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叙述了《释录》的缘起、辑编、出版经过。但读者会问，既然整理敦煌文书是唐师长孺交办的，为什么后来由我和陆宏基合作了。原因是唐师后来考虑吐鲁番文书尚未出版，先编辑敦煌吐鲁番文书分类集成出版，欠妥，停止了原先的计划。但移录敦煌文书的工作，我继续进行，没有中断，准备作个人研究之用。为个人研究而移录敦煌文书，较之出版敦煌资料分类集成，可以避难藏拙。不易辨识的字，可以不录，避而不用。选录一件文书、几件文书、一类文书，或从中摘录部分资料，结合传统文献，进行研究，写成文章发表，易出成果。相对于出资料集为他人作嫁衣裳，对个人可能更有利。但我想编辑出版资料集成，可供学界广泛使用，社会效益更大。北京有条件做这项工作，外地想做也没有条件。身在首都，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员，做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个人喜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义务。如果做成了，会对敦煌研究，尤其是对外地想从事敦煌文书研究者，能起推动作用。这种想法成为我辑编《释录》的一种动力。
正当我停止出版敦煌资料分类集成时，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同窗陆宏基来我家。他正在北图敦煌筹备组工作。两人闲谈中提及我放弃敦煌资料分类集成一事，引起宏基的注意，他认为放弃此项工作可惜。于是我和他商量合作，效法日本池田温先生著作，出版上图下文对应的敦煌资料分类集成，即后来的《释录》。宏基负责出版事宜，我负责移录编辑敦煌文书。如果没有我这位老同学的劝进、合作，也就不会有《释录》。正可谓无巧不成书。
在我全力以赴紧张地阅读移录编辑敦煌文书时，大约是1982年，我看到一条信息，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成立了敦煌文书整理组。组长张政烺，成员有王永兴、周绍良、何兹全、宁可、沙知、宋家钰、马雍、张锡厚等，分工分类整理敦煌文书。阵营强大，计划宏伟，后勤保障有力。该组织透露的计划，与我正在整理的，形式相似，内容多重复。我这个人出身社会下层，潜意识里有自卑感。一看到这一消息，就想到自己学问浅薄，以一己之力，整理出的敦煌资料，质量根本无法与他们那一摊相比。于是，我想打退堂鼓，放弃《释录》。那时，敦煌研究组隶属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室主任是张政烺（苑峰）。他是我大学本科教师，大跃进时一起下乡，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炕。苑峰师很赞赏家父给我起的名字，为我刻过一枚图章，支持我研究敦煌文书，亲自审定我主持修订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并向中国社科出版社推荐出版。我在法国苏远鸣教授主编《敦煌研究论文集》（法文）上发表的文章也是他向历史所科研处推荐后获准发稿的。我向苑峰师坦陈说：既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组织强大阵营，由老师主持整理敦煌文献，包括我正在整理的内容，我就没有必要再搞了，打算放弃原来的计划。我本以为苑峰师会同意，想不到会受到严肃批评。他说：“搞研究，就要有自信。相信自己能超过别人。否则，就别搞研究。”“我就相信能超过别人。”又说：“我不得罪他们，但不去参加。你搞你的，别管他们。”苑峰师的学问，我无法企及。但他说的搞科研要自信，相信自己能超过别人。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我得学习。这样，我就不退缩了，也不能退缩了。仔细想想，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下设的整理敦煌文献组，果然优势明显，但也有缺陷，身为古文献研究室兼主任唐长孺教授，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再有他们不将胶卷洗成照片，而是用复印机复印照片，字迹模糊，不可能正确移录。年事已高的专家，难以从胶卷移录。与我年龄相近搞社会经济文书的，虽然都是我的先学，但闻道有先后，学艺有专攻。在敦煌学方面未必比我强多少。分兵把口，各搞一个专题，对敦煌文献全貌，对各专题之间的联系未必心中有数。我一个人干，势单力薄，困难多多！但斯坦因、伯希和胶卷已过眼一遍，要辑的录文，基本录了，再加把劲就可以完成分类、定稿、出版，质量不可能高，但在宁可先生等著作出版前，对于有志于敦煌学而苦于缺乏资料的外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我想还是有用处的。于是，我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可以说，没有苑峰师的批评、教诲，《释录》就有可能告吹。
五
中国敦煌学自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立了新的研究基地，扩大了研究队伍，涌现了一批新生力量和研究骨干，出版了不少学术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敦煌学重要中心之一。随着敦煌卷子几近全部影印出版，研究条件和手段的改善，中国敦煌学将会进入新的阶段，取得更为喜人的成就。
我希望中国敦煌学界，第一，要团结，互相帮助。不能互相帮助，至少不能互相拆台。真正要全面整理敦煌文书，搞好研究，上一新台阶，要靠一批具有多种学问的人才。靠少数人是完不成的。搞小圈子是不得人心的。
第二，要学孔夫子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精神，通读敦煌文书，从中挑选各个专题，一个一个进行深入研究。“学问之道在纯熟。”反复研读，搞得滚瓜烂熟，一定能有新发现、有新发明，然后再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史的大背景下，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考察，加以系统化，我想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可走，只有靠长期坚持，埋头苦干。浅尝辄止，是不会成功的。
年轻的同志刚刚从事敦煌学，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搞敦煌学。
第三，中国敦煌学要一代一代继承下去，要老中青三者结合，而以年富力壮、学有成就、学有根底的为骨干来挑大梁，为项目主持人。只有大批的中青年学者为学术带头人成为主流，敦煌学才算兴盛发达。这种状况已经来临，并将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敦煌学前途光明！
同志们，努力吧！祝你们成功！
回忆·思考·期待
——从《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谈起
宋家钰
宋家钰，男，1934年12月生，2009年9月21日去世，四川成都人。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９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敦煌研究组组长、《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常务编委，《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主编《英藏敦煌文献》第7－11卷、《佛教斋文源流与敦煌本〈斋文〉书的复原》、《S．11287唐睿宗敕书试释》、《“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等。
