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中入纯先生和他们的部长中村先生一起请我吃河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席间，他们继续说服我：“李先生，我们合作了八年，与打字机相关的工作一直是与你打交道，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合作得很愉快，因此离开四通的事希望你三思。”当我表示回头已不可能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显然不是临时想到的建议：“如果李先生非要离开，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考虑，由三井出资500万美元在中国办一个企业，由李先生担任总经理，不知李先生愿不愿意考虑？”他们的提议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中村部长要亲自请我吃饭，还吃这么贵的河豚。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决策的效率，以及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不想为日本人打工。
于是我说道：“非常感谢日本朋友的好意，可是我去意已决，我已经找好了出路。”“李先生能透露做什么去吗？”我说非常遗憾，暂时还不能，但肯定不在北京。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去华为，他们看说服无效，便再次表示了他们的遗憾。
开完董事会，老段问我怎么回国，我说从香港走。那时老段还没明白过来，以为我是去深通处理善后，实际上我已经决定去华为了。
李文俊劝我别走
从香港回到深圳之后，我先到华为再次面见任正非，确定了工作岗位（主持莫贝克）。5月18日我先报了到，然后料理完深通手头上的工作，准备给段永基写辞职信。
5月20日，老段打来电话：“李玉琢，你还在深圳啊，赶紧回来，有事情要商量。”
我说：“老段，我要辞职了。”
老段听完之后，“啊”了一声，在电话那一端沉默了5秒钟之久，也许他真的没想到我会辞职。然后说：“李玉琢，有什么事回来好商量。”
我说：“我都在四通干了八年了，该干的都已经干完了，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好干的？”
第二天晚上，四通集团副董事长李文俊飞到了深圳，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我住在芙蓉酒店，代表公司来和你谈谈，你看能不能到我的酒店来一下？”
李文俊是四季青乡长李文元的弟弟，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主管公司行政事务，虽然文化不高，但人品极好，是我一向尊敬的大哥。
我去了他下榻的酒店，谈了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没有结果。他最后劝说道：
“李玉琢，你可能对公司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对段总也有一些意见，其实我们对他也有看法，但这都是内部的事。大家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有什么事回去好商量。你也快五十的人了，抛家舍业到深圳从头干，何必呢？”
他们之所以挽留我，是担心我的辞职影响太大。我不是四通的董事，从未进四通最高决策层，但是在副总裁以上的干部中，还是颇具影响力的：我参与创办和领导了四通最重要的企业——打字机的合资公司；在公司危难之际，是我在深圳恢复了打字机生产；当四通打字机销售遇到困难时，我做过OA本部部长，在我手里实现打字机的卖方市场并主持十万台庆功大会；我创办和领导了生产打字机核心部件的深通公司；担任作为四通后来的押宝产品商业收款机和税控机的金商本部部长；我在刚进入四通时的演讲，我在“打工意识”问题上的辩论，都是让四通人难忘的记忆。但是我知道，我留在四通已不可能再做出那些业绩，不只是工作机会，更主要的是我已得不到过去的信任，或者四通已非我这类人生存的环境。我更无力挽救四通，继续留下只能是碌碌无为。我不愿浪费生命。
李文俊的劝说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我告诉他：“文俊，谢谢你跑这么远来劝我。我也知道，这也并非是你一个人在挽留我。我去意已决，希望允许我换个环境再做点什么。”
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何不在四通泡上一段，把好处捞到手再走。我说，对不起，那不是我的风格。而且等四通真的败落了，我便是败军之将。再到任何地方，不仅不值钱，而且不光彩。
哭四通
在我到华为工作几天之后，四通内已传开了李玉琢离开的消息。
在四通历史上，非经大的事件或变故而主动离开四通的副总裁一级的干部可能只我一人。各种猜测和议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终于当上深通总经理的范为强不知从哪里得到我新的电话，非邀请我回深通参加一个给我开的欢送会不可。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
会上，范为强回顾了我们一起抛家舍业，从北京来到深圳创办深通的艰辛与快乐，表达了对我的敬佩和留恋，然后说：“李总在深通工作了三年，立下汗马功劳，深通赠送一块匾作为纪念！”
匾上大书“大鹏展翅”四个大字。十年过去了，匾丢到哪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接过那块匾的时候，所有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一瞬间全部迸发出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继而当众号啕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大哭。在长达两三分钟的时间里，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在座的一百来人鸦雀无声，有人伴我一同啜泣。
因离开四通而当众号啕的人，我恐怕也是唯一一个。
并非所有在场的人都能懂得我内心的感情，包括当时站在我身边、在我手下工作了近七年的范为强。我甚至知道，此时的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终于当上了深通公司的总经理而暗自高兴也说不定。
有一个插曲能够说明这一点。我到华为上班后，我原来的司机梁学铭依然每天早晨开车送我，然后赶回去上班。我说不必，他坚持。一周后被范为强发现了，让梁学铭开卡车。小梁开卡车还是送我。不久，梁学铭愤而辞职。
我不光是舍不得浸透了我三年心血和汗水的深通，以及三年来与我共过患难的干部员工们，我更舍不得在四通奋斗的八年时光和创造的辉煌，我把自己最好的岁月（39—47岁）都贡献给了四通。
在这八年中，我竭尽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经常累得回到家连话都说不出来，也根本不曾计较过任何的个人得失。我几乎没赚过什么钱，当了五年副总裁，才存了三万块钱。用“忘我”甚至用“献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但是我干得很痛快，自己的潜能得到发挥。在那个年代，四通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它是一面旗帜，非常值得骄傲。能够在四通这样的平台上做事，人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我们共同创造过让世人瞩目的业绩，我很自豪。
但是现在这个平台垮塌了，四通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希望以及曾经的辉煌，如今都失去了。除了失去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事吗？我无法不痛哭。
我眼中的段永基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准确评价他。
在四通的八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段永基跟万润南同岁，1946年生人，197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曾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员，再后来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带研究所的一个粉末冶金项目进来，但没搞多久就下马了，他也很快离开了四通。崔铭山认为：段是因为四通被查才离开的，说明段当时不坚定，是逃兵。但我从万和其他人那里未听到此说。
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进口采购部门做王安时的助手，这一段共同工作为二人后来的合作和紧密关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