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日益加深的生态与社会文化危机构成了当下世界现实的重要特征。这些危机不仅事关经济生存、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等重大议题，更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包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葛兰西(Gramsci，1979：111)曾指出，危机为某些思想的传播和某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提出提供了契机。阿芒·马特拉(A.Mattelart，1979：25)也论及，在历史上会出现一些“优选时刻”（privileged moment），它们“特别有利于针对现实的批判分析”。对传播研究来说，当下就是这样的时刻。由于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讨论当下全球危机和探索未来出路的两个关键领域（Zhao，2010a，2010b；王维佳，赵月枝，2010），拥有丰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又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或零距离参与当下华人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变的海内外华语传播学者，有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在后金融危机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和在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新思想、什么样的研究议程和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会有利于我们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什么样的“范式革命”能使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西方、将本地生活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的华语传播研究建立起新的理论想象，从而对人类的传播知识共同体有较大的贡献？
2010年“中华传播学年会暨第四届数位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向东看，往南走：传播研究的在地知识与全球实践”（Looking East，Going South：Local Knowledge and Global Practices in Commuciation Studies）——非常意味深长和令人兴奋。它不仅充满学术想象力，而且富有挑战性、启发性和前瞻性。它在为我们超越当下主导性的东、西方和南、北方知识/权力关系提供可能的同时，也通过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知识”和“本土实践”这一表述的颠覆，引领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和“本土”与“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主题和相关人文和社会理论所昭示的学术灵感，并延续作者近期在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方向与议程方面的一些讨论（Zhao，2009，2010a，2010b，in press；王维佳，赵月枝，2010），本章从四个方面阐述“向东看，往南走”对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的意义。全球视角内中国大陆的传播理论和实践是本章的主要参照。
■超越主导西方知识体系霸权，寻求基于“南方认识论”的“全球认知正义”
首先，“向东看，往南走”不是简单的地理方位转向，而是在认识论上对现代西方霸权知识/权力体系的颠覆。印度后殖民学者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2000）在《行省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一书中，倡导把欧洲知识地方化，以此挑战作为西方现代性知识基础的科学、理性等观念和实际上是基于西方本地知识和全球殖民实践的普遍主义。在《全球左翼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一书中，葡萄牙社会学家森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2006)基于以“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为中心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正义运动所调用和发展起来的多种本地知识，提出了“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全球认知正义”（global cognitive justice）。
在森托斯看来，“世界社会论坛”所隐含的替代性知识体系昭示，“全球认知正义”是“全球社会正义”的认识论基础，没有“全球认知正义”就没有真正的“全球社会正义”(2006：14)。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全球建立过程也是西方知识体系排斥、挤压，甚至消灭世界其他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一霸权知识体系构建了以如下五个层面为核心的简约主义认识论：（1）单一的知识体系及其严密性标准（the monoculture of knowledge and rigour of knowledge）；（2）单一的线性时间观(the monoculture of linear time)和特定的历史意义论与方向论，即基于特定的“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等概念把西方核心国家置于世界历史的前端，从而也赋予西方主导性知识、制度和社会性形式在世界体系中的“先进性”的地位；（3）通过建立单一的社会分类逻辑及相关的社会性别、种族等范畴掩盖劳资关系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并使社会等级与区别自然化（the monoculture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differences）；（4）通过建立单一的普遍和全球尺度（the monoculture of the universal and of the global）使被定义为特殊和地方的东西无法成为可信替代；（5）遵从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率和效益标准（the monoculture of the criteria of capitalist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把基于市场力量的增长奉为最优选择（Santos，2006：15-17）。这一处于霸权地位的简约主义认识论导致特定的有关蒙昧与科学、落后与先进、低劣与优等、地方与全球、非生产性与生产性的二元对立。“南方认识论”倡导由多种知识体系构成的知识生态（ecology of knowledges），倡导多维的时间性(multi-temporality or the ecology of temporalities)和历史的多向性，多重的主体性与承认（the ecology of recognitions），多样的普遍性愿景(the ecology of trans-scales or competitive universal aspirations)，以及多元的生产性标准(the ecology of productivities)（Santos，2006：18-28）。“南方认识论”认为，人类理解世界的知识是多元而丰富的，它们的总和大大超过了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的理解。因为任何有关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涉及不止某一种知识形态，所以，世间存在不止一种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绝对的无知，只有对某一种特定知识体系的无知。而且，对某一知识体系的掌握往往意味着对另一知识体系的遗忘和成为这一知识体系的无知者（Santos，2006：19）。
