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七讲》在研究方法上给不止一代的学人以启迪。如第四讲《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其中有“试论敦煌隋窟的性质”，指出：“从十六国到隋，石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坐禅观相。”“初唐以来，佛教流行净土……坐禅风气一时未息。”“小窟坐禅大窟观佛，中心塔柱窟是为了‘入塔再观’。”唐窟的性质逐渐变化。
宿白先生的这些论断，有充分的佛典根据，如《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等。当时僧人坐窟行禅，观佛生身相、法身相，观七佛，观释迦多宝并坐像，观弥勒佛等。由此对敦煌石窟的功能作了透彻的说明。
敦煌研究院贺世哲先生新著《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指出：“很幸运，1962年10月，我有机会聆听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受益终身。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讲……至今都有指导意义。对于北朝石窟盛行千佛、佛传、本生、因缘图像的原因，宿先生指出要从北朝石窟的性质——坐禅观像探讨。”“我至今还珍藏一份《敦煌七讲》打印稿……我常翻阅，温故知新。”又说：“宿先生在每一讲后面还开列了主要参考文献。我花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反复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参考文献。”笔者于1978年至1980年在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忝陪末座，1980年秋整理小组成员得以到敦煌考察学习。由于段文杰、贺世哲、施萍婷、樊锦诗诸先生的推介，我在史苇湘先生主持的敦煌资料室里抄录了一份《敦煌七讲》珍藏，并多次反复阅读，对所开列的参考书也在数年间通读。
《敦煌七讲》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这部大作使我认识到，研究敦煌文书必须与敦煌石窟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文书学的研究中，要借鉴考古学中的年代学、类型学，对文书作断代研究。《敦煌七讲》还具体提出了许多研究者应该着力回答的问题。如第五讲《石窟考古学简介》中提到：“敦煌原有许多寺，这些寺在哪里都是问号，弄清这些，应作为研究所将来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此启发下，笔者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中作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讨论。《敦煌七讲》中又高度评价了向达先生，向达先生是中外交通史的大学者。笔者有幸于1964年3月29日研究生刚刚毕业时担任向达教授在中山大学作《敦煌学六十年》演讲的记录。笔者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中，第五章论及粟特人，就是受到向达先生、宿白先生、马雍先生、池田温先生等诸位先生的启迪。宿白先生在研究新疆的论文中提到苏联学者对粟特的关注，这也都启发了笔者此后对粟特艺术史的研究。
由于我手抄了一份《敦煌七讲》反复阅读，这就促使我对学术、对卓越的学术前辈，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并自觉地和各种学术泡沫划清界限。以一斑而窥全豹，以《敦煌七讲》之一斑，得以窥见前辈中国敦煌学研究大家的学养和风范。
试论敦煌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程喜霖
程喜霖，1938年生，湖北黄冈人，196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湖北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从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参加唐长孺先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编纂。论著有《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唐代过所研究》、《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通西域的“中道”》等。
一、关于敦煌学理论
1900年6月22日，湖北麻城人王圆箓在莫高窟，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了藏经洞（编号17窟），敦煌文书重见天日，揭开了中华民族已湮没的西北古文明的面纱。自文书面世至今已108年了，敦煌文书流落世界而兴起了—门显学——敦煌学。然而敦煌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学者有不同看法。1985年8月，我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议，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讲演称：“严格地讲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而称敦煌研究为好。”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学科。即使如此，敦煌学究竟产生于何时呢？有的认为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发现是敦煌学的发轫；有的欧洲学者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窃掠藏经洞文献的时间作为敦煌学之始；有的说敦煌学产生于1909年；还有的学者则将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提出“敦煌学”概念，作为敦煌学诞生的时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敦煌学理论，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敦煌学术史。
我以为大凡称为“学科”有其必备条件：“一是学科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二是研究对象、内容及基本资料；三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四是有一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依此，综观当前敦煌学发展态势，仅敦煌学术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学理论与方法几近空白。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学科的发展，如同育人。唐人有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可划分为婴儿期（诞生至三岁）、童年期（四至十五岁）、少年期（十六至二十岁）、成年期（二十一至五十九岁）、老年期（六十以上）。我们考察敦煌学的发展期，可从其发展的标志性年代为切入点，是否可以说，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文书面世，敦煌学如胎儿在敦煌母体中孕育着，是敦煌学的雏形期，为萌芽发轫阶段；由于敦煌文书流散世界，经三十年研究于1930年，敦煌学如呱呱坠地的婴儿诞生了，为敦煌学的形成期，即形成阶段，所以此时，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经50年研究到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是敦煌学童年期，为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再经过30年发展，2000年6—8月，中外敦煌学者在北京、敦煌等地举行藏经洞发现百年大祭国际学术会议，敦煌学茁壮成长为少年期，盖世界一门显学，迈进中期发展阶段。可以说，今天的敦煌学尚没有到成年期，它还不成熟，远远没有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说“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的道理。