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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三重门·电视有多高(8)

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用雄浑的声音读出这个名字:BEIJING。终于,这个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如大江奔腾入海一般在此刻喷薄而出!此时,每个中国人的脸庞上都漾溢着微笑,此刻是真正属于中国的时间!

这一刻,两行热泪滑过马国力的脸庞,做了22年的体育报道,一直梦想着在家门口做一次奥运会,这次他终于实现了。然而,他很清楚,这眼泪背后,担负着的也将是一份民族责任。

马国力: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每一位媒体人员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我参加过从1984年洛杉矶至2004年雅典的六届夏季奥运会报道,并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奥林匹克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种荣誉的激情和人类的和谐。这种年青人的激情和成熟人类的和谐,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混合。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

2005年5月31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在中央电视台14楼的会议室举行的每周干部例会上,台长赵化勇宣布:根据北京奥组委的要求,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借调到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担任首席运营官。

马国力:如果我不做,总得有人做,而目前在国内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员,假如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在这个位置上,我是会后悔的。

就这样,马国力开始了他的另外一种奥运体验。对于他来说,奥运会是一种情结,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情结,需要带着使命感和成就感,完美地落幕。为了这个情结,他一直在努力。

随着2008年9月17日北京残奥会圣火的熄灭,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的使命也随之宣告圆满完成。

BOB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总共制作超过5000小时的公共信号(雅典是3800小时),向全世界200多家电台电视台提供了转播服务,这些转播商的奥运会节目在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超过了40亿。所有的持权转播商一致认为:北京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好的。

马国力:我当然作为体育中心主任也可以在北京奥运会大显身手,但是那样只不过是比悉尼,雅典的规模大而已。但是作为北京奥运会转播有限公司(BOB)的首席运营官,做的是向全世界提供国际信号,这是业内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认可,也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BOB是一个专门为北京奥运会成立的临时项目公司,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个团队必须是由国际的,专业的,操作性极强的一批人员组成。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目标:提供高质量的电视信号和服务。马国力曾经也说过,在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的三年半时间,没有升迁的考虑,没有办公室政治的干扰,没有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他的心里极为平静,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至今最愉快的一段时光。这个愉快主要原因在于可以专心做事,做一件事,做一件大事。

“老书记”的奥运情缘

岑传理:作为一个电视制作人如果不能进步,观众需求满足不了,那就要落伍,就会被淘汰。

看到北京体育大学招收在职博士生的启事后,岑传理怦然心动。1996年的夏天,童心未泯的他经过地毯轰炸式的复习,艰苦闪电式的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地做起了学生,开始了来之不易的攻博生涯。

在职学习不仅不能耽误工作,还要很好地完成学业论文,压力可想而知。通过收集、分析大量资料,他终于找到论文切入点。

岑传理:因为当时并没有把电视与体育产业结合起来的研究课题,而电视又是我的专长,两者相结合,可以说又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每当提到这段学堂生活,岑传理总要感谢一个人:导师邢文华。邢老师治学严谨,发现问题绝不过夜。一次,“老书记”接到了导师电话:

“传理,你论文中关于电视收视率的调查数据可靠吗?”

“导师,数据是索福瑞公司调查的。”

“你亲自参与调查了吗?”

这句话一时间把岑传理问住了。“我没有直接参与调查。”

“那你为什么在论文中不表述清楚,做学问最怕道听途说、似是而非做论文,最忌东抄西抄又不做分析。”

遵照老师的要求,终于,1999年,骄阳似火的六月,岑传理的博士论文《电视媒体与体育产业》通过了严格的博士论文答辩,专家们的评论是:论文资料翔实,分析严谨,论据充分,填补了我们体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就在那天,他成为了我国第一位获得体育博士学位的体育记者。

从“零的突破”到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体育博士学位的体育记者,我们的“老书记”不仅通过实践在一线报道并参与着奥运,还通过理论原理研究着中国体育,更是时刻刻关注着奥运,关注着北京奥运。可以说,他与马国力一样,与奥运结下了不解情缘。

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奥运以后的其他体育赛事,都将会在奥运会的光芒下变得微不足道。有人这样形象地比喻这一现象:2008年是浪漫主义,盛世奢华,光芒万丈;2009年则陷入了萧条的现实主义,崇高已如飓风般远远遁去。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体育电视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四年奥运周期,这个周期里,我们已经不再是东道主、奥运会的主人,这后四年乃至以后,我们都将是普通的看客。那时的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波澜不惊地看着比赛转播,仅仅,仅仅是在重大赛事的重量人物出场之时,才会欢呼雀跃;抑或一场极度绝望的比赛,才会捶胸顿足。

的确,奥运过后,抛给中国体育影像制造者和传播者们的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后奥运时代,电视体育传播又该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老书记”早已深思熟虑。

岑传理:对于我们这一个四年发展周期来说,全运会是彩排,冬奥会、亚运会是预演,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是正式演出。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完美落幕,标志着北京奥运会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08年9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大会时,就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亲自到场,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体育未来发展要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哪个体育媒体人没有“体育强国梦”呢?哪个体育媒体人不想肩负起“体育强国梦”的责任呢?然而,在奥运之后所谓的“后奥运时代”里,这份责任并不仅仅是转播体育赛事那么简单,如何才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并分析目前中国体育宣传的弊端才是重中之重。

岑传理:对于我们中国体育的传播者而言,我个人的理解是,衡量“体育强国”的维度是多重的,绝不仅仅是51块奥运会金牌、100枚奥运奖牌和一年120个世界冠军就可以完全定义的。

