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在克林顿时期出现了最大的转变，美国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向美国看齐。《洛杉矶时报》原驻华记者孟慕捷在其著作《转向》中的“点睛之笔”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的国内政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人不会过问中国领导人怎么对待他的人民。但是克林顿则公开表示，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应该接受美国的民主价值和自由观念，这就是最大的转向。
原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杨正泉曾说过，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美国敌视中国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中国不再坚持社会主义，而实行 “西方民主”，中美之间90％以上的分歧都不存在了。
而反观台湾地区，美国认为与大陆相比，台湾政治改革的趋势更接近美国式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台湾是东亚的“民主橱窗”。
在两蒋时代，台湾地区实行了“党禁”和“报禁”。随着蒋经国年事已高，为了保证继任者继续执行亲美政策，为了长期影响台湾当局，美国绞尽脑汁迫使台湾当局放弃一党独裁和政治高压统治。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等政治革新决议。
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病逝之后，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18日，竭力鼓吹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索拉兹访台。李登辉在会见索拉兹时表示，台湾将加快政治改革。1991年12月，台湾新的“国民大会”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议席的普选。“立法委员”也是选举产生的，使国民党的反对派和一些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当选议员，使他们在台湾发展方面得到更多的发言权：公众和传媒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2000年陈水扁上台，美国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民主化”标志之一，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王朝更替通过暴力的方式，这是一个和平的权力交接。
在美国人看来，台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已符合美国的标准，是紧挨着大陆的一个“民主橱窗”，又是一块可以促使大陆人民“朝同一方向演进的示范基地”。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民主”进程日渐发展，慢慢地从独裁政治走向了领导人直选，这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支持台湾提供了充分的意识形态理由。
“9·11”事件以后，美国社会弥漫着保守主度心态，出于对美国价值观的维护和对外来威胁的恐惧，美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美国媒体在报道时，意识到形态色彩越来越浓。而中国作为美国潜在敌人存在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判断。在涉及台海问题时，美国媒体对大陆与台湾迥异的评价会持续较长时间。
第三节 台湾当局的游说
美国媒体在台海问题报道中，视大陆为“共产中国”，而视台湾为“民主国家”，还与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的游说公关密不可分。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着亲台的传统，尤其是美国国会。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获得大量的美援，国民党开始了对美游说活动，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陈之迈等人利用他们的影响积极游说国会，组建院外活动的“援蒋集团”。“这个时期的援蒋游说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美国政治之深，对美国重大的影响，都具有不同寻常之处，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China Bloc）相当活跃的时期，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共和党议员。他们或出于切身经济利益，或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汇成一股逆流。国民党政府的“院外援蒋集团”（China Lobby）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帮”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个人的政治野心、传教士的热情等因素，与“中国帮”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共逆流。美国国会通过挑起所谓“谁失去了中国”的论战，在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下制造“反共”高潮。此间的国会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具有反华、反共色彩的议案和法案，在反对承认新中国、推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福摩萨决议案》、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都起到了极其负面的作用。美国国会总体上持续至今的亲台反华传统深深地带有冷战初期留下的这些历史烙印。
“由于院外援蒋集团的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大多数国会议员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国民党中国的批评即是对北京共产党的援助和安慰，因此蒋的批评者就是‘赤色分子’或共产党同情者。”据此有人称：“蒋介石在中国的战争中败北，却在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随着中美在1979年建交，美台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止，台湾当局更加重视对美国国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游说活动。据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回忆，在中美建交后，“美国的行政当局就对我们关门了”，“大使馆不得不更加重视国会的工作”。