概而言之，敦煌学发展分为雏形期（萌芽发轫阶段）、婴儿形成期（形成阶段）、童年期（初期发展阶段）、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成年（熟）期（高度发展阶段）。我以为当前敦煌学研究状况尚未成熟，仍处在中期发展阶段，敦煌学者仍须努力拼搏将其推进到高度发展阶段，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以上我粗略划分了敦煌学的发展阶段，见仁见智，聊备一说而已！所云发展阶段，当是敦煌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敦煌学发展史的研究不乏佳作，如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刘进宝《敦煌学述论》、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凡此皆是敦煌学入门的代表作。然而从整体而言对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升华理论的高度，仍然是初步的，比如敦煌学究竟如何划分阶段，又各阶段的发展的特点，其代表著作是什么？又如何从发展阶段揭示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尚待深入探讨。
第二，敦煌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定义概念，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这是敦煌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学术界的看法歧异很大，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概念，而其高第周一良又著文称：“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姜亮夫先生提出敦煌学的“内涵”是研究敦煌地区“石窟之造型艺术”、敦煌文书、简牍、长城及烽燧遗址等等，都是敦煌学研究范畴。林家平等先生认为敦煌学内涵“三个层次”，即敦煌地区文献资料、文献文物整理与研究、学科理论。刘进宝先生则云：“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以上具引了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显然第一种观点认为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后三种都承认敦煌学是学科，但研究内涵有很大差异。姜氏侧重研究对象广泛，林、刘二氏提出敦煌文献及敦煌学理论为研究内涵。关于敦煌学的看法还有其它说法，在此不一一备举。总而言之，关于敦煌学概念是不定式，异常模糊，在学界争讼不休，究竟孰是？是值得思考的。余不揣冒昧提出一种看法：所谓敦煌学是研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域外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敦煌地区碰撞、交汇、升沉、积淀而形成的敦煌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敦煌文献学、敦煌考古学、敦煌历史学、敦煌文学、敦煌地理学、敦煌语言学、敦煌艺术学、敦煌民族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民俗学、敦煌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由是其特点可概括为三端：
其一，地域性：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称：“法国伯希和从我国敦煌掠去的古文书里，有唐代敦煌几个乡的登载男子姓名的4件文书残卷。这些文书记载了几个乡不同户等的小男以上男子的姓名、年龄、类别（小男、中男、白丁、老男、勋官等），还记载了大多数人担负的职务或徭役的名称”。“这些文献的地域性是很明确的，有几件文献上有敦煌县印，有一件文献上还标明从化乡，从化乡是敦煌十三个乡的一个。其次，4件文书记载的几百个人名里，以阎、张、索、曹、安、史、阴、令狐、氾、石、康、何、罗等姓最多，这是敦煌地方的一个标志”。充分说明这些卷子记载的人和事皆是敦煌的，无论敦煌文书流落何方，学者用来研究何种问题，都无不打上敦煌的印记。因此，王先生在研究唐代差科簿时冠以“敦煌”二字。这篇著名论文既是唐史研究课题，又是敦煌史学的一部分。显然敦煌学诸种分支学科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交汇兼容性：柴剑虹先生有云：“儒学主流文化与各种外来文明融会交流，佛、道、祆、摩尼等宗教兼容并蓄”。它具有“多种文明交汇而持续、稳定发展的特性”。“敦煌两千多身彩塑中既有清晰可辨的犍陀罗、马土拉风格，又有在魏晋时代风行一时的秀骨清像和在盛唐时期类似宫娃的丰腴菩萨”。我们知道，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渐经龟兹、于阗、高昌至“华戎所交”之敦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改造成汉传佛教，敦煌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乃敦煌学交汇兼容性的实例。
其三，综合性：敦煌学因研究对象多元就决定它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前揭姜亮夫文将“高昌一带文物”归于敦煌学范畴值得商榷；但说敦煌地区千佛洞石窟艺术、“文书”、“简牍”、长城、城堡、烽燧等遗址为敦煌学研究对象是有道理的。换言之，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敦煌史学运用敦煌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西北区域史、唐史、宋史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敦煌文献学、简牍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敦煌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敦煌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敦煌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敦煌学综合性的特质。
第三，敦煌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敦煌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敦煌学的发展规律，也是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课题。
第四，研究理清敦煌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如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于阗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五，敦煌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众所周知，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次之，相形见绌，敦煌学评论少之又少。有位英年早逝的友人黄约瑟博士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
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7年度理事会（武夷山）上，宣讲了《学术规范与书评》，就是呼吁“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可是当前敦煌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更有沽名钓誉或为生计捞奖捞职称者，急功近利炮制文章。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规范和监察敦煌学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敦煌学者应当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