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修辞的起源与发展
一、政治修辞理论的起源
政治修辞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说是政治学与修辞学的一个结合学科。
对于修辞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源于西方，19世纪以前的西方修辞学被称为古典修辞学，20世纪以后尤其是50-60年代以后的修辞学称为新修辞学。最早的修辞艺术来源于法庭演说。古希腊的司法制度要求公民自己出庭辩护，于是人们为了说服法官以及公众，需要充分的运用语言、辩论等技巧。这便是西方修辞学雏形的形成。之后，希腊许多学者在修辞学方面做了相应研究，而亚里士多德首次将修辞学系统化，他的《修辞学》被认为是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西方修辞学研究一直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其研究核心是公民大会式的演说和论辩，研究如何说服人、规劝人和打动人，或者研究听众心理构成的因素及其与劝说的关系。”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国际交流的不断增进，修辞学被逐渐运用到了政治领域，与政治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实际操作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现今的电视竞选、外交辩论等。
中国古代著作中也提到政治修辞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文学家刘向在其《说苑·善说》中写道：“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皇帝所戴的皇冠前后各有九条珠链，意在约束皇帝品行，及行走坐姿的端正。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的表率，皇冠更象征着威仪，因此皇帝佩戴的皇冠也可以说是政治修辞中领袖的衣着修辞。皇帝所颁发的诏书中开篇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在表明皇帝的身份是上天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皇帝所下达的旨意是必须遵从且不容质疑的。这是政治修辞学中语言修辞的运用。
二、政治修辞理论的发展
政治修辞学以一般修辞学为基础，而又区别于一般修辞学。西方政治修辞理论同一般修辞理论一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亚里士多德的规劝说到博克的认同说，发展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认知论。规劝论、认同论、认知论这三个理论是政治修辞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政治修辞的功能与性质，对于实际的操作与运用有很强的指导性。
欧洲中世纪时期，修辞学已经没有了希腊时期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气息，而是和政治统治者所扶持的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奥古斯汀在《基督教教旨》第四卷中的布道词是他对修辞学的重大贡献。他认识到了修辞学的教诲作用，为布道修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以后，新兴的政治力量不断成长，统治人们的精神长达数个世纪的教会的力量被动摇，崛起的知识阶层强调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并坚持知识分子不受教会教义的约束追求知识的权利。市民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权力，宗教改革运动对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由于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价值，修辞学也获得了新生。随着政治条件的改变以及大规模的君主体制在欧洲盛行，修辞学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重要性，本是产生社会舆论的手段的修辞学渐渐沦为语体文体学。自18世纪起，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在思想界引起震动，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议会制的改革为修辞学发展提供了机遇。西方修辞学的中心便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英国，坎贝尔、布莱尔、威特利等一大批修辞学家迅速成长。
二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都借鉴了古希腊的运作模式，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也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新修辞学应运而生。美国修辞学家更关注人类的价值体系。他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试图揭示话语的力量，并重新重视伦理学，试图从人类的本质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语言就其目的来说总是劝说性的，总是浸透着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语言首先不是一种大脑系统，而是一种社会系统，是根基于对话而不是语言学之中。
规劝论具有“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进入20世纪，美国修辞学家劳埃德·比彻尔对规劝论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于1968年著有《修辞情景》一文，继承并发展了规劝论，并成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1981年，他的《政治修辞》一文，又对政治修辞的概念、技巧、主题、证据与情景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修辞是一种研究传播的方法，其功能是在实践和人类事务领域为我们自己和受众建立判断。修辞坚持理性辩护，把真理和价值看做规范原则”，“修辞的目的就是影响听众的观念和态度，并在他们身上唤起某种期望”。
20世纪60年代，认同论产生，其代表人物是修辞学家肯思·博克。他否定了规劝论，认为“规劝总是直接来自某种明确的目的，为达到某种直接的效果；而认同则挖掘了更普遍、更深层的东西。在象征活动中，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中。”在博克看来，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分歧与竞争，而认同是分歧的补充。由此看来，认同是使人们在思想与观点上达到一致，由此来达到行动上的一致，这就补充了分歧所造成的差异与不和谐。由此可见，规劝注重目的和效果，只要达到目的，不管规劝的受众心理上是否接受与愿意。而认同论则更进一步，在规劝的基础上希望获得目标受众心理上的接受与认可。可见，由认同论所拉拢到的受众更加牢固可靠一些。
20世纪60年代中期，认知论产生。一些学者提出真理是不固定的，是不断被创造的，而修辞就是认知真理的方式。其代表人物是司各特。进入20世纪90年代，认知论进一步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相结合，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拒绝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主观的，现实是由主体建构的。
第四节 政治修辞的功能
一、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