台湾还在美国雇佣公关公司，借此展开游说。据台湾资深“外交官”陆以正回忆，台在美国雇佣公关公司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第一个聘请的是莱特公司，一年30万美元的经费由蒋介石亲自批示，这在当时是“天价”。此后，台方一直未中断游说，且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而选择不同公司。如卡特执政时是贝隆公司；里根时期换成了汉纳福公司；克林顿时期，则换成了卡西迪公司。据有关文件显示，自1994年开始，李登辉就以“台湾综合研究院”的名义，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为期6年的合约，每年付给卡西迪公司150万美元，为台湾在美国政府及国会进行游说工作。后来，又以200万美元的高价与卡西迪公司续约，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海外客户。2000年，国民党痛失政权后，民进党接手政权的同时，也接过游说的接力棒。2005年4月1日，台湾“外交部长”陈唐山对外透露，3月4日，“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代表台湾当局与总部位于白宫附近的美国巴伯·葛瑞菲斯·罗杰斯（BGR）公关公司签下合约，规定台湾分3年支付450万美元，BGR则协助台湾“落实与美国政府的沟通”。2006年，陈水扁在宣布终止“国统纲领”时，为了不招致美国反感，3月份，他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函给布什总统。陈水扁此举越过了台湾驻美代表李大维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而是通过公关公司来进行的。据美国《尼尔森报道》透露，此信件就是由曾担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但目前在BGR公司工作的叶望辉（Steve Yates）交给白宫的。
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1994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台湾当局对美游说，也可以通过美国媒体报道来佐证。2005年4月21日，《华盛顿邮报》就在A21版载文介绍卡西迪公司与台湾的渊源，标题就是《台湾与华盛顿说客的复杂关系》。
台湾当局在游说时打的招牌之一就是“中国威胁论”和“台湾危机论”。在媒体上，台湾当局极力渲染大陆对台湾的导弹威胁，夸大中国的统一欲望，把台湾塑造成“炮弹威胁下的可怜的民主之岛”。这种定位，很容易获得美国关心人权和民主的议员的支持，“人权斗士”兰斯托议员等就对台湾给予了极大同情。
在台湾当局的游说之下，美国主流社会对台湾充满了同情，美国主流媒体也自然对台湾格外留情。
第四节 美国民意的影响
民意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的明显的个人集合所表达出的一群复杂的意见，任何分散的意见都无法汇集成为集体的力量，难以发挥影响力，只有当大多数人意见凝聚力量，成为有效意见时才是真正的民意。同时，在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不同的事件、事件与社会价值及制度的关联性、事件的结果及民众的组合等都会影响民意。因此，民意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会密切注意民意的动向，而新闻传媒是获得民意动向的最佳和最快的渠道。媒体不但要报道民意、反映民意，同时也要塑造民意、引导民意。美国的媒体首先都是面向市场的私营企业的产品，都必须接受市场即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等的制约。这种制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民意的制约。
1989年，大陆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风波。但是，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深感震惊。《时代》周刊记录的系列数据显示：从1967年开始，涉及大陆的正面公众意见一直在攀升，到1989年突然直线下降。天安门事件还在左右着对中国的公众舆论。1989年的电视画面在美国人的脑海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还没有其他事件能改变中国的形象。
1999年春，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公众和领导人进行的4年一度的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6％的美国公众和57%的领导人都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9％的领导人和3％的美国公众认为对华关系是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难题之一，有52％的美国公众和36％的领导人更愿意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另外，有51％的领导人和27％的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出兵。美国公众和领导人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忧虑，担心中国发展成可能威胁到美国切身利益的世界强国”。1999年6月7日，《时代》周刊和CNN的联合公众调查也显示，中国以80％的高比例超过伊拉克、俄罗斯和南斯拉夫成为美国人心中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据2006年4月16日（提前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报道，目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为：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经济威胁的占64％；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军事威胁的占50％；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不公正竞争的占55％，认为是正常市场竞争的占34％。美国兰德首席战略分析师拉森博士根据很多民意测验进行研究，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产生恶感的主要理由是：一党执政；对外军事威胁（主要是对台湾的威胁）；贸易的不公平竞争，操控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盗版。
由此可知，美国民意对中国心存疑虑和不满，认为中国是威胁。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美国，民意所向是主流媒体重要的报道内容。争取民意，是媒体赖以生存的前提；背离民意，媒体将被民众淘汰。1989年之后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公众继续用“天安门事件”的眼光看待中国，美国主流媒体必须反映美国公众担忧的“中国威胁论”，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鼓吹对中国进行“遏制”，以对大陆的强硬来争取民意。这些导致美国有70％的民众把中国看成“敌国”或“严重问题”，有80％的民众把中国看成是主要或次要的威胁。
正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所说，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印象已由几十年前那个衰弱、贫穷、落后且注定要失败的国家，变成了发展速度很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许多方面都很强大且一定会成功的国家。在短时间内，美国民众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感，这也就为包括“科技威胁论”在内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民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