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向西挺进越城岭。越城岭由桂东北向西延伸湘西南，长约300余里，宽约100余里，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1934年12月2日，中革军委纵队翻越越城岭的三千界，进抵护卫岭；红一军团进抵越城岭青坪界以东的尧家塘、清水江一带；红三军团在越城岭以南的鲁塘、洛江至华江一带；红九军团进至油榨坪；红八军团前进至胡岭一带警戒全州之敌；红五军团殿后由白塘、蕉川至虎山阻敌。各部队还没有从血战湘中缓过劲来，序列不整，极度疲劳。因此，中革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两天。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博古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他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常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比划划。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他这样，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军事上瞎指挥的李德，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诿过于人，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周子昆指挥的红二十二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部队基本损失掉了，只有负了伤的他本人和十多个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李德命令警卫班将周子昆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都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给李德一个台阶下，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话，告诉他打了败仗不要紧，不要灰心丧气，认真总结经验，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这时，中央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为阻止红军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又在编织一个巨大的网，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蒋介石调兵遣将，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途中。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大网，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然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坚持按原定计划前进。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红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红五、红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武岗等地。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主张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去。
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六神无主，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的肩上，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进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上，李德、博古不顾敌情，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把敌人当做傻子，竟然十分可笑地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认为红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根据军委电台破译敌方电报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红军改向贵州进军。
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的意见遭大家否定而早早退场。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占领黎平”。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于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
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老锦屏。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通道会议虽然决定了红军改向贵州进军，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要求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通知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7、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问题。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身体有病，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托人将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一看，火冒三丈，立刻同周恩来用英语大吵起来。很少发火的周恩来这天也发了大火，把桌子一拍，震得桌子上的油灯都跳了起来，熄灭了。警卫员马上将灯又点着了。博古的意见虽然在会上遭到否定，但他还是服从会议做出的决定，听到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
18日当天，中革军委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消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
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朱德、周恩来于19日发出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3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
20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由柳霁、南家堡地区出发，于当天占领剑河县城。2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沿清水江南岸向施洞口前进。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红军右翼。22日，红一军团占领交通要冲施洞口，并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占领施秉。然后，除留红二师随左纵队行动外，主力继续北进，途经孙家铺、老塘等地，于29日击溃守敌黔军宋化轩团以后，夺取了余庆县城。
左纵队红三军团攻占台拱以后，即分兵两路进军黄平。一路经台盘、旁海到重安江，掩护红三军团的左侧，并迂回黄平守敌侧背；另一路经报效、革一、黄飘等地，夺取黄平。28日，红三军团进占黄平。随后，红三军团又分两路前进：一路以红二师为前卫，军委纵队与红五军团随后，经过瓮安老坟嘴到猴场，抵达乌江南岸江界河；另一路以红四师为前卫，经木孔、朵丁关等地，到达乌江渡口茶山关的南岸，准备过江。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戳到了蒋介石的“软肋”，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意外。这个意外不仅仅是他大筑的碉堡线由于红军改变进军方向而失去作用，更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法有了改变，和第五次军事“围剿”开始以来有很大不同。蒋介石隐隐地产生了一丝忧虑，遂被迫改变部署，令“追剿”军第一兵团的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于28日进驻锦屏；第二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今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该部吴奇伟纵队于27日向镇远进攻；黔军王家烈部集中6个团兵力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中央红军西进贵阳。
为了争得先机，中央红军决心消灭黔军一部兵力，迅速抢渡乌江。
12月30日，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第二师进占瓮安猴场（今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第一师由余庆出发，30日到达龙溪。31日15时，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猴场。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决定的进军贵州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统一西进贵州的思想，克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西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要求下，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敌军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特别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主要是对李德而来的，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针对部队的状况，《决定》指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的政治工作。”
猴场会议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进一步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它同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一起，为开好遵义会议，纠正统治中央和全党的“左”倾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