南京师大刘进宝先生邀约部分学者撰写“敦煌学笔谈”，各抒己见，展望我国新世纪的敦煌学。这是当前我国敦煌学非常及时、需要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虽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敦煌学研究者，但曾长期关注敦煌学，参与组织编辑过《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之类的工作，实难却谢进宝先生盛情之约，故草此杂感性短文。文中涉及某些往事，实为观今鉴昔，就事论事，非欲有所指摘，尙祈读者谅之。
一
敦煌学在我国要获得很好的发展，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研究者能方便查阅、研究敦煌文献、文物。整理、校勘出版本国的珍贵古代文献，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时期就基本上完成的工作。日本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时期，也同样如此。当我国在1899、1900年相继发现甲骨文与敦煌文献、绢纸画时，日本已将正仓院等处收藏的相当于唐代的古文献排印成多卷本《大日本古文书》，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不仅方便日本学者，也方便外国学者的研究。反观我国，《甲骨文合集》是因郭沫若的关注和尹达、胡厚宣等一些老一辈学者的重视、努力，报经中央领导部门批准，才于上世纪60年代（以下所称50、60年代等均指上世纪）启动大规模的汇编工作，中经“十年浩劫”的停顿，至1978－1982年始陆续全部出版。敦煌文献则经外劫内盗，散藏世界各地，早期的文献整理研究，主要靠少数中日学者远渡重洋，从伦敦、巴黎手抄笔录、少量拍照，其中部分刋布的辑录本，皆被学者视为稀珍之籍。50年代大英图书馆首先将六千余号文书拍摄成缩微胶卷公布于世，继后在60和70年代，北京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布。这使敦煌文献的研究条件大为改观，促进国际敦煌学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全面整理海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工作，就我所知的情况，在80年代以前，如50年代制定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纲要，60年代初在香山首次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70年代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都未将其列入规划中的要目。直至80年代初，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牵头申报组织整理敦煌文献，《敦煌古文献》始列为“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由于各种原因，《敦煌古文献》也仅完成部分工作而结束。
导致我国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认识上和学术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敦煌文献主要散藏西方国家和西方各国对我国长期的封锁，还有我国经济上的落后与学者难于出国考察、交流等。而敦煌文献整理的滞后与国际交流的欠缺，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国的敦煌学除在少数方面有所成就外，在许多方面都落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之后。例如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录文的校勘、文书的拼合、文书的互校等。在无缩微胶卷之前，只有在收藏单位查阅过原件的学者才有可能做此工作；在有缩微胶卷之后，虽然录校工作大大方便，但有许多文书，特别是社会文书，不清楚的仍然很多。历史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编辑出版的《敦煌资料》，就是主要据缩微胶卷和王重民等先生抄录的录文编成，由于许多文书未能查阅原件和充分吸收国外成果，而存在不少错误。池田温先生后来编著的成名之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其中的文书录文之所以成为最佳版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亲至英、法、中和苏联查阅校勘过许多文书原件。其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山本达郎主编的分类辑校、有图版录文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英文本，从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法律卷、籍帐卷、契约卷、社邑卷四大册。参加编校各卷图录的日本学者，有的曾亲至英、法重查原件，并有新的发现。在90年代以前，可以说，在日本学者已经涉及编录出版的敦煌文献部分，我国学者在相同的文书整理方面，除少数文书的录校和文字的识读外，整体上我们很难超越日本学者已做到的水平。
80年代开始的《敦煌古文献》编辑工作，有的学者就感到因缩微胶卷不清楚很难完成工作。张政烺师承担传世古籍文书的录校，他就多次对我这样说。1985年我接任历史所敦煌研究组组长，组里已完成《敦煌资料》的重编、校订工作，正与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我看后觉得基本上未超出池田温、山本达郎等所作录文水平，而一些我们应当改正的地方，却也因未查对原件，难于最后判断。特别是对一些文书性质的分析、认定，我们应比池田温等学者过去的研究有所进步。但这需要根据原件进行研究。当时《敦煌古文献》编委会的隶属关系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转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历史所敦煌研究组承担秘书常务工作。这时我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文书的录校整理上，改变长期落后于日本学界的状况。《敦煌古文献》编委会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请15000美元，请英图、法图等收藏单位重拍部分缩微胶卷不清的文书，但未获批准。在我接任敦煌组工作时期，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正逐渐恢复，中国社科院与西方一些国家签订学者互访协议，历史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也建立了学者互访关系。于是我就重校《敦煌资料》，向所、院申请赴英、法考察敦煌文献，获得批准。此时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也与中国社科院达成学者互访协议，其中包括苏方主动提出的与我们合作整理出版彼得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的计划。由于当时我们已准备前往英、法，后来我院派往苏联访问的代表团中没有敦煌组的人员，未能在苏访问时期与对方进一步磋商苏藏敦煌文书的整理计划。这也反映出当时有关领导对苏藏敦煌文书的重要价值缺少了解，错失我们可以极少费用就能获得整理出版苏藏敦煌文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