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是生活的诗歌
人世间有许多奇迹，人比所有奇迹更神奇。
这句话是盗用大诗人歌德先生的，也间接盗用了文字研究者程老汉的，因为它出现在程老汉的著名大作《喇叭裤礼赞》中。
“西单民主墙”风潮中，广院一下子就涌现了两个奇人，且形成了北南呼应之势，“北”指的是北京学生叶青醇，“南”即指福建学生程鹤麟。
叶同学的民主座谈会未及落幕，程同学就赞美起了喇叭裤。民主很严肃，喇叭裤是什么？
为什么赞美喇叭裤？这个听起来很酷的问题回答起来却一点儿也不酷。
歌手艾静有首歌《艳粉街》：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也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这首歌现在听来有种三流惊悚片的滑稽，但却是70年代末期的真实版暴力。
程鹤麟：国人喜欢为别人的穿着打扮操心，这份操心在“文革”十年里，演变成一种准政府行为，穿什么衣服变成思想问题作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衣服宽了窄了，裤腿肥了瘦了，裙子长了短了，全被上纲上线。“文革”期间曾流行窄小裤管的“铅笔裤”，红卫兵不爽，满街拦人，拦住就剪裤管。“文革”结束，喇叭裤顺着吱呀打开的中国国门的门缝溜进中国，迅速风靡全国。一夜之间小裤管变成大裤管，操心的人又开始操心了。虽然再没人上街剪人家裤管，但报纸杂志上讨伐喇叭裤之声此起彼伏：喇叭裤代表虚幻、代表没落、代表腐朽……
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怎么还搞“文革”那一套呢？报纸杂志干吗跟年轻人的裤子较劲呢？我不服，我偏要！愤怒出诗人，程鹤麟拿起笔做刀枪，直指“中山装卫道士”。
喇叭裤礼赞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我赞美你，就和欢呼邓小平在休斯敦戴上牛仔帽一样，——我欢呼新生活的来临，我赞美新生活的来临。你，喇叭裤，和牛仔帽一样，报告了一个时代面貌的即将改变，你随着柔和的一阵暖风来了，复苏了我们心中的活力。我从你这里，好像看到，在我生长的土地上，到处是生命的光波，到处是新鲜的情调。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也许感到惊奇？是了，你自己不曾有过这个愿望。这正如你从来没有想到有那么无聊的编辑，会在报上不厌其烦地谈论你一样。然而，正像人们穿上你，是凭了他们的意志，我赞美你，完全是凭了我自己的意志。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因为我从你这里，领悟了启蒙文学的“宙斯”歌德这句充满自豪感的话：“人世间有许多奇迹，人比所有奇迹更神奇。”饮食起居，多么平常的事，有几个艺术家从这里产生过灵感？而你却超越群雄，把美带到了我们最具体的生活中来，在平凡中创造了奇丽！——你一定是缪斯的化身，抑或是她神圣的使者？你唤起了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你唤醒了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的生活内容，原先只是贪温图饱；我们的审美情趣，曾经为中山装和标准服所麻痹，以至于迟钝得就像布什门人。是你，缪斯啊！振作了我们的精神，培养了我们的高尚情操。
假如春天没有花，假如人生没有爱，假如人生没有美，那还成个什么世界？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喇叭裤呀，缪斯！我赞美你！因为我从你这里，看到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依照它所属的物种尺度和需要来造形，而人类却不断地依照美的发展规律来造型，并在美的创造中自我享受。
你是美的。——这并不因为你受到了一些正襟危坐的中国人的白眼而稍有逊色；恰恰相反，正由于你的美好，你畅销世界，风靡全球。你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确认，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对你笑脸相迎！——你的线条，飘洒自在，优雅浪漫，给人以和谐自然的感觉。我记起了一个美学家的话，和谐是生存和繁荣保证的表现，和谐是事物的合理、完善的结构的表现。那些留恋中山装、甚至希望穿马褂留辫子的人，说你癫狂。然而在我的眼中，你的蹁跹风姿，好像一个青春常在的歌女，你有一种无形的节奏，而“节奏正是我们正常生活的表现”。——原谅我，又一次引用美学家的语录。
