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是新闻话语的另一常态。事实上，作为正面断言WTO益处的另一种方式，这正反映了国内有些人对“入世”后经济前景的某种犹豫与不确定感。比如，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曾因加入WTO而崩溃是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论点。同样，以下的否定式标题也可为证：《入世：中国汽车产业不会输》，《保险业不害怕入世》，《音像业不惧怕入世挑战》，《寻求保护无疑是自杀》。其他文章开始动员全国加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竞争丛林：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企业被刻画为模范；那些即将开放的产业表达了必胜的决心。最典型的处理手法是在标题中加入一些动员性的话语形态：《中国汽车企业：我们有信心》，《上海汽车企业必须战胜自己，发出自己最强的声音》。
可是，“入世”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故事，这个词汇也不仅仅是一个缩写。对中国报刊话语而言，“入世”有其字面上的意义：“入世”就是重新进入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倘若按照冷战意识形态的修辞(中国报纸似乎已经将其内在化)，中国没有获得WTO成员资格，就意味着被放逐在“文明社会”之外，甚至游荡在黑暗之中。WTO会员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权利，也关系着中国的地位、名声、愿景以及她在世界上的尊严和国家身份认同。正如《工人日报》(11月24日，第2版)所说，获得WTO会员资格实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即“强国梦”。WTO就是中华民族的圣杯，经过13年努力，中国已经跨过了最高的“门槛”——与美国签约，从而克服了最大的障碍。正如《人民日报》一张充满寓意的绘图所隐喻的那样，尽管在最终到达鲜花装饰的大门之前中国还要通过更多关口，但一旦中国进入大门，整个民族就会得到救赎，重见光明。11月19日《南方周末》的一条新闻《入世迎来了阳光灿烂的一天》似乎正有此意。
对WTO的去政治化、自然化与常规化等新闻处理方式则深藏在这些话语之中。这一点也表现在对WTO背景资料与中国“复关”/“入世”历史的叙述上。首先，很少有文章具体地、历史地或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GATT/WTO体系及其背后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秩序。背景材料通常用专业术语将WTO描述为良好的、竞争有序的、透明的、高效而公平的国际组织。它不再只是“富人俱乐部”，而已经是成员国的“保护伞”，发展中国家能通过WTO机制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例如，《人民日报》将WTO定义为一个“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护真正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国际组织，并且，WTO还“合理使用全球资源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月16日，第2版)。
这些报道在构建中国与GATT/WTO的关系时，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中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实践，从冷战到中国在GATT/WTO长期缺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原因。《人民日报》的《WTO大事记》文章开头如下：“最初，中国是GATT的缔结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84年11月获得GATT观察员的地位”。《经济日报》(11月16日，第4版)与《中华工商时报》(11月15日，第1版)的类似报道甚至都没有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件事。此外，从1950年“中国退出GATT”到1982年9月“中国申请观察员地位”，这段时间成了一个无法描述的黑洞，似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未发生过，中国也似乎从未追寻过其他的民族发展之路。正如《南方周末》另一条标题所说《入世，别无选择》(11月26日，第14版)，或者，如《中国青年报》（11月18日，第2版）所称，处WTO之外意味着不时髦，不主流，在大门之外，正道之外。
对1949年至中国改革开放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历史的省略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重新组合。因为WTO代表了全球社会的规范与立场，它倡导的市场法则将成为中国的规范。尽管有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参与WTO如何能使中国“更有效率地为公正公平的全球经济秩序说话”(《人民日报》，11月25日，第7版)这样的陈述里，偶尔支离破碎地隐含着“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和对不平等全球经济权利关系的关注，但是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压倒性的主题却是关于中国应如何通过遵守全球市场的法则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由此，《人民日报》的这条评论标题《入世：适者生存的动力和威胁》(11月22日，第10版)则不足为奇了。该评论强调中国只有加入WTO才能引进业已建立的国际市场法则。也许《南方周末》这则意味深长的标题更令人玩味：《WTO想帮助中国改革》(12月6日，第6版)。
这些不是抽象的话语，而是具体的议程。比如，强化民营经济和弱化国有经济，这可是在市场化报纸中得到最清楚表达的主要议程之一。《中华工商时报》尤为明显地拥护这种观点，并欢呼“入世”将推进国内私有经济领域的发展与对内开放(重要领域对私有经济开放)。例如，明星记者胡舒立在该报的一篇报道中调动了一大批国际经济学家的观点，以支持她所代表的中国民营资本的立场。她引用了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话：“中国必须下决心培育非国有经济，现在就改革国有经济，否则将不符合加入WTO的要求和步骤”(11月29日，第2版)。《人民日报》的评论似乎同意这个观点：“入世”最重要的影响将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因为外部压力对破除国有企业改革的僵局“极有价值”(11月22日，第10版)。主要报章都一致同意市场将给中国带来福音，比如西方商业社会中透明的游戏法则等，而这将有助于根除中国的腐败。
