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对政治却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不仅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而且喜欢从事政治活动，有着相当强的行政才干。他的政治思想是零碎的，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任何政党都不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联。他的个人品格无可厚非，但他的政治立场却常常被周围的人看做是不当的选择，他的每一次政治抉择，由此产生极大的争议。从“五四”时期他进入梁启超的研究系小圈子，到接受孙传芳的淞沪商埠总办的聘任，再到1930年代对国内外政治发表的一系列评论，都可作如是观。
一、介入国内政治生活
丁文江一生议政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留学时期。他在留日时期，爱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读完一期则将之寄给其兄丁文涛，过着那种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未正式进学校学习专业。这时期留日学生办了几家刊物，江苏留学生创办了《江苏》杂志，总编辑轮流由人担任，据汤中回忆，该刊“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先生（衮甫在江苏留学生中最负文名，笔名为公衣），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因为《江苏》一刊具有民族革命的倾向，故其撰稿人大都采用笔名、化名，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这些文章的真实作者很多难以查证。丁文江在这一刊物上究竟发表了哪些文章，迄今我们没有确凿的材料可知。
留学时期的丁文江政治态度并不确定。一方面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学习费用，他不得不与清政府保持联系，其在日、在英的部分学费靠泰兴县公费提供，为取得资助，他甚至投书两江总督端方，要求津贴学费。回国后，1911年9月他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并取得“格致科进士”。从这些事例来看，丁文江当时并未切断自己与清朝官方的联系，他还有传统功名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与立宪党人康有为、革命党人吴稚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甚至随吴稚晖拜访前来伦敦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表现了一个青年学子对进步、革命的追求。
第二阶段是1921年以后，与胡适等人组织努力社，创刊《努力周报》。关于《努力周报》创刊的情形，胡适有一段回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版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刷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刊物独立了。
可见，丁文江是努力社和《努力周报》的核心人物。《努力周报》只办了71号，丁文江是与其相始终的作者。他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数量，仅次于胡适。
这一时期，丁文江对社会政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它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推动：一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影响。罗素来华讲学约十月（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丁文江随侍左右，俨然“做了总招待”。与罗素的近距离接触，罗氏的思想和人格魅力，给丁文江自然留下了深刻印象。罗素在他的临别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以为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赖”；强调“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将中国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少数精英，这是罗素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我看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也就能够攫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促进实业的发展而使之免却与资本主义相伴的恶弊。”罗素的思想对丁文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正因为如此，1921年8月5日，丁文江致信英文报纸《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该报撤回前一天发表的一篇社论，该篇社论称罗素的思想不为中国青年欢迎，罗素对中国未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信中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影响——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布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罗素离开中国后，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少数人的责任》两文，主张精英政治，明显可见罗素思想的影子。
二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影响。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虽宣称退出政界，埋首于文化学术事业，但其对于政治的热情并没有退却。以他为首的研究系在北京有《晨报》日刊、《时事月镌》，在上海有《时事新报》、《改造》杂志，以这些报刊为阵地，制造舆论，呼风唤雨，其主旨“目前在宣传文化，将来在取得政权。”其主要成员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范源廉、蒋方震、徐佛苏、蓝公武、陈汉第、籍忠寅、张君劢、张东荪诸人，其政治动机是不言而喻的。丁文江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表示：“我们目前虽不组织政党，却不可不为将来组织政党的预备。不然，我们的政策是永远组织不出来的。我们预备的方法，我以为有以下所列的数种。”“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实际表达的也就是这种政治策略和政治意愿。
