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论”
“讨论”是《努力周报》重要的论政栏目。周报第2期高调推出由蔡元培等人联名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后，即于第3期开辟了“讨论”栏目。此期“讨论”栏目载有高一涵的《政治与社会——答〈益世报〉记者》，详细回答了《益世报》针对“好政府”主张提出的质疑，即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社会下手而不是企盼“好政府”。虽然这样的答辩未必一下子就能解除人们的疑惑，但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刊物的形象，也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为了引导舆论，该期“讨论”上还刊登了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持“赞成”态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七所学校校长们的名单。1922年5月28日第4期周报由平时4版增至8版，第1版至第7版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选登了读者来信及胡适的回答。在读者来信中，有的读者赞成政治宣言，有的反对，有的赞成宣言中的部分观点，胡适对各类读者的观点给予了认真的回复。这样的有来有往，能促使更多的读者深入思考。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第6期、第7期连载了丁文江（署名宗淹）的《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这场专门讨论前后历时40天，可以说准备得充分，展开得深入。
二、“这一周”
周报自第7期开始创立“这一周”综述栏目。创立之后至科学与玄学的讨论之前，每周均在第1版首要位置刊出。原本该栏目就是为论政而设立的，栏目本身也更适合时事评论，所以在较长的时间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栏目上的文章大多出自胡适之手，还有一些是高一涵撰写的，这些文章均针对一周来政坛和政局的重大新闻展开严肃、认真的评论，没有太多的避讳，体现了周报宗旨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立场。自科学与玄学论战开始后，周报进入了启蒙为主的阶段，该栏目的重要性也就大为降低。论战开始当日1923年4月15日第48期栏目暂停一次，自第65期至第75期（终刊号）计全部12期周报中，只有第74期刊登了“这一周”，其余各期均未刊出。周报中心工作转向启蒙后，“这一周”还在支撑着，但由于胡适等人已经对政局改善不抱希望，所以栏目上的文章也远离了政局，已经不再尖锐地发表评论了。1923年5月6日第51期“这一周”刊登的是高一涵的《中国根本的社会问题》，文章评论的对象是余天休博士在北大的演讲，高文题目借用了余博士演讲的题目。高不同意演讲者所说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根本问题，是一个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
高认为，重视社会生产，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但“这许多劳动者贫穷的现状，岂不是由于分配不均的问题发生的吗？……我的意思是想把‘生产’‘分配’两个问题看得一般重，同时并行，不要偏重这个忘记了那个。……所以我的主张就是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要‘社会的生产’，‘平均的分配’！”显然，周报的兴趣已经转向到社会问题了，但这种转移的确缘于对政治的失望，而不是对恶政治的惧怕、回避。事实上，曹锟贿选总统后第74期“这一周”的高一涵（署名“涵”）的《不值批评的批评》，就很说明周报同人此时愤懑而又无奈的心情。文章很不留情面地讥讽、鞭挞了受贿的国会和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原本应该是神圣的民国宪法，“竟出自南北领钱丑声四播的议员之手”，恬称“以至诚遵守宪法”的民国大总统，竟是劣迹斑斑“辛亥年扑灭滦州共和革命军，及讨伐西南护国军总司令的曹锟！”高一涵对中国走向真正宪政的前景深表忧虑，担心宪法会遭到无情的践踏，再也没有人像民国初年那样起而捍卫。因为议员们丧尽天良，普通百姓们对宪法没兴趣，只懂得民国国庆双十节晚上观看天安门上的彩灯和中央公园的焰火。高一涵的文章哀叹：“没有宪法固然是国家的大不幸，有宪法而不能实行尤是国家的大不幸。”“这一周”算作是胡适的一个发明，他在《胡适文存二集·序》中不无得意地说：“《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胡适开始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办“这一周”的，事实证明喜欢“尝试”的胡适这次又对了。
当然，“这一周”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一周”栏目上的综述文章要占到第1版的半版或多半版，可见该栏目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该栏目上的文章篇数不等，或长或短一般都有三五篇的样子。既然是文章，就应该有标题，以便读者对文章的内容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但周报前二三十期的“这一周”的几十篇文章中却仅有很少几篇有标题，如第15期“这一周”的《吴佩孚与联省自治》和第17期“这一周”的《怎么可以推翻二读议会的宪法案？》是有标题的，其他文章基本上没有标题。显而易见，“这一周”上许多文章没有标题，自然会减弱文章的感染力，周报的传播效果也会受到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三、栏目的调整