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政治修辞的主要功能在于影响政治客体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使它们与政治主体的相一致。政治修辞首先影响着意识形态内容中的情感和幻想，然后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政治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政治主体总是要通过政治修辞利用并改变人们的情感和幻想；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政治客体的思想方式和人生观，进而使他们服从或支持现存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政治秩序。从政治修辞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是影响深远、效果持久的政治修辞，它深刻地影响着具体的政治过程。
政治现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有时也是采用政治语言进行修辞性建构的结果，其实质在于把本来没有发展方向的政治生活通过政治修辞建构出来，引导人们朝向建构的方向发展。这时，政治过程中的政治主体总是给人们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图景，让人们相信这就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现实。为此，政治主体就要采用各种政治修辞手段，比如采用一定的修辞框架、语言、神话、隐喻等。政治修辞在建构政治现实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使得政治主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以及把握政治现实的发展方向。
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修辞建构政治现实的过程包括：通过政治设计建构符合政治主体要求的政治价值观；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使人们接受在一定政治修辞框架内所形成与表达的政治意义、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观；以及使人们接受并习惯于政治修辞所建构的政治思维、政治术语；让人们在一定的政治修辞框架中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等。
政治修辞是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能更好地传达一个国家的主体思想、政治理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塑造、有利于领导人政治观点的表达与传播。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及自身所获得的积极政治成果和进步状态，它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政治修辞，政治修辞一方面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另一方面又促进或阻碍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在政治修辞上具体表现为政治修辞内容的文明和政治修辞手段的文明。前者可以表现为文明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内容，后者则表现为文明的政治行为。政治修辞给政治文明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积极的政治修辞可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消极的政治修辞则会阻碍政治文明的发展。
二、维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政治主体在进行政治活动时，首先要获取和维持其拥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政治修辞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是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政治主体需要借助合法性获得人们自愿的内心的服从，而不能单纯地依靠暴力获取。合法性是指政治主体能够让客体认为其政治行为是正当和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一种能力与属性。政治主体拥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说服政治客体的结果。要想说服政治客体承认政治主体本身的合法性，政治主体总是采用一定的政治修辞方式。
韦伯将获取和维持合法性的政治修辞分为三个方面，即以传统为依据的政治修辞、以魅力为依据的政治修辞和以法理为依据的政治修辞。在以传统为依据的政治修辞里，政治主体表明自己的政治权力来源于某种政治传统，比如可以说政治主体的政治权力是人们所普遍信仰的神圣传统授予的。于是，相信并拥有某种政治传统的人们就会认同这种政治传统所授予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以魅力为依据的政治修辞里，政治主体以其个人魅力，诸如其所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英雄气概、楷模榜样等，使人们认同并拥护其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在以法理为依据的政治修辞中，政治主体宣称自己的政治权力来源于人们相信或认可的制度，其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根据制度的规定获得的。
政治主体总在建构符合政治客体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框架，使之服从或顺从其统治。政治主体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需要运用政治修辞，对公众加以说服，使公众相信公共政策实现的政治利益是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并说服公众相信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可行性。说“公共政策”而不说“国家政策”这一用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修辞。它似乎在表明：政策制定和执行是为了公共利益；政策具有公共性；政策不是公众印象中与公众相对立的国家的，它应该是公众的。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从政府机关到公众舆论，都需要政治主体进行足够的说服工作。政策制定需要在政府内部代议机构中进行辩论、求证，使代议机构本身认可所要制定的政策。
然后，所要制定的政策需要交给公众舆论进行审查。只有公众认同所要制定的政策，政策才能最终得以制定和执行。
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也需要政治修辞。政治社会中的政治利益总是处于非均衡的分布状态。为了达到政治利益的均衡，或能够实现公民的政治利益要求，公民就要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公民参与政治，不仅要说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还要在参与过程中影响舆论同情，扩大支持力量，以造成对政府的压力，因此也需要修辞。否则，公民要求的政治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证，政治参与就不会实现其目的。政治沟通则是纯粹的政治修辞活动。如果说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伴随着自上而下的政治修辞活动，政治参与伴随着自下而上的政治修辞活动，那么政治沟通则伴随着政治主体相互间的政治修辞活动。政治信息是以政治语言为载体的。而且交换与传递政治信息的最大目的在于说服，在于使政治利益存在矛盾的双方达成妥协和一致。没有较好的政治修辞艺术，就不可能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说服对方，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