角六分，较劝□贱四分，惟不知货物稍逊否？乞试用之。该件于昨日托奉天船蔡姓带至上海，乞转告涵之点收为祷。津地尚安谧，然风鹤亦时有所闻，只好听之而已。此请近安。
兄烈顿首四月七号亚农妹丈阅下：
奉示已悉。洛生之件尚未送来。昨来函询此间有人南旋否？兄答以：“郑孟哲（孟哲即树人之嫡堂兄）明年（阴历）正月初五前准南旋，如年内另有他人则更好，但不易觅耳。”该件是否必须送苏州？倘尊处有人在浦口转交沪宁铁路，则托孟哲交津浦铁路寄，浦口当天天有便，否则只好俟孟哲矣。农事冬日无可进步。南方时时有暗杀事，可叹可叹！吾辈想望太平，不知何日得达目的也。此请双安烈顿首五弟（王季绪）过此，直赴京未见面。苏州今年田租如何？近日市面如何？黄涵之在上海亦办织布厂，未知情形如何？曾来请教一切否？怡珍（贞）、泽民想均异常活泼矣。山妹想安好。常妹近状如何？又启腊月十九日姻亲管凤龢也帮助何澄代买铙件、机器和帮找熟练织工：
八弟手览两诵：
……购铁件是何名目，是何形式？当所详示。画一略图，以免舛错。封河以后，邮寄实不便，如均九（王季烈）回南，交邮尚妥。已函问均九，何时成行再议。
……兄凤龢拜十二月十八日顷中桐洋行来言，购定之机器早已运至上海，请尊处即日往取为要。否则，多出机租，渠又赔累也。闻侄大致不能至苏，天津雇人不易，不如嘱浙生在京想法。均九日内想已到苏。此颂八弟安。
兄龢二月四日何浙生回复何澄询问办厂染布的种种情形：
八叔大人尊鉴：
连奉手示，敬悉一切。渐宣春序，生意自必兴隆矣。迩来京城布价，厂中售大洋四角，四尺布，店则稍昂耳。线价日涨，而各厂布反落，不解何故。侄厂仍照去年之价，京师各号均嫌贵，如李仲年等等。厂素布仅售五元一二。樊叔处闻亦减至五元四，如此竞争，损失故不可。
受叔（按：何厚香，海门知事，灵石两渡何氏厚字辈大排行十）前考知事，拟将工厂出倒（出割），嗣因落第，闻已赴津购线。该厂弊深，侄故不敢接办。又闻拟倒与管姑丈，移至天津。马车行一说，恐亦靠不住。千四杼已函托悦来栈通运公司在津代购，寄上海该联号。如寄苏不便当，须饬人往取。俟伊有回信当再飞函奉。
闻染线汽染最好。北京只有琉璃厂工艺局内一家，其锅炉系造烟卷者，因歇业改造胰皂，及染线用其机，价须三四千元。染线时铁管通于染锅内，少刻染锅即开，线丝用绳系好，吊在横竿上，时时翻动翻动，一机可装三四染锅。然此事亦要有经验。该厂徒弟亦有染花时，而其经理人确有把握颜色鲜明且无花弊。其他线店，直不可靠。日昨在益庆德（其价廉）所染之线丝正灰而其色竟带红，不得已仍送汽染厂矣。
受彤日前本欲来京，老张（按：何乃莹管家张顺）谓有一矿务事将发表，令其少候。又有河南胡君拟约其办矿，昨已函商，不识伊肯就否。
叔处厂屋想已竣工，铁机是否运齐？千四杼太密否？京师普通均用千三杼，千四杼则更细密，惟……帮助何澄办厂的当不止上述这些亲友，王季常当年也曾借钱给何澄用于资金周转。
何澄所办的益亚织布厂，约开办在一九一三年后半年。盖厂房所用的木料是从日本长崎赤司广乐园购买的，共计二十八立方尺。织机是仿造日本脚踏铁木机，以脚踏飞轮为动力，传动齿轮、杠杆，将开口、投梭等联锁，形成一体，效率比传统手拉梭织机增加数倍，这种仿造的脚踏织机益亚织布厂共有四十台，布幅为二点四市尺，月出布二百七十达。
出布后，何澄将品牌命名为爱国布，其中一种丝光布质量很好，销路还不错。何澄在上海的报纸上还打宣传广告，引得南洋爪哇首埠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振林公司还专门来函商其批发、包销或专卖。
代销的商家到月底才能回款，期间资金周转不灵的事也常常发生，为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不得不与亲友借款：
献臣二哥大人有道：
昨畅谈为快。敝厂幸蒙福佑，日渐发达，惟各处货款月底方能收齐。此时应用原料非现款不可。周转弗灵，愁思无策，不得已而求援。左右未审尊处能暂通融五六百番否？月底（本月卅或来月初二）即行奉还。经济充裕，营业即可发达，敝厂将来如有寸进，莫非皆公之赐也。可否之处，尚望示知为幸。
