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也是周报启蒙的一个内容，体裁有诗歌、短篇小说、歌谣等。诗歌有日本人石川啄木的歌、胡适的侄儿胡思永的诗《南来诗钞》、徐志摩的诗《归国杂题》、何植三的《农家杂诗》、曹元杰的《小诗》、冯文炳的《冬夜》、胡适的《大明湖》等。小说有陈衡哲的《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以及任鸿隽的翻译作品《猎夫》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是要否定阻碍进步、扼杀人性的旧思想、旧文化。《努力周报》以弘扬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宗旨，自然的，所刊登的文学作品也就要服务于这个宗旨了。周报对石川啄木是这样介绍的：“啄木的著作里边，小说诗歌都有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还要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
介绍中还引用了石川啄木自己的创作感受：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客气的去改革他。而且这样的做正是当然的：我们并不为别人的缘故而生活著，我们乃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活著的。譬如在短歌里，也是如此。我们对于把一首歌写作一行的办法，已经觉得是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么这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调子，把这首歌写作两行，那首歌写作三行，就行了。……倘若三十一字这个限制有点不便，大可以尽量的去做“增字”的歌。很显然，石川啄木这段话，可以给白话文、白话诗的正当性提供最好的诠释。周报编者选登此文，针对性是很强的。
陈衡哲的《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写一对年轻的夫妇不满大家庭中继母（后婆婆）的打骂，带着小儿逃离家庭，在巫峡的老林深处过着艰难的与世隔绝生活的故事。作者还给周报投过诸如《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等揭露军阀蹂躏四川惨状的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小说确如作者所言意在“骂骂四川的吃人阶级与情愿被人吃的阶级”。
周报上刊登过不少文学评论，意在继续鼓吹文学革命。这些文学评论有的是介绍、评论民间歌谣的，有的是评论白话文学新作品的，还有的属于“整理国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考据之作。胡适在《一篇绝妙的平民文学》中全文摘录了他在北京《益世报》上看到的一首歌谣，称“近来见的歌谣颇不少，但像这样绝妙的歌谣确是不可多得”。歌谣原文：
蒲棂子车（原注，大车上搭席棚的）
呱嗒嗒，
一摇鞭，到了家。
爹看见，抱包袱；
娘看见，抱娃娃。
哥哥看见瞅一瞅，
嫂子看见扭一扭。
不用你瞅，不用你扭，
今天来了明天走。
爹死了，我念经；
娘死了，我唱戏；
哥哥死了，烧张纸；
嫂子死了，棺材上边抹狗矢！
胡适没有评说该民谣好在何处，但我们知道胡适白话文主张里就有不避俗言俚语，认为俗言俚语是活文字，也认为语言的原创生命力本在民间。大概这篇生动、活灵活现表现大家庭成员微妙关系的民谣打动了胡适，胡适在文末解释说，“狗矢”并不属于“丑的字句”，“在我们眼里，最丑的莫如从前人认为冠冕典雅的馆阁应制诗，而粪堆灰篓里却往往有真美存在”。“狗矢”在这里“可以表示一个人的一肚子真怨气，所以绝不丑”。诗评论中篇幅比较长的要算胡适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写的文论，题目也叫《蕙的风》。汪静之是胡适的少年朋友和同乡。胡适的评论给予汪静之较高的评价，认为诗虽然还不免带着稚气，但稚气里独有“新鲜风味”，汪诗进步很快。胡适分析说，若以深浅而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级：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汪诗在短短的三年中确实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已经比较成熟了，写出了“诗人之诗”。
胡适说，“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也许有人觉得一个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也许有人嫌他的长诗太繁了，也许有人嫌他的小诗太短了，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些诗是诗”，胡适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撇开成见，应该允许“尝试”：“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这个态度，叫做容忍的态度（Tolerance）。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态度，便可到了解与赏识。社会进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周报上比较重要的文学考证类的文章，要算胡适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跋〈红楼梦考证〉》《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和关于《儒林外史》研究的《吴敬梓年谱》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第一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在于胡适根据新得到的《四松堂集》最终确认：曹雪芹的卒年；曹雪芹死时的大致年龄；曹雪芹之子先逝，不久雪芹亦亡；无后人。第二篇文章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胡适不同意蔡元培在《红楼梦》研究中所采用的“附会”的方法；不同意所谓考证作品内容比考证作者生平重要的看法，强调考证作者生平与时代是考证作品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胡适考证文章发表后，有人写信给周报，认为包括《红楼梦》考证在内的文章是“无用的文艺”，“真可惜了这第四版的地位”。实际上，胡适发表学术文章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传播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动新文化的建设。《胡适口述自传》讲到考证《红楼梦》的目的：
在那篇《序言》里我就说明我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并不是要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要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那儿去，我们就跟到那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新青年》时期启蒙思想家们醉心于国民权利、义务的宣传，志在使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名实相副，因为只有公民社会建成，民主制度的巩固才有基础和保障，才会免于仅具光鲜美丽躯壳的尴尬。《努力周报》启蒙的言论，也有不少是继续高擎权利义务大旗的。最先发表这方面文章的是张慰慈（署名慰慈），发表得最多的也应该是他，计有《制宪问题》《多元的主权论》《普鲁士的新宪法》《新旧国家立法部和行政部关系的比较》《政治改革的目标》《革命和政治改革》等。
