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甲寅》日刊创刊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存《甲寅》日刊，该刊从1917年1月28日创刊，到6月19日停刊，共出版142号（报纸排号为150号，实际上该报纸在编排上存在许多错误，如有两个第七号而无第六号，有两个第二十三、二十四号而无第十八号，有两个第八十一号，有两个第一百二号而无第一百三号，第一百九号以后直接为第一百三十号等），在刊发的132篇社论（或论说、代论）中，李大钊撰写40篇，高一涵撰写23篇，章士钊撰写18篇，大任6篇，蒿目5篇，其他各人均在3篇以下。在刊发的170篇时评中，邵飘萍撰写至少92篇，李大钊20篇，章士钊9篇，石鐘11篇，高一涵7篇，其他人均在4篇以下。
由上可知，《甲寅》日刊时期，由于章士钊忙于政治活动，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由李大钊和高一涵负责，该刊所发表的社论主要由李大钊、高一涵执笔，时评主要由邵飘萍、李大钊、石鐘、高一涵等人执笔。思想主张方面，李大钊先后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甲寅之新生命》、《调和之美》等文章，高一涵在《甲寅》日刊先后发表了《调和私解》等文章，一起阐发、维护章士钊的调和思想。李剑农虽然没有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但在《太平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调和本义》、《时局罪言》等文章，批判以梁启超为首的假调和派，维护以章士钊为首的“真调和”主张。章士钊发表《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议》后，李大钊积极参与讨论，先后发表两篇《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支持章士钊。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公开支持章士钊。因此，到《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才与章士钊成为地道的“同志”，前期“甲寅派”才最终形成。
留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曾代章士钊主持《甲寅》日刊并在该刊刊发大量时评的邵飘萍，不仅没有被胡适列入前期“甲寅派”，甚至邵氏被张作霖杀害之后，章士钊在《书邵振青》一文中还对其不无微词。在笔者看来，章、邵之间的芥蒂，固然与邵飘萍在章士钊任执政府教育总长时对章的声讨有关，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后来与章士钊分道扬镳、甚至因安徽“二六学潮”与其对簿公堂的高一涵，从章士钊后来撰写的《李大钊先生传序》一文看，不仅没有对其进行指斥，反而倍加爱惜。因此，更深一层的原因应该在思想认识方面。通读邵飘萍的文集和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邵氏历来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并不曾有过丝毫调和的主张。因此章士钊与邵飘萍的根本分歧应该是“道”之不同。
如果稍加留心，我们还可以发现，被胡适列入前期“甲寅派”主要成员的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不仅与章士钊有着相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字风格，还有着相似的学术背景，即基本都曾受过政治学、法律学的正规教育，因此他们讨论政治，往往比一般人要娴熟、深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前“甲寅派”而言，它酝酿于《独立周报》时期，出现于《甲寅》月刊时期，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
三、后期“甲寅派”
1925年9月19、20、21日，梅子在《世界日报》副刊《学库》上连载了《甲寅派思想的解剖》一文，这是到目前为止见到的用“甲寅派”来指称当时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以《甲寅》周刊为阵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最早一篇文章。由于笔者未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全文，所以对作者在文章中究竟如何对“甲寅派”定义的，“甲寅派”的主要成员有哪些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说的“甲寅派”，是指后期“甲寅派”，而非前期“甲寅派”。
以后一些研究著作或教科书，也多用“甲寅派”，而不具体指前期“甲寅派”还是后期“甲寅派”。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系统讨论后期“甲寅派”思想文化主张的著作，是由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可惜书中没有对前后“甲寅派”进行区分，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甲寅派”。该书在谈到后期“甲寅派”的成员时说：“比较来说，‘甲寅派’没有‘学衡派’的人员整齐，除去章士钊以外，也没有几个能写和有影响的人物。”通观全文，除章士钊，作者提到的后“甲寅派”的成员尚有陈筦枢、梁家义、瞿宣颖、唐庆增、汪吟龙等五人。为什么后期“甲寅派”包括这五个人而不包括其他人，作者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
后期“甲寅派”因《甲寅》周刊而得名。《甲寅》周刊创刊于1925年7月18日，发行45期后于1927年4月2日停刊。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份影响甚大的文化保守主义刊物。查《甲寅》周刊先后辟有“时评”、“论说”、“通讯”、“杂记”（后改为“孤桐杂记”）、“特载”、“光宣点将录”、“书林丛讯”、“说林”、“征文”、“章氏墨学”、“逻辑”、“揣籥录”、“清华园题解记”、“诗录”、“文录”等栏目。研究后期“甲寅派”的成员及其政治思想文化主张，最为重要的是“时评”、“论说”、“通讯”、“杂记”（后改为“孤桐杂记”）、“特载”、“征文”等栏目。以上六个栏目中，除“时评”大部分不署作者名称不便考察外，其他五个栏目共发表240多人撰写的近420多篇文章和来信。其中“论说”153篇，“通讯”261封，“杂记”23篇，特载8篇，“征文”3篇。章士钊是《甲寅》日刊的主要作者。他不仅对几乎每封公开发表的来信都有答复，而且撰写了“论说”、“特载”栏目中的一半以上的文章（共计83篇）。除章士钊外，发表文章较多的有梁家义（8篇）、钱基博、梁敬錞（各6篇）、董时进（5篇）、唐铁风、陈筦枢、段祺瑞、张崧年（以上各4篇）、唐兰、郑闚古、陈朝爵、龚张斧、杨定襄、叶蓁、陈拔、江亢虎、施畸、石克士、汤济沧、唐大圆（以上各3篇）等，其他人各1篇至2篇不等。