从开始办厂的兴奋到办厂后的艰辛，何澄体会良深。他在给钟丰玉（璞岑）的一封信中说：“敝工厂入秋以来，生意尚可，心血耗得无量，仅获微利，较诸为官难易迥殊，良可恨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国从战争的乌云中走出，开足马力，将各种日用消费品销往中国，中国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即告逝去。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何澄的益亚织布厂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仅为一千五百五十三元。一家中小型的织布厂，想生存发展谈何容易？约在一九二〇年前后，何澄把益亚织布厂卖给了一位彭姓商人，益亚织布厂被更名为新益亚织布厂。
在此后的日子里，何澄还开过以二子何泽涌、三子何泽源最后一个字命名的“涌源面粉公司”，最大的股东是他族内二哥何厚琦（子彰），但没经营多久，就易股换了主人。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各地兴起一股垦荒热，各种名目和背景的垦荒公司纷纷挂牌。对于买地垦荒，像日本那样满山遍地都是树，何澄的兴趣更大。从汉口荒经公司，到安徽林垦公司，他都托亲友为之打探，欲意购买合适之地垦荒植树。但他相中的不是人家把持地皮不卖，就是因售价太贵而作罢。好不容易在江苏与安徽交界之处寻得一块连在一起的整片好地（一万五千多亩），因一人拿不下，联系了诸如黄郛这样的诸多好友，又挪借了一大笔钱大概才买下：
亚农兄鉴：
示悉。地事甚好，弟拟先定五六百亩，惟缴价约在何时？该地在江北何处？交通情状若何？买成后是否按照前定办法按股分地等等，均盼详为见告为祷。连日奋笔疾书（按：黄郛此时正在撰写《欧洲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之一种），颇忙迫也。我兄近状若何，烦为示及。匆此，即请双安弟郛顿首兄前购之地，云可得二千收入，此在何处？弟尚未知也。
何澄买地经营的事，被侄儿何泽贶知悉后，并不赞成：
前函言垦荒之事，大有可为，但须调查清楚，计划妥善后，方可从事。前者四叔、小三叔、朱子樵、王少庐等营经荒地，都遭失败；刘寿山何等精干，在洮南耕荒，亦归失败。骨董铺比较易办，买卖不好，不过赔费用而已。
事情的结果，自然是垦荒未成，骨董店亦未办成。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壮志未酬的孙中山逝世，何澄哀伤至极，用所藏珍贵的元末明初古纸抄录了廉南湖吊孙中山诗，痛悼这位肇建共和的革命伟人：
精神所寄无生死，天道休疑渐不公。
苍狗白云关世运，残山剩水哭英雄。
相逢衮衮谁堪嗣，欲挽滔滔力已穷。
铁血牺牲缘底事，盖棺论定古来同。
右廉南湖吊中山先生诗也，余爱其哀切录存之。
两渡村人一九二六年，国人不满军阀横行的言论和消息报道喧嚣尘上，何澄有感于北方大旱，江苏风雨不调，粮价上涨，给正办起《太平导报》的赵正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谈时局和粮食问题。赵正平读后觉得粮食恐慌确是一大问题，但感觉“为文又不能如兄言之成理，故认为有介绍尊论于世之必要也”，便将何澄的这封信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出版的《太平导报》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加标题刊发了出来。
