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安慰所在则不可得知也。……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账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胡适很敏锐地认识到，张君劢的文章要害在于：一是否定科学对人生观问题解决的作用；二是把科学作用仅仅归结到物质文明层面，而欧洲人战后已经“厌恶”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了；三是中国儒家学说“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是精神文明，对人生观问题的解决会有帮助有贡献的。张君劢的这种观点，当然与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学说、提倡科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丁文江也在致友人信中明确说他论战目的在于捍卫真理，“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弟与君劢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战，纯粹为真理起见，初无丝毫意见，亦深望同人加入讨论。”他在《玄学与科学》中也说，“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的论文发表后，1923年4月29日、5月6日周报第50期、第51期连载了张君劢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答丁在君》。
胡适也正式参战，在第53期周报上发表了《孙行者与张君劢》。同期的周报上还发表了任鸿隽的《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第54、第55期周报连载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第55期周报上还刊登有章演存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唐钺的《心理现象与因果律》（第55、第56期连载）以及朱经农的《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此后周报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第56期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第57期唐钺的《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第58期王星拱的《科学与人生观》，第59期唐钺的《科学的范围》等。
作为论战另一方的张君劢的发表阵地主要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丁文江的锋芒，对准张君劢的几个观点。（1）批评张君劢所谓人生观不能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适用于人生观。丁文江指出，“但是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远不能统一又是另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要求他统一的义务。”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事实复杂的当然不容易分类，不容易求他的秩序，不容易找一个概括的公例，然而科学的方法并不因此而不适用。”（2）批评所谓欧洲破产是科学的责任。丁文江说，“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3）批评所谓中国有“精神文明”。丁文江说，“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是一致的。他们误以为西洋的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欧战发生，这种人的机会来了。产生科学的欧洲要破产了！赶快抬出我们的精神文明来补救物质文明。”丁文江说，言心言性的宋代理学把人们引向空疏，结果受了蒙古人统治一百年。之后就越发江河日下：
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养成娇弱，一无所用”。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清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几省作的孽了！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得来做招牌，攻击科学？以后这种无信仰的宗教，无方法的哲学，被前清的科学经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不曾完全打倒；不幸到了今日，欧洲玄学的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言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开眼睛看看所谓“精神文明”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
丁文江接着分析说，玄学之所以能哄一部分人上当受骗，“都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丁文江引用胡适《五十年世界之哲学》的话证实自己的观点：“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任鸿隽的文章强调，科学不仅可以帮助理清混乱的人生观，而且有助于树立高尚的人生观：
（一）科学有他的限界，凡笼统混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都非科学所能支配。但是科学的职务，就在要分析及弄清楚这些思想事实上。
（二）人生观若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若分析起来，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
（三）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
（四）因为不曾研究过科学的，看不到这种人生观的境界，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以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当然一场论战是不可能改变张君劢的立场的，张君劢在与丁文江论战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竟不顾生活和历史常识，说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在君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振聋发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颠倒之，曰：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胡适对张君劢的顽固也无可奈何了，只能感叹：“玄学鬼这样痛苦陈词，科学家只好不再答辩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周报上热热闹闹地开展了一个多月，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1923年年底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把论战双方的论文辑录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把双方论文编辑出版了《人生观之论战》）。
如果说丁文江等人侧重科学能够指导人生观，那么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书序中则进一步发挥了论战前他的科学的人生观主张，并综合了吴稚晖、唐钺等人对科学的人生观内容的看法，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的具体内容，为论战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胡适所表述的“科学的人生观”或叫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这样的：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里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种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胡适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强调了科学在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过程中的地位，并坚信在近代三百年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是能够有一个大致基本相同的、正确的人生观的。
胡适在论战前所说的科学的人生观，更多的不是人生观的内容，而是如何拥有科学的人生观，强调的是以实验主义哲学方法去构建人生观。在论战尾声胡适科学人生观的总结，既包括构建人生观的方法，也包括人生观的内容，方法中以自然科学的常识为主，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与胡适论战之前的科学的人生观主张相比较，二者着眼点不尽相同，此人生观更接近于科学常识基础之上的人生观，而论战前的人生观更多体现的是哲学方法指导下的人生观。论战前的人生观离不开论战时人生观作为基础，论战时的人生观也需要论战前人生观的指导。胡适“深信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所以深信宣传与教育的结果可以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总而言之，我们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梁启超、张君劢当然都不是顽固守旧派，也不是要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他们留学、游历欧美和日本的人生经历及不断探寻真理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梁启超1926年关于自己在协和医院治病的一篇短文，情真意切，反映了这位一生执著追求变革的智者对科学、对西医正确的看法。梁启超因为小便带血，住进协和住院，院方怀疑右肾的黑点是癌症，便在征求患者意见后做手术摘除了右肾。但摘除后并没发现病变症状。据梁启超自己讲，虽然便血没有根治，但症状明显减轻了。
梁启超对关心他的人和憎恨协和医院误诊的人说：“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狠用心。……我真是出于至诚的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宫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假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确不否认“科学破产”，仅是对“科学万能”表示怀疑。胡适、丁文江等人当然也知道梁、张的基本态度，但为了防止出现科学的厄运，才不得已把张君劢当做一个批判的由头，以便进一步捍卫科学的神圣地位，巩固五四的启蒙成果。从策略上讲，胡适是对的：惟有让有影响的大人物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才能刹住社会上角角落落的反科学的歪风邪气。
三、《读书杂志》
1922年9月3日，作为《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以下简称杂志）问世了。杂志每月一期，每月的第一个周末随同周报一起发行。事实上，后来周报办到1923年10月第75期停刊，而杂志共出版18期，坚持到1924年2月22日。在杂志第18期的停刊“特别启事”上，还说明此后周报和杂志合刊为《努力月刊》。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能实现。杂志的创办，进一步明确了与主报的分工，此后主报相继以论政和后来的科学人生观等启蒙为主，兼顾文艺作品、学术研究，杂志的主打内容是文化建设，具体包括学术研究和思想讨论。
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胡适写的《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此篇文章写于1921年2月份，看来胡适早就有创办这份杂志的打算。《缘起》谈到创刊是受了一百多年前清朝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合办的《读书杂志》的启发和鼓舞的缘故，分别是八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两位老人，“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校注那许多的古书来嘉惠我们，那一幅‘白发校书图’还不够使我们少年人惭愧感奋吗？”胡适希望爱读书的朋友把读书体会写出来发表，大家批评交流，并唤起国人的读书兴趣，达到“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