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迁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拓跋宏的目的是推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为拓跋宏大刀阔斧地深入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祖母冯太后一样，拓跋宏的深入改革也是先从政府人事开始的。
拓跋宏到洛阳不久，南方的大士族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来到邺城。王肃是东晋大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他尤其精通政治，给北方王朝带来了完备的汉族政治思想和制度。拓跋宏听说王肃在邺城，亲自召见。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态度不卑不亢，对国家大事和发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非常切合拓跋宏的思路。拓跋宏细心地与王肃交谈多日，有时谈至深夜也不觉得疲惫。拓跋宏向汉族靠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正需要王肃这样的人才。拓跋宏放心地对王肃委以重任，亲切地呼他为“王生”。之后北魏王朝的礼乐改革，移风易俗和制度制定，多数是由王肃主持的。在改革的旗帜下，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反对改革或者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拓跋宏通过人事调整，逐步清理出了政治核心。拓跋宏任命反对迁都的冯太后亲信拓跋丕留守平城，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又如原本显赫的陆睿由镇北大将军调整为尚书令、定州刺史。
政治上的改革相对简单，社会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迁都洛阳后，大批鲜卑人南下中原，来到汉族核心地区。这些鲜卑人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与汉族人显得格格不入。多数的鲜卑人不会说汉语，就是在朝堂之上，鲜卑族和汉族的官员也不能直接交流。为此，朝廷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专门的翻译。习俗与语言的冲突还是其次的，最大的问题是大量鲜卑人来到洛阳地区，居无定所，又不擅耕种，缺乏粮食。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南迁的鲜卑人难免人心恋旧，对迁都颇有微词。
拓跋宏很快就将改革触角延伸到了社会风俗和思想领域。他下令官民禁穿胡服，服装一律依汉制。此令一出，引起了鲜卑人的巨大反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治虽然是上层建设，但毕竟不是一个民族内在的特征。而服装以及语言、风俗等与民族心理紧密相连，是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区别的主要特征。接到命令的多数鲜卑人都没有改换服装，依然我行我素。留守平城的太傅拓跋丕就公然拒不换装。
太和十九年（495年）年初，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拓跋宏的岳父，按礼拓跋宏要参加他的葬礼。于是拓跋丕联合陆睿等人上书，请求拓跋宏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朝廷刚刚搬迁到洛阳，百废待兴，如果皇帝公开返回平城参加葬礼，无疑给反对迁都的人增加了口实，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迁都带来的不便。拓跋宏一眼就看出了拓跋丕等人的心思，斥责他们“陷君不义”，下诏将拓跋丕降为并州刺史，调离平城，其他官员相应降职处理。至于冯熙的葬礼，拓跋宏下令将他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不久，拓跋宏的一个堂兄在洛阳病故了，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拓跋宏的堂嫂子早死，已经葬在平城，那么这位堂兄是否要葬回平城呢？按理说，拓跋宏应该让人家夫妻团聚，但拓跋宏却借机规定从平城地区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已死而且葬在代地，妻子死后可以归葬；如果妻子已死而且葬在代地，丈夫死在洛阳后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拓跋宏还干脆将所有南迁官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类似的改革很多，比如让鲜卑人学习汉语。拓跋宏首先在朝堂上做起，规定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不讲汉语的，一律免官，30岁以上的官员不强求，但也要慢慢学；又比如下令鲜卑人将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拓跋宏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拓跋宏就变成了元宏。其他的，比如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氏改为陆氏。