2008年,汶川的命运与奥运紧紧相连,用体育来救助地震中受伤的心灵和躯体是媒体人的责任,更是体育媒体人的责任。

岑传理:这只是很小的一步,但将是我们体育频道的长远诉求和作为。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电视传播的历史使命之一,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使命就在于——“优化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从运动中受益,获取健康和良好的心理状况。

岑传理:今年我们在操作“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过程中就一再强调,要以感恩之心,用公益的形式,来回报社会。

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展望体育传播未来发展的时候,没有人敢忽略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北京奥运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立体化传播让新媒体信心百倍,让国际奥委会找到了版权销售新的增长点,传统的体育传播机构纷纷在寻求与新媒体的合作和交融的方式。体育传播的“新媒体时代”是否真的到来呢?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老书记”自有他理性的分析与独到的看法。

岑传理:从奥运会结束之后仅仅半个月各大门户网站发布的奥运会业绩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业界比较认可的客观数字是:新浪的广告收益超过了3亿,搜狐不会少于2.5亿,腾讯为1.5亿。

他从理论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中国传媒的发展态势,总结说新媒体与传统的强势电视媒体之间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借势的生存发展模式。

岑传理:但是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新媒体一定会在人们分享体育比赛的方式上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争夺市场份额和经济收益。

他在分析新媒体的优势时,也看到了电视在传统和新媒体间的长处,看到了它的潜力。

岑传理:除了花钱竞购国际赛事之外,创造中国人原创的体育视频内容将是第一要务。

纯粹的感性热爱交织着理性的思考与研究,“老书记”的奥运,妙不可言。

BOB的广院“情结”

似乎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奥运情结。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似乎有个声音一直召唤着,召唤着每个中国人能够为北京奥运打上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结。而此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的“任班长”与出任BOB首席执行官的“马大哥”,二人相视一笑,心领神会。

人类对奥运会这种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始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为了完成电视转播,一直都是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提供着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直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前夕,原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总工程师玛诺洛·罗梅罗先生提出组织一支“多国部队”,共同来完成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和提供任务:挑选世界各国的电视精英,统筹租赁有关电视设备,确定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理念,制定统一的电视信号制作标准,确保奥运会各比赛项目转播信号的高质量。从那以后,这种方法得到了奥委会电视委员会的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2008年奥运会之前,欧美国家仍占据着奥运会电视国际信号制作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电视转播人员的专业技能不足,对奥运会国际信号标准的掌握几乎为零。面对着这样难堪的差距,真的要做些什么。

任金州: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大学同班同学时任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的马国力聊起此事,共同的感慨和认识使我们俩一拍即合。一个名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电视体育赛事转播标准研究”的研究课题当即敲定。

经过多方的推敲、研究与比较,课题最终定名为“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标准研究”,这个题目简单又明确。题目确定后,课题组开始了深入的研究。由于组内只有马国力与程志明两位具有相关的体育工作经验,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电视公用信号”与“标准”,都是陌生事物。但是为了能够为中国人的奥运做些事情,他们翻译资料、采访专家、研究分析体育比赛转播中的镜头等等。

任金州:为了进一步加强课题对电视体育转播实践工作的指导性,我们还重点选择了篮球、田径、水上等比赛项目,从国内全运、国际性单项比赛、奥运会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电视转播节目中,选出典型性转播画面作为案例逐一进行分析。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2005年5月,“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标准研究”成书出版。就在他们开始研究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标准化时,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在内部也启动了电视体育转播标准化建设的先期工程。

奥运不是简单地把外国人请到中国,随便拿几个金牌就可以草草了事,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文化、体育、意识形态水平的一种对应,只有在各方面和谐统一地对应起来之后,这个国家才能拥有自己的世界地位。对于任金州与马国力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体育转播上跟进。

任金州:这其实是在为国家做事,是我们俩必然的一种使命感。不是国家有难,匹夫才有责,现在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奥运会体育转播最缺少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专业队伍。作为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CEO的马国力,一直担心央视缺少能够胜任奥运会赛事信号制作标准的摄像和导播。而就在这时,他的老同学任金州,与他又是不谋而合,二人莫名中形成了一种默契。

任金州:我跟马国力在一起时很随便,当我说明我的想法后,马国力立刻说,这件事扔给你吧。就这样,我就向校长提出,由学校与央视合作组建面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专门的人才培养队伍。

2005年夏,一个面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赛事转播摄像“人才培养”的项目在任金州的牵头组织下随即开始。中国传媒大学让2008年毕业的2004级电视摄影和影视艺术摄影两个班共47名同学成建制地集中进入央视体育赛事转播团队,他们一边在校学习专业课程,一边外出参与央视体育频道各类赛事的转播。2007年3月12日,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与中国传媒大学正式签约。从那天起,中国传媒大学的47位同学走进了奥运,与中央电视台制作团队一起,承担北京奥运会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现代五项和奥运会期间举办的武术比赛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任务。

奥运期间,平时很少见面的马国力与任金州在北京奥运会国际广播中心见了一面,马国力指着监控中心墙上的赛事直播画面说,这次BOB对央视派出的制作团队完成的六大项目的公用信号非常满意,你们传媒大学来的学生,无论是现场摄像还是信号传输中心的收视监看,都表现得非常好。超强的自信、无间的默契让两位老同学抓住了难得的历史瞬间,把握住了眼前能够把握的一切。

二人握手一笑,事情很顺利。

任金州:马国力,这事咱俩算是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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