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闻发布会产生发展(2)

三、确立阶段

新闻发布会制度的最终确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最多的总统，在他执政的12年中一共会见记者998次，平均每年83次。其中，他在第一任期四年内举行了340次新闻发布会，其中大部分新闻发布会具有新闻价值。罗斯福的新闻发布会内容丰富、形态成熟、程序规范、机制完善。他把新闻发布会时间通常设定为20分钟，省时、高效；通过新闻发布会卓有成效地控制了媒体的大标题和头条新闻；还严格规定了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材料，将其分为直接引述、间接引述和不供发表三类。罗斯福个性热情，不仅会向记者主动提供两三条头条新闻，还经常讲故事、说笑话。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可以对30多个不同背景的问题作出很好的回答。因此，罗斯福的总统新闻发布会深受新闻界的欢迎，成为新闻发布会的典范。

罗斯福的许多重大决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向国内外宣布：一是参众两院的国情咨文，二是新闻发布会，三是以“炉边谈话”闻名的广播直播讲话。“炉边谈话”成为广播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带来广播业的繁荣，却成为新闻发布会发展中的危机因素。当时，有人提出，政府发布新闻和宣传自身，没有必要再召集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直接利用广播即可。广播的出现和发展确实有即时、传真的传播效果，但这种媒介技术的威力一旦被夸大，就会对包括新闻发布会在内的通常的新闻传播手段带来负面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虽利用广播但也认识到其技术因素的局限，仍然重视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新闻发布会。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在第一任期内只谈了八次，那四年中他通过举行340次新闻发布会，加强了与美国人民的交往，并在下届总统竞选中赢得了46个州的支持，其中大多数新闻发布会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可见，美国政府在衡量利弊之后，在宣传手段上仍以新闻发布会为主。

杜鲁门总统时期，新闻发布会日益公开化，其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随着国内外各媒体驻华盛顿记者人数的增加，为满足更多记者的采访需要，1950年，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地点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迁到行政办公大楼一个设有230个座位的房间，并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麦克风。杜鲁门对新闻发布会加强了控制。1951年开始，明确规定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录音片段需得到总统批准。杜鲁门性格比较随意，但对新闻发布会持谨慎态度。如，他一般会做好充分准备，在发布会开始前向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认真了解发布会的简况介绍，并在发布会上大量采用事先精心准备的开场白。此外，他在会上回答问题更加小心，当不打算对某一问题作详细说明时，他会让提问的记者参考他的开场白。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太重视与媒体的关系。比如，他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仔细阅读了星期日报纸上回顾世界大事的报道，并且认真地进行了研读，“但是你们谈到的那种事情，那些漫画和不友好的挖苦讽刺，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另外，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多有疏漏，所以新闻发布会的记录稿必须经过修改后才能读懂。而一旦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尖锐的私人问题，就很容易招致军人出身的总统有节制的怒火。由于以上原因，在处理与新闻界关系的事务上，艾森豪威尔依靠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的辅佐，哈格蒂因此被当时舆论戏称为“从未当选的最出色的共和党总统”。但艾森豪威尔对新闻发布会的发展也有贡献，他坚持了从杜鲁门时期开始的人数众多的正式新闻发布会。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250名记者参加，最后一次有309人出席。他还放宽了对新闻发布会报道的限制，在材料由新闻秘书核对的情况下，开始允许记者直接引用他的原话，并允许记者对其讲话进行录音以备电视台播放。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电视的普及，美国总统开始绕开记者，利用电视直接向大众发布新闻，把新闻发布会带入实况转播时代。较为突出的有肯尼迪、里根和克林顿等人。

肯尼迪对新闻发布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他把新闻发布会带入了实况转播时代，从而开创了电视、广播现场直播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先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以及他经常采用的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的方式，直接促成了电视业的高峰的到来，也对政府、总统以及新闻官员的事前准备、随机应变和个人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客观上间接推动了新闻发布会的发展和完善。肯尼迪的新闻发布会一般安排在下午，美国公众可以通过电视直播或晚间节目选播观看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实况。肯尼迪总统新闻发布会受到媒体的欢迎。他运用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直播方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并熟悉如何在新闻发布会上统一发言口径、塑造政府与个人形象、控制新闻界等技巧，从而把新闻发布会与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还擅长在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巧妙避开棘手的问题。但是，实况直播使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采写新闻、抢发新闻稿的重要性下降，进而造成记者抢新闻的主动性下降，因为往往在记者发稿之前，媒体和公众已经通过电视、广播的直播了解了新闻发布会的全部内容。