语言和姓氏等是一个民族的鲜明特征，对一个民族的心理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拓跋宏要求在短时间内告别以往的民族特征，尽量磨平民族差异，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整场改革行动更多的是依靠拓跋宏的皇帝权威去强力推行。一次，拓跋宏出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许多鲜卑妇女还穿着胡服，回来后就责备相关官员没有落实改革措施，进行了处罚。为了让皇族起表率作用，拓跋宏下令北方四个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与各个高门大族联姻，与汉族大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拓跋宏娶了他的女儿为妃。拓跋宏的六个弟弟已经娶妻，也在哥哥的要求下再婚，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有一次，拓跋宏在洛阳街道上看到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上，全副鲜卑打扮。后到宫中，拓跋宏就召见群臣，公开责备了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查不严，落实政策不力。拓跋澄自我辩解说汉化政策贯彻落实得不错，只有少数人还固守鲜卑服饰和语言。拓跋宏尖锐地反驳说：“难道要多数人都保留鲜卑服饰，讲鲜卑话，才能算你督查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气鼓鼓地转向史官，命令将这件争吵如实记载在国史上。可见，拓跋宏推动汉化政策是如何雷厉风行。
迁都和汉化改革，是拓跋宏眼中的国家正确发展道路。为此，他不近人情而又孤独地前行着。
二
不客气地说，拓跋宏的改革是对鲜卑族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否定。
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拓跋宏推行的力度越大，意愿越坚决，反对派设置的阻力也就越大。
拓跋宏对反对改革势力的做法只有一个：强力镇压。
拓跋宏很早就立长子元恂为太子。太和十七年（493年），元恂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拓跋宏动身去洛阳“南伐”前夕被立为太子。之后，元恂跟随父亲来到了洛阳。拓跋宏出外征巡时，元恂都留守都城，主执庙祀。拓跋宏父子的关系还是正常和睦的。
元恂年纪轻轻，却长得很胖很肥。他肥到什么程度后人难以有确切的数据。一到夏天，元恂就浑身流汗，很不舒服。迁都到洛阳后，元恂对河南的气候很不适应，老是想念平城相对凉爽的气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纯真的，不带任何政治因素的。
496年，拓跋宏巡幸嵩山，留元恂在洛阳主持政务。
出巡途中，拓跋宏接到了皇后的紧急报告，说元恂要逃回平城去，还亲手杀死了苦苦劝他留在洛阳的中庶子高道悦。领军元俨为了防止变乱，赶紧关闭宫门，才阻止了太子的出逃。接到报告的拓跋宏中止了出巡，匆匆返回洛阳。
经过初步审讯，元恂出逃的经过非常清楚，自己也供认不讳。因此元恂被捕。拓跋宏将儿子的出逃上升到了政治事故的高度。这也难怪，拓跋宏长期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旋涡之中挣扎斗争。他独自推动改革的车轮向前进，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拓跋宏感到累了。元恂逃到哪里避暑不好，偏偏要选择平城。平城是拓跋宏要舍弃的鲜卑民族落后保守的象征。元恂要逃回平城，难道不是公开和自己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吗？这样的太子还怎么能托付大任？
拓跋宏迅速废黜了元恂的太子位，当众斥骂他的罪过，还亲自杖责儿子。后来打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替他杖责了元恂百余下。元恂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一顿打下来，遍体鳞伤，足足一个月趴在床上难以动身。拓跋宏还恶狠狠地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之后，废太子元恂被软禁在河阳，由兵丁看守，每日只有粗食过活。残酷的政治斗争让拓跋宏丧失了理性的感情。
真正反对迁都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元丕、穆泰、陆睿等人。
穆泰出身鲜卑贵族世家。祖父穆崇对拓跋珪有救命之恩，任太尉，封安邑公；父亲穆真是冯太后的姐夫。穆泰本人又娶了章武长公主，既是功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征北将军等职。穆泰对拓跋宏还有“救命之恩”。最初的时候，大权独揽的冯太后曾将拓跋宏幽禁，计划废黜。穆泰劝谏冯太后不要随意废立皇帝，保全了拓跋宏的皇位。拓跋宏亲政后，对穆泰很感激。君臣两人关系一度非常亲近。但是拓跋宏推动迁都和汉化改革后，穆泰毅然站在了反对立场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顽固的老贵族。
太子元恂要逃回平城的那个夏天，穆泰正在定州刺史的任上。穆泰对逐渐深入的改革难以接受，借口不适应定州的气候奏请转任恒州（治所就是平城）刺史。当时的恒州刺史是思想同样保守的陆睿。拓跋宏于是决定让穆泰、陆睿二人对调一下职位。
穆泰在回平城的路上，不满和失落的情绪让他做出了割据平城叛乱的决定。等他到恒州时，陆睿还未起程。穆泰就煽动陆睿共同起兵。两人一拍即合，并联络了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等人参与。其中元隆、元超、元业三人是元丕的儿子。这简直是一次保守势力的大集合、大检阅。他们秘密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新主，要与拓跋宏分庭抗礼。
元颐却对起事缺乏信心。这边来推举他的人刚走，他就派人快马向拓跋宏告密。拓跋宏立即派任城王元澄率领大军讨伐。元澄先派治书侍御李焕潜入平城了解情况。李焕在平城展开了成功的攻心离间工作，各个击破叛乱分子，很快瓦解了叛军的士气。穆泰自度必败，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带上一百多号人围攻李焕的住处。结果没有打下来，穆泰只好单枪匹马逃跑，被擒。元澄的大军迅速进城，将叛乱分子一一抓获。
事后，拓跋宏御驾亲临平城，审问罪犯，穆泰等多人被斩首。陆睿是老臣。冯太后曾赐他铁券金书，答应许他不死。拓跋宏没有将陆睿斩首，而是赐死。平城发生兵变时，元丕已经80岁了，并不在城内，更没有参与兵变，但他的儿子曾将密谋告诉过父亲，元丕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元丕被认为“心颇然之”，应该连坐受死，但拓跋宏念他在冯太后当年要废黜自己时曾和穆泰一起固谏，加上元丕也有免死诏书，因此只是被削爵为民。乐陵王元思誉、穆熊等也被削爵为民。
