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参加地质工作，我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这一职业，对自己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个人奋斗目标。那时初到西南地质局511地质队，以后体制改变成为四川省地质局华弹地质队，再后又易名为101地质队。我把地质队看成我的“家”，我随它南征北战。在早期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从“康滇地轴区”的宁南到喜德，再转战到“龙门山区”的江油、平武、什邡和绵竹等地。那是“大跃进”的年代，随后又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先后参加过对宁南银厂沟铅锌矿、宁南华弹铁矿、喜德喜米窝白云岩矿、江油观雾山－太华山铁矿、什邡马槽滩磷矿、绵竹汉旺清平磷矿的地质工作。我作为矿区地质工作者，从综合研究到技术管理，全身心地投入普查、详查到勘探的全过程，兢兢业业地工作受到主管技术领导的看重。依我的专长和能力，领导安排我长期在大队地质科综合组负责日常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从地质设计的编制和实施，从阶段性工作报告到最终勘探储量报告的编定，甚至一些专题项目我都参与，本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宗旨，促使自己业务技术不断长进。1957年地质部地科院专家盛莘夫带领了一支“康滇地轴地层研究队”来到华弹矿区作地层研究，我有幸结识了其中一些搞古生物的研究员，在他们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写就了参加工作以来第一篇论文《中国中奥陶纪沉积鲕状赤铁矿新见》的地质报道文章，不久在1957年第10期的《地质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可是却招来不幸。在那个年代里，强调政治挂帅、强调又红又专，各种政治运动伴随而来，我受到运动的洗礼。什么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帽子等等，对我冲击很大。之后，组织上对我作了甄别和谈话，安抚我振作精神，提高认识，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时的我太年轻，只钻业务不懂得突出政治，不懂得人际关系，此后我的处世变得谨慎了。为了改变自己的环境，是主管技术的领导想到了我，推荐我去学习古生物鉴定，工作单纯，联系面也就不多了，我毅然答应决定离开大队地质科综合组工作。1964年春，我到了成都地质学院，在地质部西南地区古生物专业培训班学习进修了近一年时间，回到101地质队后，开始做地层古生物工作。这份工作使我感到了专业的单纯性和可研究性，我的地质人生就此开始了新的转折。1966年春，我被调往四川省地质局第三区测队，真正实现了从事古生物专业的梦想，一干就是24年，工作地域属地质空白的川西高原和西藏东部地区，在我的地质人生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在区调队的岁月
区调队的前身是三区测队，1965年建队在名山县城西乡水碾坝。队上缺少古生物专业的地质人员，我受四川省地质局调遣，于1966年3月从101地质队调到了区调队，参加1：100万昌都幅区调工作。那时的我，年方31岁，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来到新的环境，自有一番感受。当时的“四清运动”已将结束，出队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队上从技术工作组织和后勤工作安排，都已周到齐备。从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考虑，又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共同签订了《昌都幅地层古生物工作协议》。出队时，南古所人员加入分队小组，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欢送的气氛中，和我们一起出发了，这是我首次出征高原。汽车在川藏公路上奔驰着，经过雅安，翻越海拔3212米的二郎山，再到泸定、康定，直到海拔4225米的折多山，已进入了高原地区。5月初的高原气候还让人感到寒冷。我们经新都桥过雅江到理塘，来到这个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县城，初上高原的人们开始了头昏脑涨的高原反应。天空的大气变化莫测，不时还有暴风雪的突然袭击。驾驶员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雪将我们小组按计划送到了目的地，这就是当时的“义敦兵站”，它处在陡峻山谷的川藏公路线上。我们沿着公路开展了对“义敦群”地层的研究，有分队技术负责文沛然，组长陈功柱、宣传员王金成，小组成员有我和周治国、徐德鸿，还有南古所朱瑞芳、胡兆徇的配合。我们从踏勘、找化石、选定剖面位置进行施测，人人都有分工。一张凝聚着集体智慧又似有立体感的地层剖面原始图终于完成了，可以说是我妙手亲笔留下的一张得意之作。“义敦群”地层的划分初步解决了，按照地质工作的“由点到线和由线到面”的工作思路，它向北的延展与“德格群”的关系又怎样？带着这个问题，我受分队文沛然的委派，与刘光斗转战到德格，在前人“百万踏勘组”工作的资料上，从雀儿山下的德格柯鹿洞，沿川藏公路至金沙江边，再进入西藏江达岗拖兵站，作了沿线的地质构造的研究划分，在首次采到中生代三迭纪珊瑚化石的基础上，使“德格群”与“义敦群”的关系和对比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可是，在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席卷之下，区调工作暂时受挫停顿又逐步恢复正常，我也因之有幸多次参加了野外分队小组的配合工作，与邱礼仪、高恒柏、沈其祥、郑裕民、陈功柱等人合作，发挥了个人专业特长。我除了参与路线地质填图，帮助寻找化石、确定地层时代层位，还参与测制了乡城正斗牛场和巴塘中咱地区古生代地层剖面，采集到大量化石标本，为昌都幅地层古生物研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这令我感到欣慰，似乎忘却了野外工作的艰辛劳苦。