但是支持WTO的话语内部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党报含糊其辞地将WTO的影响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国有企业改革上。市场导向的报纸则含蓄地提到WTO会员地位的政治意涵，从而更直接地表达了商业精英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热望。对这些报纸而言，加入WTO不仅仅意味着市场法则的引入，更意味着“制度”——这个字眼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私有产权与自由民主制度——的引入。《北京青年报》这样写道，“开放使中国经济上接受了市场体系，政治上进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我们遵循了国际惯例”（11月27日，第10版）。实际上，在“入世”话语中还有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既定议程：要废除被认为威权政治体系的经济基础的公有经济。当然，这些没有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He，2000a：9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仅是从外到内的压力，国内精英也借用外部力量来促进与实践其特定的政治经济转型战略。
■救赎“上帝”：等同于股民与富裕城市消费者的“老百姓”
虽然市场化报纸有所克制，不敢直言倡导全面私有化与自由民主，但它们还是超越了市场经济促进民族复兴的话语，将“入世”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北京青年报》开设了热线电话回答市民们关于WTO的疑问。党报使用像“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抽象概念却从未进行过详细的解释，而市场化报纸则以替“老百姓”说话为口号，在分析文章中使用“我们”或“国人”，特定目标受众报纸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逊一筹。但谁是“我们”？《中华工商时报》的“我们”——“中国老百姓”——包括“再也不需要挤在银行的小窗口之前看那些‘素质不高’出纳员的脸色”的投资者，“到（中国进入WTO的）时候，有钱的家庭将吸引大量的银行职员互相竞争来帮助你存钱和设计投资组合”；能负担个人与财产保险费用的个人；股票持有者，或“股民”（11月19日，第3版）。
《北京青年报》在回应一名读者关于WTO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时，描绘了这样一个消费者天堂：随着关税的降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价格将会大大下降。普通中国人将可以自由地把人民币存到外资银行，自由兑换外币；也可以到外资保险公司投保，获得外币的保险费；还可以到外资医院就诊，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外国农产品，小麦、牛肉、柑橘等将会以较优惠的价格进入普通百姓的家庭。电信服务、汽车销售等高档的消费项目的价格将会大大下降。（11月18日，第4版）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里，两位经济学家则从各自角度展望了一模一样的后WTO时代的消费者天堂。其中一位总结：“中国的老百姓将在中外竞争中真正享受作为顾客所应该享有的‘上帝’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入世是中国老百姓——‘上帝’的福音”。11月19日《北京青年报》再一次勾画了同样的消费者天堂。这一次，这个天堂是用简洁明了的模式来表示的。这张报纸通过对“何为消费者天堂？”重复三次的方式，希望这种想象不但被读者接受，并且成为一种常识——它甚至设计了关于“入世”的益处和WTO协议内容的小测验。那些还半信半疑的读者可以听听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权威声音：“‘入世’最大的赢家是12．5亿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福利将达到最大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已经加入全球知识精英阶层的胡鞍钢将自己不同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消费经历毫不犹豫地推及12.5亿消费者：“我刚刚从美国回来，从美国打电话到国内，一分钟要39美分，但打到香港只要每分钟9美分，加入WTO这种情况会消失”（11月19日，第10版）。虽然这位知名学者的个人经历和“入世”给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带来的好处自然是相关的，但问题是，谁，又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在打越洋电话？通常不太关注“股民”与富裕消费者的《中国妇女报》也加入了市场化报纸的行列，为专业人士和“股民”即将拥有的新机会与即将到来的消费天堂而欢呼呐喊。它的分析文章一律配有全称标题，如《中国人：入世后的生活》、《入世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而它的观点则与《中华工商时报》与《北京青年报》高度一致。
与“双赢”这样的主题相比，对消费天堂的一致向往这一主题不太可能是宣传部门自上而下分派给各大报纸的报道口径，但它最突出，被新闻报道和评论广泛地视为常识与共识，积极推销给大众。市场化报纸尤其如此。这种消费主义的取向也出现在党报中，如《人民日报》声称的那样，“毫无疑问，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他们会得到更高质量更低价格的产品和服务”（11月25日，第7版）。《光明日报》也称，“WTO有益于消费者作为真正‘上帝’的角色”。《南方周末》稍显例外，它采取了相对多维度的报道视角。关于WTO协议的一篇文章（11月19日，第1版）把“老百姓”当做可能会享有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外国产品的消费者的同时，认为“老百姓”也包括那些可能会因为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而丢掉工作的工人。它没有抽象地谈论“消费者”，而是将这种话语修辞具体化——它暗示WTO的益处与“那些想买车、上网、开外币账户的中国人”最为相关。在农产品方面，它提及，能消费高质量的外国水果和肉类的人主要是高收入阶层与高档餐馆，而只有这小部分人会感觉到“利益的增加”。
■中国内部的声音：谁在中国报刊中发言
倘若新闻话语中的“老百姓”事实上意指“股民”和富裕的城市消费者，那么谁在报刊话语中发言？
外国官员与外企发言人分别占了《北京青年报》和《中国经营报》新闻来源的43.2％和30.6％。而在《人民日报》中则占到87.5％，这颇引人注目，毕竟，《人民日报》的自我定位可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北京青年报》和《中国经营报》的新闻来源也深深依赖于中国企业领导人与有关专家（他们在前者中的比例为47.2％，在后者中为67.4％）。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官员在这个表中没有占到很大比例。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些新闻来源。
1.政治权力的声音与沉默的政治力量
由于“入世”新闻事关含有国际意义的双边协议，中外官员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新闻中的主要定义者(primary definer)（Hall et al.，1978：57—60）。从外国首脑到主要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都异口同声地庆祝这个协议；中国官员则局限在签字仪式的新闻中。中国官员和外国官员一样泛泛而谈——仅仅有江泽民关于“双赢”的点评，朱镕基就尽快结束谈判发出的呼吁，以及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石广生在签字仪式上的简短发言。在这里，中国领导层的沉默——他们没有透露关于协议的任何细节——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最有力的表态。这种沉默有效地暗示，其他政府官员也应当保持沉默，尤其是某些经济部门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