平城的未遂兵变，让拓跋宏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也让他加深了对反对势力的警惕和仇视。
平城的兵变平息后不到四个月，拓跋宏下达了对废太子元恂的处决令。
废太子元恂在河阳每日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每天的行动主要是礼佛诵经，还经常书写学佛心得。太和二十一年（497年）4月，中尉李彪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拓跋宏随即派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赐死元恂。元恂死后，粗棺常服，被葬于河阳城。
元恂死后的第二年，御史台令龙文观违法当死。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龙文观在审讯的时候交代了许多问题。他曾经接触过废太子元恂，说元恂被拘押时，写了很多书信。龙文观不知道元恂所写书信的内容，供认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很清楚。为了查明此事，廷尉收审贾尚。当时李彪已免官回归老家，廷尉奏请拓跋宏将李彪收赴洛阳。拓跋宏非但不准，赦免了李彪，还指示龙文观交代的这条线索“到此为止”，不再追查。贾尚随即被无罪释放，回家后就得了“暴病”，没几天就死了。
这是一桩令人疑惑重重的无头案。元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拓跋宏为什么不让追查下去？拓跋宏明显偏袒李彪，而对元恂的死漠不关心。最大的可能是元恂写了一些对李彪不利的文字，导致了后者的诬告。而拓跋宏刚刚经过平城兵变的“考验”，多疑烦躁。他本来就对废太子不放心，刚好抓住李彪的诬告置儿子于死地。事后，拓跋宏也知道其中有猫腻，但他的维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元恂的鲜血是无辜的，他是一桩孤独艰难改革的牺牲品。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跋宏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
北魏王朝出自代国，不是拓跋宏创造的。但拓跋宏给予了它成其为一个王朝的基本内容：政治、文化和受到的认同。拓跋宏的先辈们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建立了割据政权。像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五胡乱华时期很多，多到随起随灭的地步。尽管北魏实力稍强，但也没有真正得到中原百姓的认同。而拓跋宏实现了北魏从一个北方蛮夷政权到全国政权的飞跃。他的迁都和改革让北魏融入了中原。
南朝名将陈庆之观察北魏后，向南方人感叹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也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
这要归功于拓跋宏。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汉化程度最深的改革。正因为程度之深，导致了本民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在拓跋宏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拓跋宏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拓跋宏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从物质上来衡量，拓跋宏的改革也非常成功。西晋鼎盛的太康年间，朝廷“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到北魏520年，朝廷控制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户，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两倍还要多。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寡是国力强盛的核心标准。
洛阳城从西晋末年起，经历多场战火，在迎接拓跋宏到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了，几乎就是一片废墟。经过拓跋宏的营建和北魏之后几十年的经营，洛阳迅速恢复为中原重镇，规模宏大，市井繁荣。整个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殖货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四方人士汇聚洛阳。城南四里的洛水之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北魏在桥南建造了整齐的建筑群，招待各方来客。从南方投奔而来的“吴人”先居住在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洛阳人将归正里叫做“吴人坊”。南齐建安王萧宝夤来投降的时候，北魏就在归正里给他安排了府邸。后来萧宝夤娶了北魏公主，耻于居住在城外，得到允许后移居城内。后来，南梁的西丰侯萧正德来投降，也先住金陵馆，后来在归正里找到了房子。从北方投靠来的“北夷”先被安排在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还派遣儿子入侍北魏朝廷。因为忍受不了黄河流域的炎热，这些人秋来春去，在当时被称为“雁臣”。从东方依附而来的“东夷”先住在扶桑馆，之后再赐宅慕化里。而西边“西夷”来依附的则入住崦嵫馆，之后再赐宅慕义里。这些附化之民，就超过了一万户。史书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洛水岸边，“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改革成功后的北魏国力强盛，四方百姓归附。拓跋宏也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君王，不断发动对南朝的征伐。499年4月26日，拓跋宏逝世于南征途中，年仅33岁——北魏皇帝都不长寿。历史上称他为孝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