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军主持的董事会按部就班一一通过了前17项议案，到了最后一项，他说了一句：这才是今天董事会的重点。噢，召开这样一次董事会的唯一的目的原来为此。虽然李玉琢仍然是总经理但有职无权，这样的总经理做它何益？愤怒充溢我的胸膛，我知道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挽回已无可能。
文件读完了，我必须说话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平静，我一改以往的急躁，坐在那里，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做了简短的声明：“作为董事，我反对这项议案。这样的做法不仅有违于聘用我的合同，也与会前于总的约定不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这样有职无权的总经理，我拒绝接受。”
许军也许早等着我的这句话，他追问一句：你这是不是辞职？我说：不是辞职，是你们撕毁合同，免了我的职。
此时一直没说话的大股东于波说话了，公司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希望大家理解，并宣布总经理一职空缺，由新委派的董事长姜继增接管公司全部事务。
与会的其他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句抗争。会议到此结束，我站起来，走出会议室，把其他人甩在那里。当我的车开到牡丹园一带，发现公司其他干部乘两辆车尾随在后面，我停下车，劝他们回去——我知道他们是担心我出事，我也不想因为我的事连累他们。
为企业倾尽心血、在各种困难面前从来斗志昂扬、办法无穷的李玉琢在阴谋与资本的合力作用下轰然倒下。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词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是我工作37年来最感无辜、落差最大的一次挫折。一出六年前开演的、以高压变频器为故事线索的、在整个中国展开的、由我主演的波澜壮阔的大戏，在它的高潮时，大幕突然落下。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
悲剧可以避免吗？
与五年辉煌、与一段苦涩挥手作别的一年里，有无数的企业请我出山，但我都一一婉拒。一辈子没有好好休息过，几乎没有请过假，连上班迟到都没有过，几十年出差各地，很少抽时间游山玩水，这次老天以这种命令式的方式让我停下来，我岂能不领情？
利用这段时间，与年过50的弟弟、妹妹们回了一趟辽宁老家，看望了退休在家的大哥。我们还一起游览了鸭绿江，到离开了45年的出生地，寻找住过的草房，拜访了当年的老邻居。时间如梭，不知不觉间当年十一二岁的我们现在都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东北之行，我抽时间去了一趟20岁时下乡的黑龙江省海伦农场。接我的学生们一个个都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当年的领导已所剩无几。大家把酒言欢之余回想起过去年轻的岁月，恍若昨天。临离开时，我下车捧起几把黑土装进口袋里。2005年国庆期间，我回鸡西与高中的同学、老师在美丽的兴凯湖边相聚，当年我们曾相约20年后再见，一晃竟过去了38年。
我努力以各种方式把注意力从企业的纷争转到山水之间，徜徉于人间的情感当中，让时间一点点消磨最初的愤怒。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时地就会掠过心头：是必然还是偶然？悲剧可以避免吗？
不错，我的个性很强，但与人相处，还是与人为善的。做事端正，做人正派，授人以柄的事极少。他们表面提出的四条，仔细分析，都是鸡蛋里挑骨头。
后来我反复想，把几年来的事情联系起来想，终于明白，对于董事会秘书和舒鹤栋来说，惹恼这两个人的主要原因，除了工作中的小摩擦，是我没有向于波为他们争取公司的股份（他们的股份是后来于波给予的）。这样两个充满怨恨的人凑到一起时，会酝酿出什么来是可想而知的。这也许是酿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还不是事情的根本。
事情的根本在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我这一类人）和投资者（于波这一类人）两个角色对企业认识的错位。
投资者用资金这一武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的意志决定着项目做与不做，经营管理者用与不用的根本权力。
在企业中，将投资项目转化成有价值的企业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由他雇佣的操盘手——经营管理者，或者叫职业经理人。对企业来说，资本、技术、人才、市场机会等都是生产要素之一，这些要素不能自动形成合力，要想实现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有效的生产力，就必须靠经营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是将资本转化为价值的关键要素，而不是资本的直接作用。
资本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投资者”，只对投资项目（企业）增值感兴趣，至于如何管理企业，如何让企业增值一般不懂。投资者们只能依靠别人把项目养大，然后倒手（卖掉，包括上市）赚钱，最终退出项目是其基本的行为方式。
另一类投资者，他们直接操作企业，他们是“所有人”又是管理者，他们大多把项目（企业）作为人生的舞台。在他们看来，建造一个百年老店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即使有一天退出（或卖出）企业，他们对企业的理解，对企业的感情也要远远超过单纯的投资者。这样的“所有者”，如柳传志、任正非等。