在西方主导知识体系霸权内，科学实践的优先和主导地位意味着那些基于这一实践的处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的实践也被赋予优先地位。由这些实践导致的危机和灾难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可以通过更多的科学技术措施来克服。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绿色科技成了解决生态危机的优先方案，精神科学成了医治心理创伤的良方。而科学知识分配的不平等则意味着，对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必然倾向于那些掌握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然而，不但科学知识的均等分配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是不可能的，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对解决现实问题也有局限性（Santos，2006：19）。因此，如果不能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知识体系间建立一种平衡，“所有旨在倡导社会正义的政策都会深化社会不公”（Santos，2006：14）。
由于森托斯的“南方认识论”建构在“世界社会论坛”实践以及这一社会运动实践所调用与发展起来的知识基础上，而中国大陆对在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举行过的“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十分有限，中国和华语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就成了森托斯书中的盲点。同时，“南方认识论”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眼里，也许是太激进、太没有相关性了。毕竟，急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主流社会基本上还是“向西看，往北走”，不但对世界政治经济精英云集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趋之若鹜，而且往往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大学学术管理日趋定量化和官僚化的语境下，某种特定自然科学标准，包括ＳＣＩ（Science Citation Index）这样的知识评判机制及其本土化标准，正成为衡量“学术生产力”的最重要标准。这表明，某种特定的知识体系霸权在中国正在加速被内在化和制度化。传播研究如何在这样的学术政治经济背景下实现认识论革命，从而为替代性社会秩序的构建奠定知识基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向东细看，在主导性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霸权地位的背后，森托斯所阐述的“南方认识论”在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国大陆当下的社会运动实践中有强劲的回音。从传统中医知识在事实层面的延续到中华民族融合以及构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知识和实践，从过去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健康传播系统和“有线广播”特定传播形式到今天中国网民们穿越网络防火墙的丰富“翻墙”知识，我们都看到“南方认识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东方诠释。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的身影没有出现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如我在研究中分析过的那样（Zhao，2008，2010b；Zhao and Puffy，2007），本地的、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负面现象的社会抗争活动在中国大陆没有中断过。而这种抗争的诉求，正是中国社会中的民众——更确切地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中获得了象征性或形式上的主体性的“人民”——要求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民主的诉求。
尤为相关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抗争已导致中国大陆官方开始推进发展模式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描述中国大陆当下发展路径的转型，以何种知识体系去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抗争，如何分析这些抗争运动所动员起来的本地知识和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实践，文化传播系统和学者们又是如何勾连这一转型和定义这些实践的，对政治政策和实践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对于社会抗争运动，研究者是用中国主流媒体里“群体事件”这样的“去政治化”话语，还是用“权利”抗争和“市民社会形成”这样的自由主义话语，抑或是延续之前需要兑现“人民民主”承诺的社会主义话语（吕新雨，赵月枝，2010）？如果我们抛弃单一的线性时间观念和高度西方化的“传统—现代”二元论，而是从“南方认识论”所倡导的时间多元性和历史多向性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就有理由超越简单的“进步”与“落后”标签去追问：为什么基于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市民社会”和“自由主义宪政”（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政治愿景就必然是开放的，而期望兑现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制度承诺和尝试构建新的、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保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