三是丁文江本身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和所具有的行政才干使然。与丁文江情谊甚深的胡适曾谓：“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趣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董显光也提到：“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蔡元培亦谓：“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可见，丁文江在朋友面前，是不掩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而他的行政才干也已成公论。
丁文江在《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这篇虚拟的对话中，借A（一个生长中国的外国人）与“我”（留学生）之间的谈话，表现了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交流，检讨了自己开始之所以“改行出来做买卖”（实际上是指丁文江去北票煤矿任总经理一职），以寻找现实政治的出路，到决定重振精神。文末明确以A的话作为结论：“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利，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利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的买卖成功，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也就是说，丁文江是在反省了个人的遭际、现实政治环境和政治改造可能的途径后，决定自己要投身政治。
在《努力周报》上，丁文江公开发表了一些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综观这些文章，我们明显可见丁文江的三种意向：第一，他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反映了他对研究军事问题的强烈兴趣。他在《努力周报》上用“宗淹”的笔名发表的军事评论有：《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第1、3号）、《奉直两军的形势》（附地图，第1号）、《奉直战争真相》（第3号）、《广东军队概略》（第4号）、《裁兵计划的讨论》（第14号）、《湖南军队概略》（第19号）。胡适认为：“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不过，丁文江写作《民国军事近纪》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撰写一部当代军事史，而是有其更深层的政治意图，这就是为他进入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做必要的军事背景知识的准备。
第二，他在社会政治方面，其基本立场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用丁文江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表现他这一主张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第2号）、《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第6、7号）、《忠告旧国会议员》（第9号）。《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自由派精英发表的政治宣言，这一宣言的基本意向是改良现行的北京政府，以把其锻造成一个他们所期待的“好人政府”。这与南方的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自然是大相径庭。围绕这一宣言，《努力周报》的读者群展开了一场讨论，为了更清晰、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丁文江又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一文中，对诸多读者的疑惑，作了解答。这篇答言明确排除了三种可能：（一）“主张‘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二）“主张‘平民革命’的”。（三）主张组织政党的。前两条实际上是针对比较激进的革命者而言，他明确指出：“现在的恶政府就是辜负托孤重任的清客，好人就是有忠心的奴仆，国民社会就是没有长成的小主人。不过救火是一件事，趁火打劫又是一件事，我们要做好人的，是认真去救火，不是去趁火打劫。最可怪的是从前趁火打劫的人现在也居然拿改良社会这种题目来抵制政治改革了！他们说这几年来的政治生活，给了他们一种觉悟，觉得根本问题，在社会不在政治。我请这一班人夜里头扪一扪心，问问自己。
这几年来政治的不良，还是社会的过失，还是他们的过失？老实说来中国弄到了这样地步，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是没有能力。”至于主张“平民革命”的人，或说是要用“手枪炸弹”，或是主张“到民间去”。丁文江明确表示：“用手枪炸弹，当然是暗杀。暗杀主义，由公理上讲起来，是不道德的，我是绝对不能赞成的。”“到民间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高调，“因为是缓不济急，因为是没有真正下手处。”至于第三条，丁文江却是附和他的朋友张君劢的主张，丁、张二人虽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互为对立，但在政派上因同属研究系，他们的政治主张当时并无区隔。
张氏在《改造》第3卷第6号上发表《政治活动果足以救中国耶》、在第4卷第2号发表《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两文，主张“廓清旧日一切党派关系”，提出“政党经费，应由本身筹划，不应向政府讨一文钱”。丁文江以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没有筹划足够的经费，所以组党实际上不可能。“但是我们目前虽不组织政党，却不可不为将来组织政党的预备”。所谓“预备”，他列举了数端：“第一，是要保存我们的‘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肯干，肯努力，‘好政府党’的基础，就在这里面了。”他与胡适等合组“努力社”也是为了贯彻这一主张。
第三，他强调“少数人的责任”，明确主张精英政治。他这一看法最明显地反映在《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第42号）、《少数人的责任》（第67号）两篇文章中。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责任的能力。”他认为着手改进现状之途，“第一是甚么人都不依赖”，“第二是我们甚么人也不怕”，“第三是要能够团结，肯受训练”，“第四是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他特别反驳了胡适的主张，“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试问这几年来，政治没有办法，实业教育，哪一件不是天天要破产的？”他寄希望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的学校的人，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的，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