周报上有的栏目并不固定，如第6期第1版首要位置的栏目是“特载”，刊登了胡适辑录的揭露军阀之间策划阴谋的秘密往来电文的文章《天津保定间的捣鬼》，但此后“特载”栏目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偶尔出现过的栏目还有第5期的“社论”“评论”栏目。估计编辑部后来用“这一周”取代了“特载”和“社论”“评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周”比“社论”“评论”栏目更为灵活，存在的土壤更为适宜，因为它属于时事综述，审视一周发生的大事，可以有论有述，而且论、述之间可以视情况有简有略，有轻有重，灵活掌握，比针对单一事件的社论和评论更容易操作，传播效果也会更好。
周报上还有一些栏目如“通信”（有时称“通讯”）、“来函”、“编辑余谈”等，并没有固定的周期，内容的跨度也很大，多数都是配合论政和启蒙的。大概有些来稿的文体不很正式，也有些价值，所以周报就采用了上述形式相对轻松的栏目给予发表。胡适解释他本人对论政与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关系看法的文章《我的歧路》就发表于“通讯”上。胡适批评郁达夫错译的文章《骂人》《浅薄无聊的创作》，发表于“编辑余谈”。1922年11月20日第28期周报第4版的“通信”刊登了《任叔永来信》，讲述作者在四川的见闻和活动，核心内容是他对四川军阀能否同意联省自治主张的判断。任叔永（任鸿隽）说，要想令四川军阀“把盐税交出”，“除非是先做到裁兵这一层”。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正同成都的朋友们“发起一个裁兵请愿会”，在重庆“发起了一个裁兵促进会”。看来，这样一篇“来信”，传递的信息一点也不简单，和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和裁兵紧密相关。读惯了周报上正襟危坐的“论”，读者会对轻松自然的书信产生好感。
四、理性的论战
科学与玄学讨论是周报由论政转向启蒙的标志性安排，编辑部因此格外重视，不仅发表的文章质量上乘，而且形式安排上也很讲究。在整个论战过程中，胡适显得相对低调，总共发表了两篇文章，大概因为涉及科学的话题还是由科学家们出来说话更有说服力。丁文江、任叔永、唐钺、王星拱等在科学界名分地位较高，他们发表文章，不仅内容权威，而且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也重。为了使论战更为理性、平等，周报还几次全文刊登对手张君劢的文章，双方有问有答，互有攻守，这不仅显示了胡适、丁文江等人的胸怀和雅量，尤为重要的是体现一种科学的态度，论战不是一面倒式的批判和声讨，论战是讲道理，论战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论战开始的当天，有意识地暂停“这一周”，无疑起到了先声夺人的造声势的效果。
五、文风问题
周报同人都是当时社会的顶尖级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有着留学欧美的经历，在国外受过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丁文江等人受的是科学的训练，胡适受的是实验主义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的文章一般来说都比较说理，重视证据，重视逻辑，较少那些大而无当的空泛概念和以势压人的文风。在与读者交流、讨论甚至与对手论战时，一般也都显得比较平和亲近，距离感较小，当然个别时候也有例外。胡适与梁漱溟讨论东西方哲学命运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让人感觉调侃过度，不够尊重对方。文章发表后，梁漱溟不太高兴，致信胡适提出批评，“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胡适也很重视梁漱溟的批评，在答复信中，承认自己行文一向有“刻薄”甚至“浅薄”的毛病，但本意并非瞧不起人，而是“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虽有时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但胡适似乎并没有完全认错，在信中反过来说梁漱溟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结论过于武断、过于自信，也是一种“刻薄”的表现。梁氏接到胡适的信后，倒显得分外超脱，颇有自责之意，“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
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其实，胡适对梁漱溟“有失雅度”，丁文江也看出来了，他致信胡适说，“你批评梁漱溟的文章很好……许多地方有irony[嘲讽]，这是你文章技术的长处。其中的说话，我也是完全同意。不过你文章中有‘荒谬’、‘不通’的字样，似乎不太好。写信、说话不要紧，正式发表的东西，不可以有如此谩骂的口声。”看来当年胡适在论战和批评的时候表现得有些强势，也就是说自觉不自觉地让人感到年轻气盛，身居高位，颐指气使，这当然是别人所不能接受的了。胡适批评郁达夫的翻译的错误，郁达夫出于维护颜面的考虑而不愿意认错，理亏在郁达夫，明眼人已经可以看出；但作为名士的胡适委实不应该在批评中极尽揶揄、嘲讽甚至使用贬损的文字。看来胡适也吸取了教训，之后他处理类似事情时，行文夹带嘲讽和意气用事就比较少见了，特别是胡适后来在《新月》《独立评论》
期间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