爱上了我的古生物专业工作
在区调队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内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每年都有机会鉴定大量的古生物化石标本。我在区调队24年时间里，在1：100万区调和以后1：20万区调期间，我接触到的珊瑚类化石标本的数量大约有六七千种之多。我出于对专业工作的酷爱，不得不经常到磨片组参与磨片并做些实际指导，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提高磨片质量。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某些化石的结构，我利用制砖用的、黏性很好的黏土，亲手制作了一批模型，在各个切面上画上应出现的构造要素，包括正确方向的切面与不正确方向的切面，将这些模型作为直观教具，为他们讲课，以期他们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磨片制作质量，达到可供鉴定的要求。面对大量需要鉴定的标本，我通过自己潜心的研究，为分队小组提供了大量的鉴定成果报告，满足了区调工作的需要。遇上难题，我经常下班之后，又重返自己的工作室，悉心研究到很晚。我想，搞技术工作还是要有点钻研精神。“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着我们的干劲。为了更好地与南古所共同完成昌都幅地层古生物合作项目，我和石权两人多次携带大量的标本前往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参与合作，每次的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得到他们的帮助，并建立了一定的友谊，推动着工作的进展。昌都幅内古生物化石的特异性，在吴望始的敏锐直觉下，我们在《古生物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首次发表了《四川巴塘、义敦的晚古生代四射珊瑚》一文。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又分别配合邓占球、吴望始的工作项目，开展对昌都幅内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图文并茂，描述了川西藏东和滇北地区古生代四射珊瑚化石和晚三迭世的石珊瑚化石。这一科研成果终于在1984年，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川西藏东地区地层与古生物》（第4分册）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这是昌都幅百万区调工作“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一项丰硕成果。之后，我与云南地矿局区调队黄铭卿合作，共同担当完成了“三江”地区泥盆系地层的研究，编入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区域地层》专著中，于1992年由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可以说，这是我“地质人生”中留下的最后的印记。当我54岁告老回乡调回了常州，离开了地质部门、离开了区调行业，告别了我的古生物专业，但那段岁月至今仍使我留恋难忘……
回首往事
在我34年的地质人生中，我一直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信念来要求自己，要在顺境和逆境中，正视自己、抓住机遇，就是转机。从矿区地质工作到区调工作，我从中得到很多成长的机会，特别是在古生物专业得到了有“用武之地”的发展。1980年12月，我晋升为地质古生物专业工程师，之后被选进区调队第二届职代会主席团。在这个地质之家的集体环境里，我对区调队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野外高原的生活，我们经受了风餐露宿的甘苦，我们也住过藏牧民的牛场，夜晚的天空是满天星星，睡的帐篷底下是青草和牛粪，我们用烧着的干粪取暖，也用它来烧烤我们的食物。在此过程中我只有一个愿望：适应环境。在艰苦的环境里，我们野外工作所到之处，也使我饱览了高原的地质地貌景观，唯有搞区调工作才能因此开阔自己的视野。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风光和当地的人情风貌，都构成了一幅幅美好的画卷，可惜却没能留下镜头。而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是区调队中的老同事、老战友们的不怕艰苦的奋斗精神，这才是我们取得区调成果的根本，同样也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回首我们四川区调工作50年的成就，可谓“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展望未来，后继有人，前景更加美好。
完稿于2008年11月23日
我的地质区调生涯
郑裕民
我的地质区调生涯是从1956年初开始的。1956至1959年，我在四川石油普查大队，先后参加了1︰20万川中大足幅、川北镇巴幅、川东万县幅、川南桐梓幅等地质填图和龙女寺构造详查。那时的地质填图是由两个分队一年完成一个1︰20万图幅。每个图幅工作先是大家一起测地层剖面，建立填图单元，然后再分小组按间距两千米的路线填绘地质图，年底回重庆编写报告。
