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相信，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怀有必胜的信念；二是认为只有适应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才能巩固民国的根基；三是出版与教育关系密切，而民众素质的提高，社会变革、国家兴亡又离不开教育，“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需要书业进步”。必须明确的是，出版书刊以追求赚钱为目的，又为了社会进步；与以追求社会进步为目的，又带来了经济效益，不能混为一谈。著名出版家张静庐说过：“‘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是适应共和政体，而不是只求赚钱。诚如后来舒新城所说：“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在陆费逵的主持下，处理好、兼顾好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华书局奉行不变的方针。因此，“凡属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山文”称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教育“立了首功”云云，貌似公允之论，实则本末倒置。
何况，商务之所以没有变更教科书，并非陆费逵之言所能左右。虽然他肯定是“商务同人有远见者”，但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以“清廷200年基业”，不是“一朝一夕就倒了的”话来“误导”张元济。陆费逵向来光明磊落，不可能“暗中搞鬼”。既然商务不改革，就应当允许别人推陈出新。商务教科书是否“作废”，是否“损失惨重”，与中华书局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按“山文”的推论，中华书局不创办，商务教科书不更改，商务就不“损失惨重”了。又把顺应时代潮流而创立的中华书局，说成是“这一宝竟让他押中了”，并依此演绎得出：陆费逵没有在商务主持编写新的教科书，从而另起炉灶，创设新的书局，就冠之以商务的“叛将”，显然有失事实，也违背情理。
对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刘文”评价说：“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在个人关系上实在是大伤感情。用当时的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的知遇之恩，令人齿冷”。那么，照“刘文”逻辑，陆费逵只有老实地待在商务，坐等民国成立，新教科书不能出版供应，才能对得起“商务诸君”，才能不“令人齿冷”。但历史的真实发展，并没有如“刘文”所推断的那样。中华书局已经创办了，以出版书刊而积极参与社会，在促进中国文化发展上厥功甚伟，将陆费逵有功于国家和民族、有功于社会和文化的行为，言之曰“令人齿冷”，岂非咄咄怪论？
（二）关于中华书局的人员情况。“刘文”中说：“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又说：“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1913年1月，范源廉“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又说，陆费逵“离开商务时，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方面的人才，这即便在今天，也会遭到别人‘挖墙角’的指责，对当时的商务，不啻雪上加霜。”
以往，论及中华书局的创办人，许多学者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鉴于此，钱炳寰先生根据中华书局档案资料考证：1912年1月，中华书局初创时为三人合资公司，分别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2月，又变为五人合资，加入沈颐、沈继方。后来所称的中华书局创办人，即指此五人而言。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任副局长。沈知方进局任副局长在1913年2月，距中华书局成立已一年有余。姚汉章也不是创办人之一，直到1914年，编辑所下设“中学师范部”，姚汉章才担任该部主任。从上述五人来说，陈寅是陆费逵原在文明书局时的同事，其他四人来自商务，很难说“一大批”之数。商务人才济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遭受“雪上加霜”的结局。
至于编辑所负责人的更替，“刘文”先说戴克敦任编辑长，而后又称范源廉是“首任所长”，让人不知所从。据档案记载：中华书局初创时，编辑所负责人称“编辑长”。1912年2月20日，在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推选戴克敦为编辑长。1913年4月1日，聘范源廉为编辑长，戴克敦改任事务长。1916年8月，范源廉任教育总长后去职，董事会决议暂由局长、事务长兼理。初由陆费逵，不久由戴克敦兼理。1926年2月，戴克敦去世，编辑所长由陆费逵兼任。1930年1月，聘请舒新城为编辑所长。同时，设副所长一职，张相担任并兼辞典部主任。
“刘文”中指出，1914-1916年间，陆费逵“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又说：“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此后，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
查档案资料，中华书局初为合资公司。1912年6月，改为股份无限公司。1913年4月，经股东会议决定，始为股份有限公司（6月，呈准工商部注册）。就在此次股东会议上，首次选举董事及监察人，范源廉被选为董事之一。随后，董事局召开会议，制定董事局章程、分派花红规程、任用职员规程等。1914年12月，在第五届股东会议上，唐绍仪被选为董事、常务董事之一。1916年6月，在第六次股东常会上，梁启超、王正廷被选为董事。“刘文”所提到的上述四位董事，均是在股东会议上选举产生。作为一家民营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书局有着严格的规章，一切按程序办事。舒新城曾说：“讲人选，我们要替教育与文化上做点事，自然需要专门的知识，然而为经济限制，不能养活专门的学者；同时，又不愿自作聪明，也不能不要求相当的人才。老实说，我们用人的条件严于官厅及学校，待遇却不能超过官厅及学校。我们的同事所以还能维系，第一是靠着各人的志愿与兴趣；第二是靠着同事的感情；第三是靠着用人的大公无私，进退黜陟不讲情面；第四是靠着生活比较的稳定。”因此，“刘文”所说的“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的董事，说陆费逵“拉拢”所致，是没有根据之论。
孔祥熙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始于1917年。在12月16日的临时股东会议上，同意陆费逵辞去局长职务，孔祥熙被选为董事之一。1924年12月的股东常会，孔祥熙再次当选董事。此后，他连任历届董事。1941年7月，陆费逵在香港逝世。董事会决定，由“在港服务官营事业”的董事李叔明继任总经理。1943年7月，孔祥熙在重庆被推选为“首席董事”。1948年3月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初次设董事长，孔祥熙被继续选为董事，又被董事会议推选为董事长。其时，孔已在美国。董事会去信通知了他，实际上并未就职。陆费逵在任期间，十分注重印刷能力，印刷技术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当他去世以后，书局的营业方针有所变化。李叔明、孔祥熙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中华书局承揽大批印钞业务。如1947年8月，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函报：三月底签订承印央行钞券合同后，4月14开印（万元券），5月份交九百万张，6月交一千一百万张，7月交四千六百万张，8月起可印五千二百万张，至1948年1月27日合同期满，依限赶清。既然中华书局初设董事长是在陆费逵逝世以后，就不可能有他“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之事。所谓“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仅是中华书局的业务之一，且大多在抗战结束以后，与陆费逵已没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