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
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乡。——朱熹：《送林熙之》中国近世思想史只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而中国思想史也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专门领域。以此类推，则知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只是整个知识世界的一个很专门的领域。也许每个专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很难说这种独特性是方法上的，还是方法所施予的对象上的。以我的理解，除了演绎与归纳、认知与启示这样大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后，通常方法上的独特性更多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因此，即使承认一个专门的领域有属于自己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我更倾向于认为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用的，只是由于对象的不同，有所偏重、有所调适而已。就纯粹方法而言，研究方法的共同性不仅存在于相近的知识领域、相关学科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这样差距甚远的知识领域。譬如论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多元的结构，在方法与观念上可以受到量子物理学的启发。同样，观察动物的行为，未尝没有将人对自身的认识移到了动物身上。因此，对待研究方法，一方面要了解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但不要迷信；另一方面要吸取其他知识领域的方法，但应该小心。当然，要做到这些，其前提必须是对研究方法保持一种敏感与自觉。
就史学与思想史研究而言，专门论述方法的著作实已很多，偏于理论与侧重经验，或者二者兼顾的都有，像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葛兆光的《思想史方法论讲演录》，等等，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世思想史，同样都是很有用的著作，我们应该认真阅读与体会。此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新旧文化史研究，乃至后现代史学的种种探索，也都值得关注。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我以为这里既没有必要刻意弄清楚什么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无必要考虑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完备与有效。我觉得将我自己求学过程中获得的一些体会，与读者分享，也许是适宜的。我不否认，选择这样的叙述潜藏着我对自己的老师们的感恩私情，但我也真的认为，对于大多数的求学者而言，认真体会自己老师的言传身授，终究是最亲切而重要的途径，尽管有时可能是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有时可能是所言在此而会心于彼。因此，除了下文所讲的具体方法以外，我也希望我受教于老师的经验对读者也有些许启发。
在求学的道路上，我实在是非常的幸运，于不惑之前转益于多位老师，他们的学术领域与治学风格各不相同，对我传道授业解惑实非言语能及。不过，即便有所承受，却又只是他们学问的很少一部分，这又是不能不令自己深感惭愧的。我的老师共有五位，先后是徐规先生（1920-2011）、沈善洪先生（1931-）、陈植锷先生（1947-1994）、陈村富先生（1937-）和余英时先生（1930-）。在此，我主要叙述前四位先生所授之业，而余先生的教诲与研究则于他文专述。
一、义理·考据·辞章
义理、考据、辞章本是清人论学的分类，由戴震正式提出，后来悬为中国传统论学的标准。1982年我考入原杭州大学哲学系，因上辈故交，兹遵命随徐规先生读书，义理、考据、辞章的观念即由徐先生训示，从而始知学问的概念与门径。
现在仍然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把作业呈交徐先生，先生逐字逐句改过，从错别字到赘词浮句，或删或改。对着这个文稿，徐先生对我讲了义理、考据、辞章的论学标准。但我那时对学问全然不知，因此在具体入手上，徐先生是从辞章之学教起的。徐先生是宋史专家，尤擅校勘考据，师承于张荫麟（号素痴，1905-1942）与陈乐素（1902-1990）两位先生，故自题著述为《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先生那次首先是向我讲了张荫麟先生由哲学而史学的治学经过，以及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的成就，实际上是向我标示一楷模。接着就讲辞章的问题，概言之，就是告诫写文章要朴实直简，不虚浮、不矜才、不使气。那时，国内学术界文化热正红火，虽然对于思想解放不无意义，但虚浮之气也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哲学系多半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政治系分出来的，受时风影响，这些系的学术传统在徐先生这样研究史学且尤重考据自有师承的老辈学者眼里，多少也是成问题的。徐先生从最基本的辞章之学来开启我的学习，无疑是切实有效的。后来我学习陈垣先生的一些著作，知道徐先生在辞章上要求朴实直简，实是他师承于陈乐素先生而遵循的陈垣先生的治学传统。