哈，喇叭裤，我还为你的性格赞美。——你受到了中国的林彪、“四人帮”的狠狠打击，这群歇斯底里的革命狂，把你也当成“专政对象”，大张挞伐。于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某些城市的大街上，出现了代表法律的警察，领着工人民兵（大约是代表道德的）截住一个无辜的少女，剪破她的喇叭裤——就是你，让她的两腿忽隐忽现地在大街上飘荡而过……你虽受到这样的非礼，却不作太多的计较，当中国人再度向你招手时，你便翩翩而来，热诚地施美和施惠于中国青年。
我还要纵情地赞美你的落落大方，出人头地。——这正是马褂们最嫉妒你的地方，它们因为受到人类的淘汰而深感不幸，它们想死守中国的土地以苟延残喘，它们看到你施施而行、洋洋得意，受到新一代的垂盼，禁不住妒火中烧，好像一个失恋的情妇。但是，这有什么？让它们说你是恶少、是异端吧！秋后的枯草，还配来嘲笑春天？我要用歌德的话来赞美你，“异端是生活的诗歌”。
……
令人赏心悦目的你，令人精神轻松的你，我要赞美你！我赞美你，就是赞美我自己，就是赞美我的生活，就是赞美奇丽神妙的人类！
让我在这里高声朗诵：人，是按照美的法则进行创造的；人，是在创造的作品中自我享受的。——说这话的人也是个异端，是个为正人君子们所痛恨的怪人，因为他竟敢留着那不可饶恕的大背头。但，尽管他的大背头被今天的中国的正直的、最男最女的、性别清楚分明的、一上街就关心人家是男是女的（郑重声明：他们决不是不怀好意的）漫画家和写信的读者们痛斥为不男不女，他还是写出了不朽的科学巨著——《资本论》。
（读者一定奇怪，说笔者写到这里似乎跑了题。不错，因为下面接着另一篇小文《大背头之歌》，想用这一段来做个过渡。因版面之限，《大背头之歌》便不发表了。若哪位读者有兴趣，去写个《大背头之歌》，也是很有意思的，内容可能会与我不谋而合。）
北京广播学院 郑辛之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写完之后还得发布，不发布就是白写。
据温化平同学的回忆，《喇叭裤礼赞》是程鹤麟为77编采班那本油印刊物《秋实》写的。化平兄是刻蜡版的好手，蜡版字漂亮清晰而且刻写速度快，是《秋实》的特邀主力刻写手。《喇叭裤礼赞》就是由她刻写。
那时《秋实》已经非常有名，在全国高校学生刊物里名列前茅，因此很受校方重视。这一重视，《喇叭裤礼赞》就被和谐掉了。
不让在刊物上发表，那就在墙上发布。程鹤麟一不做二不休，抄成那会儿尚属合法的大字报，贴到一号楼东墙右下角。回头看看化平兄刻好的蜡版，程鹤麟杀得性起，把它按上油印机，印成小字报，请《秋实》编辑部夹带在《秋实》里，寄发到全国部分高校。还不过瘾，上街，把它贴上西单那面历史名墙。一不小心，程鹤麟跟历史发生了一次暧昧关系。
程同学为何又取笔名“郑辛之”？这背后也大有故事。
程鹤麟：出这么大风头，不好意思用真名儿，又懒得动脑筋想，写稿那天刚好收到高中好友郑新芝的来信，就顺手将他名字改头换面做了笔名。老同学后来看到我用这笔名，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坐言起行。不光写，不光发布，我还穿。写完发布之后，为了对自己表示声援，程鹤麟上街买了条喇叭裤，恶狠狠穿上，凶巴巴满校园乱窜。
穿起喇叭裤的程鹤麟险些被校方开除，但最后还是虚惊一场。程老汉曾把自己与电视的相遇比喻成误撞，评价自己是“左脑使用过度的恋字癖”。这一次，文字狂人真正用文字的才情彻底愤青了一把。
和程老汉的“以笔做刀枪”不同，周五一同学用先锋影像表达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周五一：1980年春天，我在昆明市翠湖边进行摄影作业，看到农业展览馆前立着一尊毛主席塑像，是昆明仅存的几尊之一，且个头最大。我们这一代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看到那个巨大的造型，心中就会泛起颇多记忆与感怀的涟漪。很想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引起大家的共鸣，于是拍摄了这张照片。选择从背面拍摄，并在当时抓拍到了一个孩子在画面中，那大与小强烈的对比产生的压抑和冲击，似乎更能表达我对“那时”的感受。
领袖像永远是政治，它象征着无法撼动的权威。“文革”当中，北京广播学院一个老师因为在报纸正面裁减一个文章，没有注意到背面是毛主席头像，无意间就把毛主席头像给剪了，结果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差一点没被打死。而周五一的镜头是如此具有颠覆性，他不仅拍摄了主席像的背影，还抓拍到了一个在画面中的孩子，她在画面中扭头望向主席塑像，似乎在审视着这位历史巨人。这张照片在学校展览之后，引发了多种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同学从构图去分析领袖与孩子的关系，有的同学从主题来解读“文革”与当时的对照，图片中的种种复杂意味无人能够一言以蔽之。
后来，周五一给照片取名为《那时……》。
