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理而论，在敦煌学学科内部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具有天然的便利，因为该学科就是由在敦煌地域空间内交叉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诸多学科的资料都交叉地保存在敦煌文献中。但长期以来，敦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都很不够。从敦煌学学术史来看，多数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停留在地域（敦煌出土的资料）交叉的层面上。各个学科甚至同一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纷纷到敦煌文献中寻找自己学科或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资料，并且在各个学科和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户籍等资料研究唐代的均田制与户籍法，陆续推出《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均田制新探》、《均田制研究》等专著和一大批论文；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地方史资料研究归义军，发表了《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等专著和一大批论文。文学史工作者研究敦煌文学资料，以对变文的研究最为热门，出版了《敦煌变文讲经文辑校》、《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其他如《王梵志诗》、敦煌赋、敦煌话本等都有专著和相关论文问世。医学史工作者整理和研究敦煌医学资料，完成了《敦煌医粹》、《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专著和相关论文。这类成果都对各自所属学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大多未能打破学科界限。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些成果和其所属学科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和敦煌学的联系仅仅因为研究者使用了敦煌出土的资料而已。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敦煌学“不是一门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
利用上述分科研究方法对敦煌学所属的各个学科、各个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
其一，一些文书是复合体，包含了分属不同学科的内容。如《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一书中，收录了部分佛经和道教典籍中的医方。包括S．5598佛经中之“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方”和P．3230《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辨才天女品第十五》中的“洗浴药方”等。按医学学科的分类标准，这些医方当然属于医学的研究资料。从所属学科来看，将其抽出来单独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类医方原本是佛教或道教典籍的有机组成部分，分科研究只研究这类文书的一部分，就忽略甚至割裂了文书的完整性。如果脱离这些医方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孤立地研究其医学价值，显然也不利于全面了解这些医方的功用和文化意涵。
其二，敦煌文献就其内容来说虽然涉及许多学科，但这些文献出自同一洞窟，所以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同时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类文书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反映当时民众生活不同侧面的断片。如敦煌文献中保存了90多件写本《论语》，用今天分科的学术眼光观察，这些《论语》当然都是珍贵的经部典籍。但在当时，这些《论语》中却有不少是学生的课本或作业，因而存在不少错误。再如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九九乘法表”等“算书”和“算经”，在今天自然是重要的数学史资料，但在当时也应该是学生学习数学的教材。又如敦煌文献中保存的70多种中医药典籍，其中包括很多医方。这些典籍当然是中医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但在当时，其中的很多医方都应该是民众诊治疾病的实用手册。再如敦煌文献中保存的50多件历日，在今天看来是科技史的重要文献，在当时却是人们确定日期和行为的指南。用分学科研究的方式处理以上各类资料，虽然可以凸显该类文献在该学科的价值，也会有意无意地割裂了敦煌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忽略了这些文献的元初属性和元初功用，这当然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认识敦煌文献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文献的元初属性和元初功用角度来利用这些文献，就可以据之了解当时文化传播的方式、教育情况和民众的生活情况等。
其三，敦煌文献也是当时敦煌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敦煌石窟遗存以及其他敦煌发现物和古遗址统统都是敦煌文化的一部分。敦煌出土文献和敦煌文化遗存是近代学科分类以前的产物，它们作为复合体混杂在一起自有其道理，我们在对这些遗产进行分科整理和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并认真对待敦煌文化遗产的原生形态。如果我们把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当作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上把握它，这些分属不同学科的资料就成为了解当时民众的教育、民俗和社会生活的砖瓦。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敦煌资料，各个学科的所有资料都可以是了解先民社会生活史的资料。
这样看来，交叉学科研究，对敦煌学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不同学科的资料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重视敦煌资料的元初或本质属性与功用。
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不同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从整体上看，以往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纯粹的历史文献。但其他学科资料其实也往往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也可用之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不属于历史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不仅可以拓展史料范围，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敦煌文献中的学术信息。在这一方面，已有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对文学作品的历史学考察，朱雷先生就做过出色的研究。敦煌变文等民间文学作品，虽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佛经中的故事和史传故事，但也会有意无意地把作品创作时的社会制度和生活风貌融入其中。朱雷先生先后发表《〈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捉季布变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变〉、〈唐太宗入冥记〉诸篇辨疑》、《〈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和《敦煌两种〈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系列论文，对变文、话本、赋等文学作品中记载的唐代制度作了深入具体的考察，展示了史籍所未见的唐代诸种制度的实施情况。