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假定外国媒体在其内容不受任何审查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国内，美国主导的跨国媒体在报道全球事务时对异己政体也仍然持有双重标准(Herman and Chomsky，2002)。因此，即使上述假定成立，民主化框架也与跨国媒体公司这些有案可稽的行为相互矛盾。虽然中国绝不是美国的附庸，而且美国在报道中国时仍习惯性地采用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是正如跨国资本主义公司其他部门一样，跨国媒体公司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期对自身在中国的资本积累有所助益。如本书第9章已论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各国民主制度的演变存在太多变数，其中就包括“国家之间的霸权关系”（Petra and Veltmeyer，2001：110）。从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干涉，尤其是1972年对智利民选政权的颠覆，到它们对叶利钦炮轰俄罗斯议会的报道，美国的跨国媒体公司忠于民主的历程可谓变幻莫测、阴晴不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资本在当地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利益。虽然“游戏规则”能够为资本积累创造可预测的、稳定的条件，也会创造相对优越的媒体管制形式与公共传播环境，但政府总能利用相关立法以阻止公共表达。所以，基恩(Keane，2002)认为，在分析中国“入世”的政治意义时，轻易地将市场自由化、多元化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
再次，民主化框架假设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当前中国奉行经过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原则，因此中国政府与西方媒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自从中国接受市场理念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便有了共同点，更何况，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等原则已被载入宪法。更为紧要之处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市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总体特征，譬如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明显等，资本主义媒体与中国媒体在意识形态方面互相促进的可能性愈发明显。比如，《泰坦尼克号》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达，就被认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益（O’Neil，1998）；中美两国在反恐话语框架内有既有冲突也不乏共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划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呢？总之，不做具体分析而以必然的意识形态冲突为前提的论述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与冷战思维的继续。
最后，民主化框架，尤其是上述提及的某些中国媒体改革者表达的那种民主化框架，忽视了中国深刻的社会矛盾以及传播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公众有能力处理负面信息，这当然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包括传媒学者在内的城市精英和改革的受惠者们能否承受诸如工人和农民集体抗争等负面新闻，而是中国媒体愿不愿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赋予这些弱势群体以更多的话语权。退一步说，这是关于传播示范效应的问题，即这些新闻报道(哪怕是“纯客观”报道)会不会使这些民间抗争行为合理化，通过在同类群体中的传播是否导致更多串联行动。进一步说，传播领域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精英群体愿意与工人和农民等社会群体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的程度。例如，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居民在依赖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同时，又担心他们涌向城市，挤占被认为属于“他们”的生活空间，而政府官员与私有业主则可能害怕另一场极端的社会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者有必要正视威权主义政治背后深刻的不平等社会基础和压制性社会关系，并将传播问题置于这个阶层关系与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民主化分析框架还常常忽视新闻自律和市场逻辑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本书第3章所论的媒体、国家与日益分化的社会之间复杂的动态权力关系。
■融合的轨迹：一个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1.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成就：一个更长远的视角
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播产业与世界体系融合的轨迹。第一，将中国的“开放”与“入世”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下进行考察非常重要。“开放”的说法以及将“入世”作为中国传播产业的新开端掩盖了如下重要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体系一直是“开放”的，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前亦是如此。不管是在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情境下，情况都是如此。而分析中国当代文化时，上述两种文化是最显著的维度。纯粹的“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并非单纯孤立的存在，而且难以界定(长江文化还是黄河文化？)，而一直以来佛教、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塑造着中国文化。改革开放前，文化孤立主义也不是官方政策的选择。说到这里，必须区分文化孤立主义与有选择地引进外国文化之间的差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重新确立国家对传播体系的本国控制，排斥资本主义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缺乏对外交流。毕竟，苏联的媒体理论与实践影响了中国革命初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新闻体制与实践。如本书第11章所提及，1958年，中国电视体系的建立，也得益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电视技术与节目模式的引进。对于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而言，苏联电影和歌曲就像今天美国的流行文化一样无处不在。即使在“文革”极端时期，中国文化也起码是向阿尔巴尼亚这样的个别友好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孤立主义形象与冷战时期中国致力于向第三世界推广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扩张主义形象之间大有出入。毛泽东的“红宝书”甚至能在西方反正统文化的年轻人那里找到市场。实际上，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有其主动的一面，比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有其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美国领导的西方首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孤立中国，而后苏联又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重温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孤立”与“开放”的二分法正是建构在对这段历史有选择地、有意无意地“忘却”的基础之上。在这里，“开放”被有意无意理解为向西方开放。第三，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对西方完全隔离的封锁机制，虽然普通人难以接收西方媒体及其发布的消息，权力精英与领导层还是能通过内参信息和有限传播接触到西方媒体。这里的问题是：谁能收看，收看什么，条件是什么，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接收与排除二元模式，而只有内化了跨国传播产业的扩张主义与市场赢利逻辑，这个二元模式才有意义。那时，中国媒体确实没有对西方资本开放，那些以内参形式阅读外电报道的中国领导精英既不是外国媒体的付费订阅者，也不是跨国广告商的目标消费者。