1960年我调到甘孜地质队区测分队，从事川西高原地质调查工作，起初是在苏联专家戈尔金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他把西康群划分为折多山（砂岩）、下提姑（砂、板岩互层）、新都桥（黑色板岩）三个层序。我们每个小组按他布置的路线工作，在路线上观察记录，还要采集不少标本。跑完路线大家集中起来，他在地上画一个图，让我们把采到的标本放在地图上，由他来画地质图。
戈尔金走后，我们又作了大量的剖面测量和路线地质调查，我在赵友年领导的分队当一名小组长，当时的劳保装备仅一件油布雨衣，工作艰苦，治安复杂，我们小组由解放军一个排配合工作。在道孚葛卡翻雪山遇阻，大部分人（包括解放军）都得了雪盲症，撤回森林待了一个多礼拜。在玉科我们找当地老乡买了青稞自己磨成糌粑，每个人都分1.5公斤，我一口气就吃得精光。工作、生活虽然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完成了野外工作，回到了成都，住在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编写了最终报告。
1961年甘孜区测分队划入了新成立的第二区测队，队部起初设在新津，后迁至广元。我被安排在大队综合组，在郝子文总工、徐宪、关建哲的指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其间同吴盛莲到陕西地质局搜集区调资料，学习兄弟省区调工作方法和经验。
为开展川西高原1：100万区调工作做准备，1964年成立了百万组，我和杨乃儒任组长，我们20多人分成两个小组，杨乃儒带一个小组在茂县-松潘-马拉墩测剖面，我带一个小组在宝兴-小金-马尔康和理县-茂汶测剖面。我们这个百万组在阿坝州很活跃，特别是打篮球还小有名气。在地质方面，何应信在宝兴-小金剖面上发现了早三叠世双壳化石，从而确定西康群有下三迭统，并建立了菠茨沟组，摸到了西康群的底，受到地质局王朝钧老总的表扬。
1965年初，一区测百万组、二区测百万组和广西一个分队等各路人马，组建成三区测队，队部设在名山县城西水碾坝，工作任务是开展1：100万昌都幅区测。三区测队成立后，随即搜集并熟悉区内有关地层剖面，年底编写昌都幅总体设计。我和王忠实、杜其良等测制了德格剖面，侏倭剖面并参加了设计编写。
1966年开展昌都幅1：100万地质填图和矿产调查。大队设3个分队和1个昌都大组。我在二分队，分队长是唐成辉，指导员是苏君儒，我担任分队技术负责。分队设9个小组，大队领导深入基层和小组成员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书记段志清在高恒柏小组，队长王景泰在杨乃儒小组，政治处主任王庚武在杜其良小组，陈绍章在杨恒书小组，总工刘万熹在雅江现场指导工作。分队女同志吴廷漪、马学勤、刘绿萼等和男同志一样在小组工作。段书记和我们在康定大雪山一带填图，吃的是从老乡那里买的连麸面，晚上在大树底下披一件油布雨衣过夜。分队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当年就完成了9个1：20万图幅的填图面积。
1970年我在大队综合组搞综合研究工作，并随组长李中海在昌都一带调研。1971年我和张能德同志，参加了西南研究所刘增乾专家主持的西康群专题研究工作，随后又参加了1：100万昌都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任地层组组长，编写了西康群一节。
1972年，三区测队开始搞1：20万区调工作。我从1972年至1984年这13年间，都在分队从事图幅工作。1972年任一分队技术负责，和分队同志们一起在昌台幅测制地质剖面，进行水系重砂测量和群众报矿及矿点踏勘工作，当年杜锡渊小组发现并踏勘了呷村铅锌矿点，初步圈出了三个矿体。1973年至1984年任三分队技术负责，在分队支部书记王天正、分队长贾兆庆、郑尚琴等的领导下，分队完成了得荣幅（1973年至1976年）和稻城、理塘、贡岭三幅联测（1977年至1984年）1：20万区调工作。这几个图幅位于川滇两省三州交界地区，跨及横断山及青藏高原，地质构造复杂，野外工作艰苦，分队同志历经艰辛，团结奋战，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分队被评为部和局的模范集体，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得荣幅和理塘、稻城、贡岭三幅联测1：20万区调工作，在基础地质和矿产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提出并论证了金沙江构造带的混杂岩、板岩缝合线、义敦火山弧、发现了前寒武系、桉树古植物群、放射虫硅质岩、耳泽金矿、里农铜矿等。在区调工作中，我们请来地科院张之孟专家等，合作研究青藏高原三江地区板块构造，其研究成果《川西南乡城-得荣地区的两种混杂岩及其构造意义》《金沙江板块缝合线上的消减作用》等十多篇论文，发表在《地质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我在喜马拉雅地质科学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川西稻城-木里地区地质构造新发现在青藏高原地史演化上的意义》。理塘、稻城、贡岭三幅区调联测报告获得地矿部1990年勘查成果二等奖，耳泽金矿获得地矿部1993年找矿三等奖。
1985年至1987年，我参加了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编写工作，任编委会委员、编图组组长。在地矿局郝子文总工的带领和指导下，主编了1：100万四川省地质图。《四川省区域地质志》是全川地质工作者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获得了四川省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8年至1996年，我又回到三分队，任分队技术负责，和分队领导李跃章、李世林、黎尚品等带领分队全体同志，完成了松潘-南坪地区漳腊、黄胜关等八个图幅的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至此，为我40多年的区调生涯画上了句号。
2009.3于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