他在《多元的主权论》介绍了法国、英国政治哲学中的主权论之争，告诉读者，在西方主权理论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一元论强调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总是极力注重国家对于人民或人群那一种直接的和绝对的权力”；多元的主权论，绝对不承认国家为社会中至尊无上的组织，国家的地位与人民自发组织的宗教全体、文化团体、社交团体、经济团体等是一样的。在西方，人们凭借着多元主权论去抨击事实上按照一元的主权论建立起来的制度，“这种种运动的目的，或者是极力提倡社会中各种团体的权利，使之不受国家的侵犯；或者是想把那政治管理权分配于各种职业，使各种职业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有自治权力；或者再用别种方法，设立一种分权的政治制度。”署名“TS”的作者发表《“不开账来，不出钱！”》，针对中国军阀横征暴敛，花着纳税人的银子胡作非为的现实，介绍了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人民如何把纳税义务和争取权利相统一的斗争。文章说，美国独立革命时候，有一句极为简单的口号“没有代表的权利，就没有纳税的义务”，说的是英国国会中没有北美殖民地的代表，英国政府也不向北美殖民地人民征求意见，却直接向北美殖民地人民征税，当地人民以这个口号抵制无理税款，宣布独立。作者感慨，美国人民“这样一种精神真使我们佩服，又使我们惭愧”。
反观中国，军阀的税收政策和内外债政策使人民负担空前加重，“而人民方面只晓得打几个电报，开几次会，稍微表示反对的意见，就算完事了。”作者出主意：“如果人民抱定‘不开账来，不出钱’的宗旨，看那军阀还有什么去保持他们的地盘，保持他们的势力；看那一般捣乱的政客们还有什么方法出来捣乱。”针对中国黑暗恶劣的政治，一些文章从学理上去探讨国民、政府、政客各自应负的责任问题，还有的文章就这方面的话题介绍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张慰慈在《政治改革的目标》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其内容却反而不如专制国”的原因，就在于骤然之间清廷覆亡，而民众还没有做好当共和国国民的准备，“没有民治的精神，公民的常识，对于政治事务毫不晓得怎样去管理，怎样去监督。那般自私自利的官吏和政客就利用了这样的好机会，去做种种丧权辱国损人利己的事情”。作者得出结论：“总之，人民是造成政府的原料，有怎样的人民，才能有怎样的政府。……理想政治决不能自动的发生效力，也得要人民去执行，方能有结果。”应该说，作者的结论有合理之处，也不尽妥当。民国之所以乌烟瘴气，的确与清政府垮台过快，必要的公民启蒙缺位有很大关系，但民众素质低下的责任，统治者能一推了之吗？
历史的经验证明，即便是极端专制的社会，最终也要让位于民主的制度，为了避免体制转换的震荡，当政者就应该审时度势，扎实而又谨慎、主动地培养在野的政治力量。除非当政者有意培养，否则在一个极权的环境中是很难自生出体制外的政治力量的。清政府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国民结社行为视若洪水猛兽，采取了极为严酷的取缔手段，不仅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没有公益心和一盘散沙，而且也使得中国除了清政府以外没有任何可以维系社会的政治力量。1905年后骤然放开党禁，还没有经过必要的社会整合与发展阶段，清政府就因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而垮台了。结果就是天下大乱与军阀横行。民众素质低下，不能监督政府，固然是政局混乱的一个原因，但执政者利欲熏心，不能自律，也同样是一个因素。民国的制度设计是好的，但被完全架空。民国的执政者上台之后，首当其冲的工作就应该是有针对性地去提高公民素质，训练公民的政治能力。然而，大小军阀不仅没这样做，一小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进行的启蒙活动还时刻面临着被其取缔的危险。其结果，必然是国民素质的提高遥遥无期。当然，公民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的普及，但统治者把教育视作体制的延伸和权力的附庸，甚至为了抵制民主力量而有意进行反公民教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那不是照样没有希望吗？
丁文江的《少数人的责任》一文认为，中国政治的败局，“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所说的“少数人”是指“有知识、有道德的人”。那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肯出来负责任呢？丁文江分析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近三百年统治，“把国民的志气，销磨得干干净净。”对有本事的人，不是诱之以高官厚禄，就是残忍地杀掉。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就变成了“无用的好人”，“不敢进取叫做高尚，不辨是非叫做忠厚，不知世情叫做风雅，不管闲事叫做聪明，不耐劳苦叫做享福。能力同知识事业同道德分了家，好人都是无用，有用的都不是好人。所以民国以来，所谓优秀分子，听那般腐败的官僚政客，专横的武人军阀，把持我们的政治：说两句不冷不热的话，叹两口不死不活的气，就算是完事了！”“有时候还要说，‘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了！等外国人来替我们裁兵罢，监督财政罢’。”
丁文江的本意，是要唤醒少数优秀分子积极地起来参与政治，批评政治，监督政治，摆脱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的学校的人，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社会发展进步靠的是知识，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往往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丁文江不责备民众，也不责备军阀官僚，而是从包括他在内的知识阶层中找原因，应该说也有一定道理，而且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还相当可贵。假若社会进入到某一个阶段，手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无耻到了以围剿知识为己任，专与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敌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怕是很难有“责任心”和“负责任的能力”的。或许，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还没恐怖到如此程度，丁文江等人还有一定的“负责任”的空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