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了帝国的统治思想。只是由于当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大量图书被焚毁，加上秦汉之际战火四起，更让无数典籍遭受灭顶之灾。种种原因的叠加，导致流传下来的《五经》存在着种种残缺，即便经过大量学者的回忆、整理、注解，也已经与原版存在着差距。
这原本没什么问题，毕竟所有治世思想都是为了当代统治服务。有董仲舒等辈精英的完善，亦能够满足需要。
然而当初汉武帝的兄弟鲁王刘余为了搞别墅，对孔子的的旧宅进行强拆。他这一皮不要紧，直接引起了今古文绵延两千年的争端，让汉武帝统一思想的努力从儒家内部开始分裂。
在孔子的旧宅中，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礼》、《尚书》、《论语》、《孝经》等书。这批书籍全部以古代籀文写成，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
既然独尊儒术，那尊哪个版本的“儒术”？
是建国之初，由遗老、长者口述而成，用当下的文字隶书写成、且经过学者五十多年不断注解、已经被立为“官学”的版本为准？还是这一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以古代籀文写成、号称原汁原味的的版本为准？
更何况通过无数人的断句与注解，两者已经产生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很多解释往往都是今人依靠自己的理解揣测当初圣人行事的初衷。
就比如说《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句读该怎么断呢？
玄学的开山祖师、大名士何晏就注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可以告诉百姓怎样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在《论语集释》中解释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所谓“听了无数大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能否过得好，那要看听这些“大道理”的人是谁。君子听了所以被称为“君子”。但是对于百姓来说，与其孜孜不倦地告诉他们为什么去做，不如告诉他们去做什么。
只有君子才会去探索万事万物背后的本质。百姓才不会管你说些什么，谋生才是一辈子的头等大事。
这就是“体”与“用”的关系。
对于这种解释，很多人不认可，认为是歪曲了圣人的微言大义。圣人主张“仁”，所谓“仁者爱人”，既然“爱人”，又怎么可能不去教化百姓呢？
所以他们认为该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圣人既然主张有教无类，自然因材施教。老百姓的觉悟达到一定程度了，就任由他们行事。不要过多进行约束，如果他们智力低下愚昧无知，自然需要加强制约、不断教育让他们知晓道理，在制约下才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然而在这样理解之下产生的规则，必然让那些“可”之民天然凌驾于“不可民”之上，让他们产生了天然优越，平日行事甚至可以超越于律法与道德之外。而那些“不可”之民，譬如清洁工、管道工以及农民等等，却处于严厉的律法约束之下，动辄得咎。
当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哪种民，都是需要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另外一种解释也便来了。那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老百姓已经完全达标了，那就直接纳入治下，暂时还没达到标准，那就先养着，教育着，让他们达到标准，然后再纳入治下。
比如说，后世有人问“中国古代有没有侵略过别人？”，有个点亮很高的回答是，“难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充话费送的？”
然则虽然不是充话费送的，差距也不远了。其中诀窍，就在这一种断法里，那些化外之民不断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数千年来一直成为帝国的外围藩属，最终潜移默化之下，主动纳入体系之中。
比如后世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明朝苏禄国王的仰慕中原文化等等，都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
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理解，亦曾经有所发散，最终都湮灭于主流之中，被视为异端。
这句话的各种争论不过是无数分歧中的一处争论而已。《五经》之中，两家对于圣人主旨阐述的不同，又何止这一处？
主流是什么？
西汉时期的主流当然是作为官学的“今文学派”。
