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意可以捕捉到，内中蕴涵着民族传统美学特质的形象与神韵的共生。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里，“形”与“神”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我们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许多文章里反复阐释过关于“形神交至”的绝妙文化意境，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而“这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有力的论断转换于艺术，特别是影视艺术领域。因为，影视艺术与宗老所论的“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有着本质性的相通。
固然影视作品主要不是“留在纸上的影子”，但恰恰因其特有的活动影像与鲜活声音，而更具有把民族的表征和社会的事件，形象地呈现观者面前的优势；因此，它也就可以更有力地“左右民族的思想，激发民族的精神”。宗白华先生还深刻地论述过“描象的价值”，指出：“艺术的描摹不是机械的摄影”、“我们在艺术的描象中可以体验着‘人生的意义’‘人心的定律’，‘自然物象最后最深的结构’，就同科学家发现物理的构造与力的定理一样。艺术的里面不只是美，且包含着‘真’。”这些发人深思的过人见解，给予我们的启发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里仅就《百年中国》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以佐证之。作品重笔浓墨描述了上半个世纪结束前，经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忘我献身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并于1949年举行了震动世界的开国大典。作者们“走笔”至此，激情满怀地展示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镜头；同时，深情地告诉观众：“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100级。100个台阶并不长，然而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英勇斗争。”这段话说得多好啊！古砖道上的100级台阶，是非常具体形象的，但在它们的背后，却不动声色地隐藏着100年的历史；其中蕴涵着我们民族面对的灾难与浩劫，和中国民众为此付出的鲜血与生命！
三
《百年中国》内里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质，也必然表现于它的形式表述之中。正如宗老所言，“每个艺术家都要创造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他多次引用德国大文学家歌德的名言：文艺作品的题材是人人可以看见的。内容意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把握，至于形式对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他认为每一个艺术家必须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品要能感动人，不仅依靠新内容，也要依靠新形式。我认为，这部大型系列片的创作者们，在作品中突出地显示了他们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民族化追求。
其一，是“对比”手法的运用。“对比”，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技巧。因为它便于反正相生，能够有力地概括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国方块字的特点，更使它甚至可以在诗文中营造巧夺天工、精美如绣的对仗，并用平仄交叉对称，达到声调铿锵的音乐效果。而电视艺术的视觉形象和蒙太奇结构，更可让创作者随心所欲地剪裁时空、调遣声色，使对比的艺术显得更为灵活、鲜明和有力。在《百年中国》里，无论是影像还是声音，无论是镜头组接还是解说词语，我们都时常可以发现“对比”手法的出色运用。例如作品起始于1900年，面对浩瀚纷繁的历史事件，作者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何说起？”他们删繁就简，抓住当年新旧历的特殊巧合：中国历法的腊月初一，正是世纪公历的元旦；然后从紫禁城的“异常宁静”，转向地球的另一端：新世纪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并具体地对比了意大利正在上演风靡一时的新歌剧；法国如期举行展示工业革命最新成果的万国博览会；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则得意地用“繁荣的恐慌”形容经济的上升势头。
在这里，通过电视艺术的特有手段，明白如话地展示了地球的两端完全不同的氛围与节奏，呈现了进步与落伍、革命与守旧的对立态势，强烈地渲染了：“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再如以“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之明亮清澈的眼睛，与出卖祖国珍宝的“敦煌道士”王圆录之呆滞浑浊的眼睛相对比，形象而又真切地对比了善与恶、美与丑泾渭分明的人性，给人以是非分明的教益。还有具象地展现了清末的一张外国明信片上，洋人把中国妇女的脚和手做了对比，并以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当我们看到和听到这里，怎能不为之扼腕顿足？紧接着，作品在表现上海刚刚建立女塾学校的同时，没有忘记告诉人们，此时欧洲的居里夫人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桂冠。通过这些对比鲜明的情节，既挑明了当时中外女性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也引发人们深思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经过影像与语言、时间与空间艺术化的对比处理，既可将作品的内容点染得生动、感人；又可使作品凝练、简洁，笔墨经济，产生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这也体现了创作者的匠心追求。
其二，是“细节”情趣的传达。在我国成功的电视作品中，无不活跃着若干充满情趣的细节，电视艺术往往通过许多“举重若轻”的巧妙细节情趣的传达，达到震动观众心灵的强力艺术作用。在《百年中国》里，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一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艺术手法。例如当作者以十分沉重的“笔墨”，描绘了100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展现“八国联军入侵”的纪录影片之后，又以十分凝重的“语言”告知观众：“今天，在天安门那对威武的石狮子胸前，还能看到100年前深深的弹痕。”此时此刻，不知是否有人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呢？又如作品叙述慈禧下令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得以重返京城时，创作者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细节：“她第一次上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乐队演奏着《马赛曲》，这首法国大革命时的战歌，成了欢迎慈禧的迎宾曲。”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许多事情都在变，也必须变了。”
在这里，人们会想到“变则生，不变则亡”的真理；当然，这个“变”字的内涵，必须是根本性的“革命”。在作品里，我们还会不断地被各类生动的细节吸引，比如描绘2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状况的事例：既有“电车公司调度平焕文，月收入40元，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统计，可成为小康之家”之例；又有“胡蝶和阮玲玉是当时最红的影星，月收入达2000元”之例。50倍的差距，给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信息；又让人感受到社会生活水平的巨大悬殊；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尽在不言中。富有情趣的细节，既包含着电视艺术作品中借助媒介手段传达的人生况味；也蕴涵着受众在审美活动中被唤起的主观的美感享受。它有利于贴近观众的身心，使人从中获得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审美的愉悦。
艺术创作之中，一定包括形式的创造；而形式的创造之中，又表现着作者的人格与个性。在新千年、新世纪到来之际，多少媒体与作者为迎接新时代，热情地投入了艺术的创造；但是所有的作品，即使是同一题材、同一主题、同一体裁的作品，也必然因为不同的艺术个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风采。以“百年中国”为题材，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已纷纷面世，构成了百花争艳、异彩纷呈的美妙风景。在其中，《百年中国》无疑是一朵硕大、丰满的奇葩；是一份富有生命力、独创性的重量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