如《燕子赋》为动物寓言，以黄雀无端霸占燕巢引起诉讼，由凤凰判案为基本情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叙述。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将燕子譬喻为唐代无籍逃亡在外的“浮逃户”，而雀儿则是在籍之“课户”，判案的凤凰是皇帝。在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种《燕子赋》，朱雷先生从两种《燕子赋》相关记述的差异入手，深入考察了唐代对浮逃户处置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确定了两种《燕子赋》的大致创作年代。对佛教资料的历史学考察，仁井田陞和陈登武对《十王经》的研究可为例证。《十王经》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佛教伪经，生动描绘了地狱十王对罪人进行审判的场景，以往宗教史研究者多利用《十王经》探索中国古代地狱观念的变迁。仁井田陞最早注意到该经所蕴涵的历史学信息，创造性地利用该经保存的地狱中的刑具图，考察唐宋刑具的形制和样式等问题。陈登武则进一步考察了《十王经》中的地狱图像和唐代世俗法庭的关系，如阎罗王身边的幕僚长从“长史”变为“判官”，就和唐代地方官僚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趋势一致。以上例证说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其他学科的资料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学信息，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对其他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考察，既是历史学学科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
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利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敦煌历史资料。如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法律资料（律令格式契约等）、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经济史资料、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资料、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民族史资料、用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历史资料，等等。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学者做过尝试。如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在《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一书中，就曾使用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以及家庭功能等社会学的概念分析敦煌家庭史资料。高潮、刘斌《敦煌所出买卖契的研究》一文，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敦煌买卖契约。在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中，也曾尝试把例如表、疏、状、牒、契约等历史文献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总的来说，敦煌学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投入。
交叉学科研究的第四个方面是文理交叉，即用新科技手段处理敦煌资料。首先是敦煌资料的数据化。研究资料的数据化，将为研究者使用这些数据提供极大的便利。近年，古代典籍数据化的进程加快，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传世古籍都已完成数据化，但敦煌资料的数据化工作进展缓慢，这当然不利于研究者查阅和利用相关资料。所以，应该有计划地加快敦煌学研究资料的数据化进程。其次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新科技手段研究敦煌资料。就笔者所知，敦煌学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限，只有敦煌文学研究者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手段开展过对王梵志诗韵律的研究。从技术上说，计算机和网络可以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这方面的探索。
本文的分析表明，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如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相信可以成为21世纪敦煌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随着这类研究成果的增多，敦煌学也将从各学科研究资料的自然交叉逐渐转化为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逐渐发展成为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新兴交叉学科。
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
孙继民
孙继民，河北邯郸人，1955年3月生，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1年获武汉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史学会会长。主要论著有《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敦煌文书S．964号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等。
1908年4月和1909年6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两次进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攫取了大批历史文物和文献运往俄罗斯，其中的历史文献就是足以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媲美的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作为近代中国古文献新发现的重要构成之一，虽然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堪称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五大发现，发现时间也已超过百年，但是与其他四大新发现材料尤其是与早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的敦煌学相比，却显得命运坎坷，偃蹇多舛。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渐成学术新潮，但围绕着这股学术新潮而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学科命名、黑水城文献发现始年、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定位、与其他新材料发现而形成学科（例如敦煌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近年来，笔者曾陆续撰文《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定名》、《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力图澄清黑水城文献研究与西夏学的关系，确立黑水城文献发现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问题。现在，笔者拟就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关系问题，包括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相关性和区别点，黑水城文献研究如何借鉴敦煌学已有经验和理路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见解，以求正于大家。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