“纯粹的投资者”随时想着把企业卖掉，他压根没有长期发展企业的打算，他们对企业是冷血。如果一个经营管理者也与投资者一样，整天想着的不是如何把企业管理好，而是想着如何把企业卖掉，他搞好企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苦心拔力一分一分去赚钱时，投资者却觉得赚得太少了，指标定得太低了；当经营管理者去建设队伍，建设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管理基础、生产基础，并做一些长远规划时，他们又觉得太复杂，投资太多却发展太慢；当经营管理者投入感情，让企业具有凝聚力时，他们却觉得反正随时准备转手卖掉，何必投入那么多感情，投入那么多资金？资本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想法是基本错位的。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出发点和对企业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投资者在两种情况下，可能会给经营管理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时间：一、当投资者感觉到自己的投资可能面临巨大损失时，他们需要挽救自己的投资，死马当做活马医，此时可能放手让经营管理者去操作企业；二、当投资的主体还没有成长得足够大，还不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时，他们会给经营管理者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去养成它。悲剧常常是这样出现的，不懂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投资者自以为懂得，觉得企业是自己的，对企业随意干涉和指挥，对于经营管理层缺乏应有的尊重、沟通和信任。
而我的问题在于，把利德华福作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舞台，投入太多的感情，设计得过于长远。即使没有那几个从中作祟的人，最终还是会与投资者分手。
问题是不那样做，利德华福怎么可能办得好呢？如果不那样做，也不符合我的做事原则和性格逻辑。
因此投资者一股独大控制的企业到了一定程度，都会麻烦不断，两者办企业的目的不同、感情不同、快慢的感觉不同，这种不同最终会导致分道扬镳。
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目标错位有没有统一起来的可能？也许有吧。至少在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中，投资者基本是分散的，很少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投资者的股份尽管可以变来变去，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相对稳定。投资者为了让经营管理者把企业当做自己的事情一样去对待，赠予一定的股份或期权，就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安排。
应当说，八九年前，在中国，成熟的投资者阶层和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都还没有形成。一股独大的投资者可以把企业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于波给了我五年的时间，成就一个企业，并在行业内形成一个品牌，还是一件难能可贵之事。
我看到近几年，所有者经营的企业也在吸引投资者的加入，但很少让某一投资者的股份可以操纵企业。这就是聪明的做法。
离开利德华福一年后，我曾经在合康试图平衡两个大股东的股份比例，可惜尚未迈步就被利德华福以“侵权”和“侵占”之名告到法庭，这一实验随之终止。
“为何要做彭德怀？”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寻求投资者不难，寻求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太难。
近二十年来，如何创办一个不只是赚钱而且让人工作快乐的企业，一直是我的追求。幼时从我身体里长出来的英雄情结和清官意识，在我投身商海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生命中最基础的价值观。从事企业二十多年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从未想过歪的邪的。当年四通为我配的信用卡，我几乎从未使用过，段永基讥笑我“不会用”；做OA部长时“赚钱”机会多多，但我给自己的老婆批一台机器都不敢；在华为，除了公司规定的薪金和分红之外，我从不染指一分不义之财；在利德华福，我出差从来不报销补助，自己请客从不与公司请客混为一谈。后来的司法调查也证明了，在财务上无论公司或个人都无可挑剔。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没必要，甚至认为，投资者不是也没有因此感激你，反而恩将仇报吗？我这么做出于一种习惯，它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管理，也可以光明磊落地生活。
正因为如此，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就是所谓的威信，一种无形的力量。普通干部和员工不必说，即使是段永基、任正非、于波，都对我有所肯定。即便是把我搞下台的那三个人，在公开场合也认为我的人品、能力没问题，他们气恼的是我的性格和跟他们的格格不入。
我从未真正学过管理，但是我热爱管理，勇于实践、勤于思考。从21岁当中学老师开始就在管理上动过很多脑筋。三年教师生涯让我记住了两条：为人师表和不可误人子弟。后来做企业也如此。
无论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始终如一地按照我做人的原则去做。尽管没有什么奇思妙想和惊天动地之举，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到位，也就是按照做一个正常的企业所应该遵循的规律，坚定地前行，不存异想，也不期望一步登天，多年积累下来，反而成就了一些事情。
18年来，无论做哪个企业，从未亏损过，也从未失败过。这大概就是天道酬勤吧。
自尊自爱使我的自尊心到了不容任何人伤害的地步。不怕任何人向我的能力发出挑战，但是对我的任何形式的怀疑，换来的都将是我的拂袖而去。不怕任何人对我提出任何意见，但是要求我做丧失人格的委曲求全，对我都是苛求。
办理离职利德华福的时候，于波还跟我谈过一次话。他不无惋惜地说：“李总，为什么你不能做邓小平，而要做彭德怀？”他的意思是说我做人、做事不会拐弯，缺乏必要的忍辱负重。我告诉他，这一辈子我只懂得办企业，不懂得搞政治。将企业与政治放在一起，我就更不懂了。
人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呢？无非是为了以后能攫取更大的权力或利益，但是我的追求不是这个，我追求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18年过去，我从未后悔自己的每一步。
唯一可惜的是，若继续几年，我本可以让利德华福更精彩，可惜有人不让我继续。我不能亲自护送这个企业达到它应有的那种高度。在休闲的一年时间里，我已经想好了我该做什么。过了2006年春节，我已58岁，但我从未觉得自己老了。我打羽毛球时，还能经常鱼跃和前滚翻，这是一般年轻人也难以做到的。
当然，我会谨记妻子见识不凡的劝告：李玉琢，无论做什么样的企业，都不要为了“复仇”而做。
前途未卜，但，我将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