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新闻与社会控制
政治权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进而把新闻作为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利用新闻传播来调控和影响人们的言行这种控制方式，在现实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力用来控制社会和民众的常用方法。有历史学家指出，“统治者利用新闻来凝聚社会。新闻向人们提供了同一感知和共同目标，甚至帮助专制统治者利用共同的威胁来控制人民”。进入今天这样的文明社会，新闻一方面是人民用来监督社会、监督权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新闻权力也紧紧掌握在统治者、统治阶层的手中，成为他们控制社会、控制民众的手段。
其实，新闻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它是通过对信息、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控制，从而实现政治权利的控制。相对于军队、法院、警察、监狱等硬权力，它是一种政治软权力。通过新闻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成为统治者或其他社会势力用来影响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控制手段。有学者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在日常的报道中，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新闻源对媒体的影响，政府日趋高超的操纵新闻的手段，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这使西方媒体能占领拥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合法性和可信度，也使其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更为隐蔽。”“社会的统治阶层、统治者控制着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则直接实行着对各种信息的控制，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能够看到的、理解的世界图景、事实景象，最终的结果是人们按照统治者、统治阶层的意图去生活。”但这毕竟是统治阶级理想中的状态，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不会如此顺理成章。
新闻控制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控制，并且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的控制，直接指向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态度。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实也表明，处于文化、信息、经济、新闻等强势地位的国家，总是不厌其烦地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和措施，时时刻刻向其他弱势国家传输自己的文化、信息、新闻等。即使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控制着新闻媒体的社会主体也总是运用新闻手段，对人们进行长年累月的精神引导，运用新闻手段日复一日地进行文化价值观的培养。这是一种通过对人们日常文化生活进行控制的控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什么、谈论什么，很多都是由新闻媒介的新闻报道设定的。但我们不要忘了，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控制存在，自然也就有反控制的存在，所以新闻控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的预期目标。
新闻控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控制，就是一定的利益集团按照自身的利益目标对新闻信息流进行控制。施拉姆等人当年这样说过，“一个真正伟大的报纸必须是不受任何和一切特殊利益集团的束缚。”但是像施拉姆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报纸，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要想成为不受任何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束缚的报纸，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不断奋斗的过程。
新闻控制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对人们知情权、表达权的约束和控制。因为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信息，控制了信息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利益的流动。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一旦在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上占有优势，那么也就意味着拥有获取利益的优势。
新闻传播从始至终都被看作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也是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资本主义政权初期的政党斗争中，新闻媒体就是政治斗争的组织机构，新闻传播就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工具。“书籍和报纸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17世纪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因此，人们通常说这一时期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基本上是政治媒体”。商业化媒体，从产生起就极力追求政治上的独立性，然而其仍然是在一定政治统治下的独立性，不可能超越政党和政府的控制。在中国，只有政治性的媒体才能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始终是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政治舞台上，新闻媒介不仅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是各国之间进行政治交往的有效平台和政治斗争的有效手段。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中，相关国家的主流媒体，斗智斗勇、互不相让，都是在为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服务。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是不存在没有政治偏向的媒体的。
如在日本，围绕着某一社会问题主题，各新闻媒体就会开始愈演愈烈的新闻竞争。2005年5月28日，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以《没有终点的葬礼———正在蔓延的石棉危害》为题的系列纪录片。随后，《每日新闻》的夕刊中刊登出大型机械制造公司久保田的很多职员因患有原因不明的“皮肿”癌或者肺癌导致死亡的报道，这是第一次透露了公司的名称的新闻报道。久保田公司立即召开记者见面会，公布死亡人数为79人。其他报纸、电视等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因石棉污染而导致员工健康受损的例子不仅仅是久保田公司，还有太平洋混凝土，建筑企业Nichiashu等公司，媒介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大报纸马上在社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如，《日本经济新闻》在7月1日的朝刊中就刊登了《为石棉病急增做好准备》一文，并提议“为应对日本石棉病急增的患者，有必要出台应对健康损害的新制度。”
并要求日本经济产业省，通过日本石棉协会等业界团体，调查各公司员工的健康损害状况。厚生劳动省也开始对有此事件进行调查，并认定了员工的健康损害是因石棉污染引起的工伤。
在此后的报道中，有关政府部门被认为“行政无力”而遭到猛烈批判。因为劳动省的全国劳动基准监督局在1976年就指出了石棉的危险性，指出石棉不仅会危害企业员工的健康，还会影响到其家人和周边居民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0年就断定石棉是致癌物，并发表了公告。因此，行政管理部门的怠慢非常明显。各媒体都对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激烈批评，强烈催促政府出台相应的对策。
2005年7月21日，民主党举行了石棉问题小组的初次会议，政府方面由官房长官表明了救济受害者的态度。由于这一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在8月8日众议院解散后的总选举中，各政党都在其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对石棉危害的对策。选举后的新政府马上开始制定救济石棉受损者的新法。从这一事件及媒体的报道来看，某一社会问题经过媒体报道及其他媒体跟风报道之后，就会问责到行政，问责到政治，并可能演变成政治风波。社会问题在媒介及政治主体的操作下成为了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