他们由于都是由“隶书”这一当代官方字体写成，所以被称为“今文”。它从诞生开始，便是为王朝的政治服务的。与“古文学派”相比，好处就是：学习起来不用再去管个别的字眼，只需要背诵后去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
可惜的是，董仲舒以五行之学结合今文经以赋予王朝天命之说后，“今文学派”便在滑向谶纬之说的路上一去不回头。
既然诞生的原因便是为了方便统治，那么“黄龙现于井中”、“凤凰出于西郊”、“麒麟死于荒野”……便成为它躲不开的命运。
而古文经都是由籀文写成，免不了要如同甲骨文一样，去逐字逐句解读，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扩大。
“古文学派”作为后来者，为了取得官学的地位，就与“今文学派”相爱相杀起来。只是，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在汉末的乱世里懵逼了。
因为它们统统解释不了，既然圣人之教如此通透，为一切行为做好了表率，国家为何还会大乱？民众为何还要造反？
你说“忠”，为何曹氏、司马氏篡夺起来前赴后继？
你说“孝”，为何无父无母，杀父弑母不绝于闻？
你说“仁”，为何杀人盈野白骨遍地？
君不再是明君，多少孩童被推上九五至尊？臣不再是纯臣，多少权臣将君主把玩于股掌之间？兄弟倾轧、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所谓的“三纲五常”，难道就是这个样子？
你告诉我要和谐，为什么都变成了星星？你告诉我要代表，最后都被戴了表。你告诉我为人民服务，可我看到的都是为人民币服务；你告诉我要做梦，可我在梦里醒不来了！
所以呢？三纲五常，去TMD的吧！天地生人，繁衍于世，都是自然造化，与圣人有什么关系？曹氏篡汉，司马氏弑君，这就是所谓名教的“天命”？
上行下效，贪腐横行、相互吹捧、欺世盗名，可你告诉这样的世道就是圣人教化，天命所归？
这天地万物皆从“无”中来，什么圣人，什么主义，都是虚妄！
仁义充满臭腐、六经皆是污秽，我再也不去追求什么修齐治平，该吃吃该喝喝，醒来以竹林为游，醉去以天地为庐。行到陌路一场痛哭，死在何处就直接埋了吧。
越明教而任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思想——玄学，产生了。
只是很可惜，这种旷达的风气，从诞生起就面临两个挑战。
首先一点是，它站立在儒学的对立面，必然受到很大的压制。
如果说儒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玄学就是一种出世的哲学，崇尚顺时应变，解放身心，不为凡尘所拘。
其次在于，玄学的开创者以及继承者，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深邃的思考，去探求本源。
然而正是因为敏锐地把握到了世风的转变，且他们都是具备极大社会影响力的偶像级人物。所以他们倡导的东西，也便逐渐形成风气，成为时髦的代名词。
后来者没有他们的学识与见解，只是为了附庸风雅，最后导致泥沙俱下。
在这两种挑战之下，很显然地造成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早期的领袖级人物，大多没有好下场。
比如玄学的倡导者、开山祖师何晏，由于亲附曹爽，在“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清除。
大名士夏侯玄，时人称之为“朗朗如日月入怀”，由于名重天下而被司马师处斩于洛阳东市。
玄学理论的建设者王弼，不到弱冠之年即以玄学领袖的身份与年长自己三十余岁的何晏并驾齐驱，在高平陵事件当年死于麻风病，死时不过二十四岁。
竹林七贤最有名的嵇康，被钟会称之为“卧龙”，由于恬淡无为而名高一世，被司马昭处斩时，即便有三千太学生求情也于事无补。而嵇康之后的阮籍，只能通过蔑视礼法穷途而哭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与抗争。
毕竟一旦玄学盛行，君王就丢掉了属于他的独有的权威，失去了存在的法理，只能成为傀儡一般的存在，这原本便是当初玄学倡导者的主要目的之一。
只是很可惜，玄学历史上却在衣冠南渡后达到高峰。原本另类的抗争，其所结出的果实，反而拖累了历史进程。
第二种便是成为社会风潮后，崇尚者趋之若鹜。
无论是何晏、王弼、夏侯玄，还是嵇康、阮籍，无不是海内所重，士林领袖般的存在，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无论懂不懂，先盘上再说。
因为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玩这个的都是牛逼的人物。所以如果我去玩了这个，我也牛逼。
然而，当“小姐”一词还是敬称的时候，那些还不够“小姐”档次的人听到有人如此称呼自己，难免沾沾自喜。但是，当妓女都被称呼为“小姐”的时候，小姐反而变成一个骂人的字眼了。
就如同某个时段的风气，达官贵人总喜欢携带自己老婆出戏各种活动。
当暴发户有钱后，原本的糟糠之妻无法离婚，就只能找个漂亮的小三带出去撑门面，甚至于不能带小三反而变成一件丢脸的事情。
玄学也正如此，原本的倡行者用“无为”来抗争。后来者却不管什么抗争，他们纷纷认为“无为”真是个好东西啊。无论做什么官，交给手下人打理就好了啊！我这么清流，做什么浊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