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都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的一些人恰恰是对人负责，尤其只对任正非负责。他们在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可能丧失的还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那些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我是华为高层中唯一没被任正非骂过的，原因之一是我年龄大（华为内部年龄最大的副总裁），任比较给面子；第二他也知道我自尊心很强，工作比较自觉。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我并不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对我这样的“外人”他还是有所顾忌。我离开一年后，曾去办公室拜访过他，我说：“任总，非常感谢你。在华为工作期间你对我人格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说：“怎么这么说？”我说：“你从来没有骂过我。”他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骂你做什么？”
但实际上有不对的地方他都拐弯抹角，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张口就骂，他对我还是给予一定尊重的。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
李一男：
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硕士研究生毕业，初到华为时在研发部，于郑宝用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后来还是华为的副董事长。任正非对他很宠爱，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男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偌大的中央研究部，那几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毛病是，年轻气盛，有些任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表象东西，而没有学到任正非的实质，这可能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
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到莫贝克之前，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1999年底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李一男出来之后创办了金色港湾公司，一开始承包了华为的数据通信产品的全国经销（打着内部创业的旗号），不久就推出自己的几乎和华为一样的产品，迅速抢占了很多市场。李一男与华为的矛盾迅速升级。华为采取围剿战术：
凡是有港湾产品的地方，要求华为无论如何也要把项目拿下，不惜低价，甚至是赠送，目的就是让李一男的产品卖不出去。
让任正非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我觉得有两条：一是李一男把华为的人整建制地拉走，包括一些高层干部，甚至董事会的人，如黄耀旭、彭松等，这是任正非很难忍受的，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其次，李一男那么快搞出产品，任正非认为港湾是盗窃了华为的技术。曾经情同“父子”，如今视若寇仇。
曾经有一次一起吃饭，我跟李一男说：“李一男，你这么做下去，恐怕越来越不利，数据通信设备只是华为的一小部分，对你却是全部，你赌不起。不如向任总服一下软，和解一下，你去说不方便，我去替你说。”李一男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谢绝了我的好意。
不久港湾真的被任正非收编了，李一男又被任正非捏在手心里。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当时唯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什么原因至今不清楚。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初期开发的有功之臣，也是任正非的得力助手。他与其他干部的很大不同是，从不趋炎附势，敢说真话。
对任正非也如此。他是一块好材料，无论人品还是见解、能力，如果一切正常，他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在华为这种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干部们管理的部门再大，也毕竟不是企业。缺乏独立操作企业的实践，即使素质、悟性和能力都不错，也还是有距离的。
郑宝用不做常务副总裁之后，做了其他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艾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突然撤下？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郑宝用有点被边缘化，我很同情他。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时，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除此没听说有何其他的过人之处。
他举荐的人物之一，是把一个浙大的博士后介绍到莫贝克，后来任正非为这个博士后曾埋怨我工资给得低，职务提得慢；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莫贝克，据说聂国良和这个人都起过作用。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概。
聂国良在我之后做了整整三年的莫贝克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正非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我搭他的车回宿舍，他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后来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不久提出辞呈，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好像创立了一个咨询公司。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三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聂在华为做了十年，临离开时，任正非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但当年任正非当着我的面说，聂国良是华为未来的总裁，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若果真如此，我在莫贝克时，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亚芳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色，尤其任正非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以女性的温和、忍耐会比任正非的急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亚芳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正非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正非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二十多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但是在大多数干部的眼里，觉得她不如任正非更实在、更容人，对她都敬而远之，与她来自国家安全部门也许有些关系。
孙亚芳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有凌驾全局的角度和机会，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任正非退休时，孙亚芳恐怕也六十上下了。
在我主政莫贝克期间，任与孙曾酝酿过结婚，任正非因此曾一度让孙担任我的助理，任命也发布了，但实际上她一天也未到位。不久，在一次干部会上，任说孙不愿做家庭妇女，还想干事业，婚姻的事就告吹了。
我调离莫贝克是孙找我谈的话；我离开华为，她又代表公司到北京劝我回去；2000年1月3日，是她在我的离任书上最后签字，并把她在哈佛学习的几本书赠给我，我至今没有看过，但还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