判定一个作者的思想归属不可能不考虑其著作的数量，但是发表文章多的不见得就属后期“甲寅派”，发表少的不见得就不属后期“甲寅派”。关键还是要看作者对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思想文化主张的认同情况。纵观《甲寅》周刊时期章士钊的思想文化主张，已经不再是政治调和或新旧调和，而集中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二是主张以农立国，三是主张恢复读经和整顿学风。围绕以上三个核心问题，我们来判定《甲寅》周刊作者群的思想归属。
首先，梁家义、杨定襄、瞿宣颖、陈拔、董时进、龚张斧等人应该属于后期“甲寅派”。梁家义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吾人所请愿于吴稚晖先生者》、《白话文学驳义》、《盲从苏俄之过》等政论文章和来信，不仅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直接参加了章士钊与吴稚晖的论战。杨定襄先后发表了《代议非易案其二》、《广科举议》、《科道平议》，认同并支持章士钊反对代议制，恢复科举制和科道制的主张。瞿宣颖先后发表了《科举议》、《文体说》、《代议非议案书后》等文章和来信，公开支持章士钊的政治文化主张，其中《文体说》曾引起新文学派的猛烈批判。不过，瞿氏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直到抗战前夕所写的《北游录话》，仍散发着浓郁的文化保守主义气息。陈拔也先后发表了《论语体文》、《论清华研究院》、《礼与法》等文章，反对白话文，宣扬文化保守主义。董时进、龚张斧是章士钊“农业立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释农国》、《工化与农化》、《农村合作》、《农国》、《农化蠡测》等文章，认同、支持并发挥章士钊的观点。
其次，钱基博（发表有《克己复礼为仁荀故》、《民治二字解》、《前上》等）、陈筦枢（发表有《国故》、《评新文学运动书后》等）、唐庆增（发表有《新文化运动平议》）、唐兰（发表有《夙于》、《圣贤与英雄异同论》等）、金兆銮（发表有《论学制》）、林治南（发表有《八字辨》）、石克士（发表有《农国》、《曩在》等来信）、陈小豪（发表有《白话不通》等来信）、黄复（发表有《思无邪》、《民极》、《晶报后题》等）、汪吟龙（发表有《白话与科举》、《文中子考信》等）、刘孝存（发表有《白话文》，对白话文极尽攻击之能事）、孙郑师（著有《读经救国论》，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有来信《读经救国》）等人也可被视为后期“甲寅派”。这些人虽然在《甲寅》周刊发表文章不多，但或部分认同章士钊的观点，或发挥其思想文化主张，根据我们前面对学派的界定，也可视为后期“甲寅派”的成员。
最后，此外的其他许多人，就不好说是后期“甲寅派”的成员了。如段祺瑞，虽然也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4篇非驴非马的所谓文章，但不好说段氏是后期“甲寅派”的成员，因为此时是章士钊追随段祺瑞，而非段祺瑞追随章士钊。又如陈朝爵和李镰镗，也很难说属后期“甲寅派”，因为细读陈朝爵的文章和来信后可以发现，此人比章士钊要守旧得多，是个极端保守派，而以章士钊为首的后期“甲寅派”则是一个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李镰镗虽然也在来信中攻击胡适和白话文，反对新文学，但据其自述，此人乃林纾及门弟子，对乃师感情甚笃，因此也很难归入后期“甲寅派”。至于其他人，或与章士钊进行论辩，或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或请章帮助出版著作，或请章介绍工作，或通款友谊，很难说是后期“甲寅派”的成员。比较特殊的是梁敬錞，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收回会审公廨平议》、《为沪案重行调查一敬告使团及各友邦政府书》、《英案解剖敬告国民及南北当局》（两期连载）、《双栝庐》、《第三国际与中国》5篇政论文章及1封来信，是章士钊之外刊发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且从第1号起开始刊发文章，一直持续到第45号，可以说与《甲寅》周刊相始终。但由于文章内容多为外交问题，与章士钊思想文化主张关系不大，所以也很难说属于后期“甲寅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人数而言，后期“甲寅派”的人数并不算少，但似前期“甲寅派”中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那样的作者的确没有，所以基本上是章士钊一个人在支撑着《甲寅》周刊。
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甲寅派”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在对“甲寅派”成员的理解上，存在一些模糊、笼统甚至错误之处。实际上，“甲寅派”因《甲寅》杂志而得名，《甲寅》杂志有前后之分，因而“甲寅派”也有前后之别。前期“甲寅派”酝酿于《独立周报》时期，出现于《甲寅》月刊时期，最终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其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该派不仅是个文学派别，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思想流派。后期“甲寅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派成员不算少，但像样的作者并不多，基本上是章士钊一个人在活动。后期“甲寅派”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流派。
[作者简介：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