何亚农论时局与粮食问题书日前到沪，只以匆匆未能访谈为恨。时局变化之速，虽无足惊怪，然此等时局，自了不了。不仅小民，盖各省均有连带关系。而各省执政者，均有数年恩仇历史。一旦忽曰闭门自了，势非容易。
昨接徐州友人书，谓：此间已定国是，保境安民，不问境外。我辈居江南者闻之，能不欢喜？惟更深一层思之：吾人未敢就相信安心也。盖我不侵人，能保人不侵我乎？使人不来侵我固有道，则保境安民，不问境外，可为不使人来侵之道乎？且一省安能定国是，保境安民，不问境外？空空洞洞，又何足谓国是？我想此刻时局虽纷扰，似难整理，然实有整理澄清之道。今日之无办法措手者，乃执政者学问才能不足耳。否则，何以古代乱后有治，即治者非天力，实由人耳。所谓人存政举，果能有学问才能者，吾敢断定，治此乱国易如反掌。何以故？故有学问方能有主义；有才能方能行其主义也。足下试观今之各省当道首领，能备此四字（按：指学问才能）者有几人？宜天下扰扰攘攘不已也。弟非敢轻视若辈，而为虚谈，实以廿馀年之经验，确有此感觉，兹举一例。
例如，我辈所见之一班志士伟人、军阀官僚，得志在位，纵欲自杀，失意下野，堕落忧愤，或以嗜好消遣，或以邪道运动，急图复兴，纯以个人得失为忧喜，不明自做事乃为国家社会服务，绝不知在位时勤谨办事，去位后潜心平气研究社会上一切不明白、不熟悉的事，故纵然侥幸再得位，其根本欲为恶者，不必论矣。既有自好者，然一切模糊，势非颠倒错乱不可。此说非弟武断，确有事实足证。如吾弟居苏州，平日尚处处留心，然清楚者不过苏州而已。至无锡、常州、宜兴、吴江、昆山等，虽亦有所知，然不过大概矣。地方情形明白，方能办地方事，此乃不易之理。倘一切不明白，是非等于聋瞎木偶，安有办好之理。故弟常戏言：“如使我治苏州，尚敢；倘使我治江苏，我实不敢也。”足下试思，今之人学而优则仕者有几？平日不念经，临时抱佛脚，世人通病。果真将来明白一县情形者治一县；明白一省情形者治一省；明白各省情形、世界情形及各党各派情形者，再言治中国。如此，吾敢断定中国未有不治者矣。此是弟个人意见，高明以为如何？
昨读贵杂志，关于民食问题，有所研究。此事，弟初以为一省问题，不欲议论。细思关于全国民生至巨也。今日全世界纷扰不宁者，厥为民生问题。此事中山先生确已了解其必要，故对民生主义言之极详，且得其精神，故明确言：“俄国式之马克思主义只能偶然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又言：“中国非贫富不均，乃全是贫，今之纠纷，乃大贫小贫自扰，非贫富冲突。”又言：“欲解决社会问题，非讲民生主义不可。讲民生主义，非先使民富不可（所谓民足君，熟不足）。使民富，非增进生产物不可。”吾读此数语，觉人人有面包吃，扰乱自少。
今各省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乱何能己。即如江苏素为生产物发达之区，尚且如此，黄河流域可想而知矣。今日北方实一时不易挽救，如江南，吾细密思之，并非水穷山尽，确有补救之方。此事刻下人多注意，想已感受切肤之痛矣。弟居苏十馀年，虽不敢留心国事，然以其切己之故，曾少研究，兹略将管见写出一二，愿与足下商確之，或有补于江苏也。
吾忆民元二年，吾移居苏时，米最贵不过五元，更忆前清宣统年间，米最贵不过四元，同光更无论矣。民十以前，米贵不过十元，今米十三四五元矣。推求其故，几言人人殊。然就吾研究所得，考最大原因，生产减少，处理不得当也。当此交通便利时代，邻省如邻县，邻国如邻省。邻国不足，固受影响；邻省不足，受影响尤速。故江南丰、邻省荒，等于江南荒。若江南因种种原故，致生产顿减，则更不堪设想矣。近年以来，邻省广种鸦片烟，减种五谷，于是民食顿减缺乏，势不得不运江南之民食以周济之，则江南纵不荒，邻省亦不荒；而种此毒物，自然生产减少，民食不足，江南等于荒，江南等于种毒物，于是举国交困矣。此乃唯一米贵之一大原因也。以有易无，经济通例也，今古不变，惟输出须有限制，斟酌适当之数目为最要之事。查前清时代，虽无经济新学识，然以经验所得，确有与现代暗合者。