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看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
■邵培仁、潘祥辉
“5·12”地震发生在中国的四川，借助于媒体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事件。电视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散于人群间的“社会凝聚力”。“几乎我们所认为具有共同性和同志间的忠诚性的每件事情，都是起源于原子化的，有时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社会。”
可以发现，国内外媒体对于这次抗震救灾基本上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更多的是肯定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媒体的表现固然有许多称赞，但也是归功于“政府对媒体管制的开放”。那么，媒体的表现是否真的完全与政府亦步亦趋？媒体（尤其是央视）的独立性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有没有体现出来？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的“喉舌媒体”，在这次报道中还是表现出了媒体自身的独特性。实际上，在危机事件的“扰动”下，媒体的行为逻辑总会产生一些“变异”，表现在打破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上。因此，考察这次地震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突发事件下媒体的“制度创新”及其机制、影响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一、媒介逻辑的突显与危机事件中的媒介制度创新
所谓“媒介逻辑”是指一套控制“内容应该如何处理和呈现，以便竭尽所能地运用既定媒介的优点”的内在法则与规范。埃斯德和斯诺把媒介逻辑界定为“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这种（传播）形式的成分包括不同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介传播的法则。”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逻辑决定了媒介逻辑。由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在产权上属于国家所有，在高层人事的任命权与考核权上隶属于国家的干部考核体系，因此，媒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的。媒体的表现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执政方式的变化与否。
汶川地震报道的意义就在于媒体在突发重大灾难事件中的独立地位得以彰显，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得到了空前提高，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大为增强，媒介运行的逻辑不再完全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这在中国媒介的演化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以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为例，它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的报道模式与制度框架，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活动，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媒介的深入发展，在突显媒介自身运行逻辑这一点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是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用央视新闻中心一位值班编辑的话说就是“没有及时上报，而是及时播报”。这在央视的历史上实属罕见。５月１２日15∶02，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用“突发事件”四个字作为片头这是第一次，而未经请示进行直播更是一种大胆举动。央视一位编辑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但这一次却打破了这一规矩，媒介逻辑第一次压倒了政治逻辑。这在中国媒介的体制创新上，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其次，这次直播报道对于央视的内部体制架构也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与创新。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播报制度。地震发生后的十几分钟之内，央视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15∶12，直播窗口打开。但每一个主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下来，直播要到什么时候。主持人几乎是在零编排零资料零准备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直播主持。
央视原来内部条块分割的组织架构非常不利于新闻的动态报道。一些大型直播由某一个栏目做肯定是做不了的，尽管原来也有号称十几个部门一块来合作，但其行政型体制不利于业务部门上的能力合作。“官本位的核心是层级制度而且是有条块分割的，而业务架构对体制的要求是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条条块块在操作上是有很多细节，比如业务要求有业务负责人，而官本位按层级大小来决定谁负责，换言之，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业务部门和权力是一体的，很多都是动态的，很多时候是要把条块冲破的。”CCTV制片人包军昊如此评价，“栏目消失了，存在的只有频道。前方记者采集的东西随时可以传到直播线上来。各国新闻频道都是这么运作的。”可见，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对央视的内部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冲击”，它可能为央视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契机，使之更有利于建立动态新闻播报的快速反应机制。
直播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电视新闻就是LIVE”几乎成为一个媒介定律。其核心内容就是摒弃传统的对“发生了的新闻进行报道”的“整理型”新闻制作理念，积极倡导对“发生着的新闻进行报道”的“直播型”新闻制作理念。然而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下，“直播”长期以来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尽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已越来越多，但其“敏感程度”一直高于其他节目。白岩松对此有一番评价，他于1997年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但“直播”始终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这次的汶川地震直播不仅在国家的体制层面，也是在央视的内部管理体制层面的一个重要突破。正如白岩松所言，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