虽然“入世”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但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传播体系就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市场传播体系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1979年中国电视出现的第一个跨国公司广告，到1980年代早期得到优先发展的中国沿海通信网络，后者配合跨国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以“后福特主义”的弹性方式实现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就资本积累而言，跨国传播公司能否通过中国“入世”扩大它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当然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传播体系也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其中包括本书已论及的传播体系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以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资本积累平台的事实——不管资本来自于哪个国家，哪个部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播的实质与特点，而这个问题自然与传播的政治经济模式及社会的文化资源配置手段密切相关。
1970年代末之前，中国曾一度封锁西方媒体，旨在发展非商业性质的传播形式。而今，中国政府和主流学者提倡信息和文化商品化与市场化。区分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标志是中国传播和文化资源的商业化，以及中国信息和传播市场的形成。1949年以前，商业化媒体与外国媒体并存于中国资本主义之中，尽管如此，只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才成功地将中国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大众消费社会，由此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有利可图的全国传播市场。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信息化”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化，视其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融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战略性地提出更为敏感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市场化/产业化口号，同样视它们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1年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报告首次以官方名义提出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的战略性目标。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肯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本章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非但不把中国传播体系的市场化当做理所当然的前提，反而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体系按市场逻辑进行的改革正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重组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组的结果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
当然，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进行的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重组过程——包括通信与传媒和文化系统在内——并非一帆风顺。这一过程经历了1980年代反对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及其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弹。1990年代早期以来，对改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隐秘辩论，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的复苏无一不表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在业界，纵向与横向整合的体制内利益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在产业重组以及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他们都极力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比如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不同的学者对新闻“商品性”或公开或隐秘的论争，1990年代以来阐述传播活动“产业性”的各种理论与政策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和电信部门因市场准入与技术、机构融合等而产生的冲突(Zhao，2000b)，中央、省、市、县级机构围绕中国广播电视体系进行的结构性重组（Hu，2003；Guo，2003），以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部门利益与国家领导层的全球视野之间的差异等诸多方面都表明了各种矛盾的存在。
由于上述矛盾，以商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新自由主义逻辑具体落实在中国的政策话语和具体实践层面上，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本书在第10章和11章中已分别就中国的报业和电视业阐明，市场逻辑下中国国家媒体体系的重组及其合理化进程主要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在此体系中，媒体机构受到政府控制。改革开放前，政府曾片面追求传播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目标，如今，政府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市场体系保持一致，从政策层面上确立了传播的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双重目标。如本书第10章和第11章所论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版本的市场整合形式是指由政府主导、党和国家体制内部的重新集中化与集团化（另见Guo，2003；Hu，2003）。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国的新闻传播和信息产业长期超速增长，以收入指标衡量，媒体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支柱型产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利可图、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之一，而党和国家则成为主导性媒体资本的控制者。
中国传播体系根据市场逻辑的发展与结构重组对中国大众表达影响深远。尽管民众的信息获取方式有了极大改进，但跨国公司、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以及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却在中国传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中产阶级正是跨国和国内广告商最偏爱的消费者。新媒体与正直的记者对推动国内公共传播的开放性颇有助益，传统媒体也时而发出中国大众阶层的声音，即便如此，这些声音都被限制在政治控制与经济边缘化的双重机制之内。从精英印刷媒体对中美入世协议的报道，中央电视台调查性报道的种种局限性，到本书第12章所分析的街头通俗小报对富人、下岗工人、民工，以及其他边缘群体的报道，整个体系内的各类媒体及其话语随处蔓延着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权威主义市场意识形态。虽然正在崛起的商业和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利用媒体来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敦促政府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但是广大工人和农民争取经济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声音在中国媒体中相当弱势。在媒体消费和信息获取方面，地区和城乡差距也非常明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99；陈崇山，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