例如，江南在前清，每年规定运米四百数十万石于北京，曰漕运，至今年，年犹例收漕粮不改。虽曰运河运漕米之事已除，由表面观之，似轻江南担负，增益江南民食，然内容实不仅照旧（漕粮仍照收），且输出私运无限制矣。故当前清时，每年运北米四百馀万石之多，而米价不昂（约四五元），今则漕米不运，米禁森严，反价增不已，缺乏愈甚，宁非怪事？此等重要民食，生命最有关系之事，而无人细心管理，亦米贵之唯一原因也。吾常对人云：“江南如欲解决民食问题，非以新经济方法，有组织的管理不可。江苏宜设一粮食管理局（欧洲各国有行之者），先从事于调查统计，而后适当处置之（此外并严督改良农业，使增进发展）。”此事以处置为最要。例如，预计今年收获丰，除调查全省人民需用及备荒外，应由省政府设法输出。倘预计今年收入不足，应由省政府就邻省或邻国酌量输入存储，以备不时之需。如此，若巧妙灵活办理之（平衡米价），不但民食无恐，省政府可致富也。此非弟个人空想，良以近年来感受衣食不足之痛苦，随时研究，到觉非如此不能挽救。未审高明，以为如何？
何澄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我辈所见之一班志士伟人、军阀官僚，得志在位，纵欲自杀，失意下野，堕落忧愤，或以嗜好消遣，或以邪道运动，急图复兴，纯以个人得失为忧喜，不明自做事乃为国家社会服务，绝不知在位时勤谨办事，去位后潜心平气研究社会上一切不明白、不熟悉的事，故纵然侥幸再得位，其根本欲为恶者”的军阀宣称“已定国是，保境安民，不问境外”进行了法统上的诘责：“一省安能定国是，保境安民，不问境外？空空洞洞，又何足谓国是？”依他的观察看，当时各省执政者大都是些学问才能不足的人，所以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什么“主义”，更不可能“行主义”。对当时江苏出现的粮荒的问题，何澄认为这事说到底，大者是一个民生问题，并特别服膺孙中山的这三段言论：“俄国式之马克思主义只能偶然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又言：“中国非贫富不均，乃全是贫，今之纠纷，乃大贫小贫自扰，非贫富冲突。”又言：“欲解决社会问题，非讲民生主义不可。讲民生主义，非先使民富不可”；小者，是一个现代组织的问题。他说：“江南如欲解决民食问题，非以新经济方法，有组织的管理不可。江苏宜设一粮食管理局，先从事于调查统计，而后适当处置之。”在设立现代组织粮食局后，他认为“以处置为最要”，并给出如何处置运作的方式：“预计今年收获丰，除调查全省人民需用及备荒外，应由省政府设法输出。倘预计今年收入不足，应由省政府就邻省或邻国酌量输入存储，以备不时之需。如此，若巧妙灵活办理之（平衡米价），不但民食无恐，省政府可致富也。”从这些论点来考察，何澄目光远大，国家观念居首位，于现代组织系统了然于心，所以事事处处能从大处着手眼，小处着手。何澄没有明说的是，民国肇建后的一年，即一九一三年，苏州的米价最贵不过五元；而前清宣统年间，米最贵也不过四元；清同治、光绪似更低廉；民国十年以前，米价涨了，也不过十元，而时至今日，米价竟达十三、十四、十五元。他的言外之意是，袁世凯治下的民国，人民生活不如前清；军阀混战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如袁世凯统治时期。这样的民国，已根本不是孙中山所期望实现的三民主义，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有切实重新缔造一个统一、和平、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何澄终于下定决心，弃工从幕，踏上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