30年过去，当我们有幸看到周同学翻箱倒柜找出的这张《那时……》时，遗憾的是当时设备条件差加之失误，底片上前后两张有部分重叠了，本来是全身的取景只留下了半身可用，不过还算幸运，还能裁剪出不差的构图。
英语凶猛
77摄影班有两个英语迷：孙林和田广。前者出身学者之家，沉迷英语，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后者来自小城市，自立自强，渴望通过学习英语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韩国强：我喜欢散步，和孙林两人经常一起边散步边聊天，关系挺好。他父亲孙尚青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老一代经济学家。当时孙林想法挺多的，学好英语，就是想出国深造。
为了实现理想，孙林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安排给了英文学习，埋头读书，将别的干扰统统排除，几乎不在同学交往上花费任何时间。
田广与英语的深度结缘，则来自与一个外交官家庭的交往。
田广：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英语，自己以为还学得不错，会用英语说几句革命口号，而且还会用英语讲半夜鸡叫的故事，当然了说的什么大概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个时候广播学院外语课是分成快班和慢班的，经过考试我参加了快班的学习。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原来还自以为自己的英语不错，哪里知道同其他班级以及我们班的英语好的同学相比，我的英语水平简直就是拿着头发串豆腐——没法提了。开始，我也就认了自己不行，也没有想如何很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觉得只要能考试通过就行了。后来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在现在看来是个鸡毛蒜皮的事，而在当时却似乎是一件天大的不得了的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春的一天下午，田广在东单的委托商行门前碰到一个大约50岁上下的外国老太太，大概是迷失了方向，在那里急得团团转：“Can any one speak English？”周围围观的人中大概都听不懂她说的什么，田广似乎听懂了她的意思，就上前用英语问她我能不能帮忙。原来那老太太是原西德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舍佛上校的太太，他们的女儿和女婿刚从德国来北京，对北京还不是很熟悉。田同学连听代猜地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老太太喜欢收集中国的古董，就让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女去友谊商店了，说好下午两点钟他们再到东单，可是现在已经两点半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老太太的意思是让田广在那里等着她的女儿和女婿，她去友谊商店找他们，她怕走差了就想让田广帮帮忙，转告她的女儿和女婿直接回家去，就不用等她了，她会从友谊商店直接回家。
刚刚进入80年代的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围观外国人。在田广同老太太说话时，旁边围了一大圈人看热闹，田同学当时的自我感觉一方面良好，因为自己毕竟能拿英语同别人交流了；另一方面看着旁边的人们那种警惕的眼光又觉得不妥，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阶级斗争观念还很强的时候。田广答应了老太太，她很高兴，给了他一张她丈夫的名片还要给10元钱，是外汇券，田同学当然没有要。后来等了大约不到10分钟，她的女儿和女婿抱着他们的女儿果然坐着一辆出租车来了。田广同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对话，并转达了老太太的口信。
小两口很客气，一定要田同学去他们家，还称赞他的英语很好等等。出于好奇，田同学也就跟着他们到了三里屯外交人员公寓。那是田广生平第一次到一个外国人家玩，看到门口的哨兵微笑着冲他点头，田同学受宠若惊。外交官家干净整洁的房间让田广感到难以想象，他留下来和外交官一家共进晚餐，有水果、面包、蔬菜沙拉等。武官还给田广拿了一杯啤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