里根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而且呈逐渐递减的趋势。里根执政初期，与驻华盛顿记者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批评他。经常去白宫的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甚至统一举手，而不是跳起来争着提问。之后，他和媒体的关系出现了不利的变化。里根在总统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和表现均欠佳，同白宫记者正式会见的次数也不断减少，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德、合众国际社的海伦·托马斯和其他记者都在抱怨总统不在新闻发布会上露面。里根和媒体疏远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满媒体对政府的报道。有一次，里根说：“南苏科塔什有几个人被解雇，这是新闻吗？”《洛杉矶时报》在报上回答说：“答复是，这是新闻，这是洛杉矶、底特律、纽约的新闻，是的，这是南苏科塔什的新闻。失业就是新闻。”该报还配上一幅讽刺的漫画，标题是《里根国》，上面写着：“欢迎到南苏科塔什来，人口：900万失业者。”里根还攻击过《信息自由法》，还发布了一条保密的新命令，要求被怀疑泄密的政府雇员做测谎试验，拒绝这样做的人将被降级或解雇。另一项议案规定，对于报道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的特工姓名的任何人予以重罚，无论这一信息是否已经公开，或者有什么价值。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新闻发布会在内容、形式、程序与机制上都相当成熟。并且，克林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色，因为他口才不错，善于雄辩，通常可以较好地应对记者们提出的难题，巧妙地控制新闻发布会。但是，克林顿并不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上任20个月只举行了三次新闻发布会。这是因为他具有平民主义思想，喜欢绕开白宫记者团，而在电视节目中与普通公民交谈并回答问题。他重视电视媒介的宣传效应，经常在音乐电视网上露面，在广播和电视的脱口秀节目中出场，甚至在节目中演奏萨克斯。另一个原因是，克林顿与媒体的关系不够和谐。他不止一次地在脱口秀节目中表示，新闻界不欣赏他，以致他所完成的那些棘手任务不被公众了解。

据统计，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共举行过193次新闻发布会。尼克松在位五年半，举行新闻发布会37次。里根入主白宫前六年，举行新闻发布会38次。从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年平均数看，杜鲁门把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年平均数从罗斯福的83次减少到42次，艾森豪威尔24次，肯尼迪22次，约翰逊25次，尼克松7次，福特16次，卡特26次，里根6次，布什和克林顿的年平均数也很低。由此看来，就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而言，与罗斯福相比，此后历任美国总统均远为不及。但总的来说，成熟、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已经在美国基本维持下来，并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成为美国政府公关和新闻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二节我国新闻发布制度

在我国，自辛亥革命后，新闻发布会作为一种政府与舆论沟通的手段、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以及政治斗争的工具，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运用，其间也出现了从定期向不定期发展的趋势。抗日战争中，新闻发布会的宣传价值得到提升。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内国际形势过于复杂混乱，新闻发布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力，发展过程时断时续，因而很难形成一种定期、规范、有效、有序的常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会逐渐制度化、定期化，并不断得到完善。

我国新闻发布的产生与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历史时期：

一、最初形态

我国新闻发布会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移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深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国记者曾参加杜鲁门总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1945年9月26日，《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杨刚参加了白宫新闻发布会，到会记者近200名。总统杜鲁门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发布会历时15分钟。关于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情形，杨刚当天向《大公报》发了专电。

我国新闻发布会的产生发展是新闻传播业迅猛发展的结果。有资料显示，“从武昌起义胜利到1913年的两年中，报刊数目剧增。除官报和少数宗社党报刊销声匿迹外，清末出版的报刊照旧出版，清末被迫停刊、休刊的报纸有不少又恢复出版，各种各样的人物、团体纷纷创办新报刊，形成继戊戌变法后全国第二次办报高潮。据当时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均属于历史新纪录。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新增报纸最多，‘已逾百家’。原报业中心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报纸数目也在原基础上猛增。”

政治民主化进程促使我国新闻发布会出现和发展。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我国不具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政治条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促使我国新闻传播业迅猛发展。1912年，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首倡在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标志新闻发布会在我国出现。据《国务员与新闻记者一席谈》一文，“国务院前陆军贵宵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18日下午2时特邀在京新闻记者在国务院开第一次谈话会，唐总理及各国务员均出席，新闻记者共到二十余人。首由唐总理宣言，每日下午2时派秘书二人于招待所接待，遇有可以发表之文件，即交新闻记者带回，诸君遇有质问之事，亦随时可以质问等云。”

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已经有了专门的外国新闻发布会。1914年1月6日，第四届内阁总理熊希龄宴请驻京外国记者20多人。熊希龄宣布在国务院设一新闻处，将外国的重要新闻译成中文，中国的重要新闻译成英文，其目的是希望彼此可得确实消息，杜绝谣传。新闻处聘有懂英文的专人负责。“政府与新闻记者之正式交通，以今日为权舆”，说明了当时的我国新闻发布会已经具备沟通政府与媒体的功能。

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新闻发布会的较快发展。国民党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很多，主要议题是抗战，也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粮食、文教等问题。国民党政府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部门有行政院政务处、外交部和中央宣传部。国民党政府设有外国记者招待所，并经常举行外国新闻发布会，同时在国外举行大型的中外新闻发布会，被视作当时国际宣传的一部分。

出于战时宣传和政治斗争的考虑，抗战期间，新闻发布会发展迅速、备受关注。仅从当时的报道字样分析，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新闻发布会”的称谓得以普遍运用。之前，在报道上很难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明确称谓，多为“招待报界”、“招待中外记者”、“招待各报记者”，等等。抗战时期，由于战时宣传的急迫需要，新闻发布会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重视，出现了从不定期到定期发展的趋势。1938年4月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举行外国新闻发布会，由陈诚部长讲述一周来各战区的战况。5月3日，陈诚又举行了一次外国新闻发布会，讲述近期的军事、政治情况，与会的各国记者有20多人。当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中国新闻发布会、外国新闻发布会和中外新闻发布会。1943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后每隔两周逢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中国新闻发布会，外国新闻发布会则每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