在我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常常想起这次师训，觉得明白义理、考据、辞章并重，而又由辞章入手，真的是很有益也很重要的方法。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注重义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考据与辞章往往容易忽视。中国近世思想史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新儒学的崛起与发展，而新儒学的重心又在宋明的义理之学，不在清代的考据之学。宋明儒者，虽然不乏精于考据与擅长辞章者，但在观念上实对考据与辞章多持鄙薄之见，研究者受其影响，也很容易喜义理而轻考据与辞章。至于在考据与辞章两者中，考据似乎又较辞章更受重视一些，因为无论是哲学史还是思想史，总还是有着史学的要求，所以考据至少觉得是不可不尊重的。辞章也不是说真的不重视，而是从小读书起，写作文就是基本的训练，自小练到大，很容易以为没有问题了。另外，现在研究深受西学影响，研究者有意无意间会袭用大量译著中的语言来讨论中国的哲学与思想。西学当然自有修辞的传统，只是我们既未能入其堂奥，又很难做到两种语言的对接，论学文字难免陷于不伦不类。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义理与考据的学习与体会实比辞章更为艰难些，因此由辞章之学开始，应该是适宜的。
徐先生强调辞章要朴实直简，这听起来容易，其实写起来很难。追求朴实，就必须去掉浮词游句，言语都在实处；达到直简，更需要指意清楚，取舍精到。要做到这点，学问与文章本身其实就要达到很高的水准。此外，对于思想史的书写来讲，尚有独特的困难，因为思想不是有形的事物，质实二字并不容易达到。但是，明白这种要求，却又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引导自己尽可能往这方面努力，至少自己行文之际弄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力戒云山雾罩、漫无边际。
论学文字往往与个人性情有关，也会深受自己研读的文本影响。前哲时贤，文章各有特色，学习中如能时加体会，并择其相契者细玩其辞，应该是一良好的途径。钱穆先生在给余英时先生一封论学书信中曾论述到辞章之学的学习，足资启发。钱先生讲：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专就其书体制言，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次陈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如王静庵则为文有大可议者，当知义理考据文章，义各有当。静庵之文专就文论，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然其病在不尽不实。考据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处只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近人以此讥任公，不以此评静庵，实则如言义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据，不如依梁较合。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上所论者乃文体，此一条乃论文之字句章节，与文体略有辨。弟（指余先生）之才性，为文似近欧阳，不近韩柳，盼多读欧阳公文字，穆于欧阳公，常所深契，然韩柳境界万不宜忽，欧阳不从韩公入门，绝不能成欧阳也。清代文字，最盼能读《碑传集》。弟之文路，多看《鲒埼亭集》为近，自全祖望上参黄宗羲《明儒学案》各家之序，此是绝大文字，以黄全为宗，再参以清代各家碑传，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穆前举叶水心、王船山两家乃参考意见，至于行文，弟似不宜学此两家耳。辞章之学由此而入，考据与义理也无不由认真学习前辈的著作、体会前辈的工作起步。有时学习中不免常常会有鸳鸯得睹、金针难见的感觉，这除了参见前辈学者的一些论述，如上引钱穆先生这样的论学书简外，还是应该从前辈的著作中窥寻其工作的进路。因此，由辞章之学入手，实也不仅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而且也应体会作者的思路、分析、理据等，从而进入考据与义理之学。
不过，思想史的研究因其对象在思想，考据与义理都有不同于名物制度等研究的特殊性，因此也不应过分拘泥于狭义的理解。所谓狭义，就是纯然客观的诉求。平实而论，即便是自然科学，纯然客观也只是一种理想。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正在于人的价值诉求的导入与彰显，此即宋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主观性几乎构成了某种本体性存在，只是如何使得人的价值诉求基于历史的经验基础与理性的分析论证，这才是思想史所诉求的考据与义理。后文所述的方法，以及拙稿《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实际上都可视作是围绕着实现思想史的这一诉求展开的。
二、史实与史法
要使人的价值诉求基于历史的经验基础，就应然而必然地走上了寻求史实之路，而寻求史实的方法也自然进入思考之中。我对史实与史法的最初认识，同样来自徐规先生，具体地说就是来自徐先生要我读的两本书。读书入门常常要老师开书目，徐先生也一样，但很简单，就两本书，一本是当时几所高校合编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另一本就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那时我才大一，说实话，教科书虽然很快看完了，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就是知道了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知识；而《廿二史札记》就是那么一条一条的札记，我全然不懂此书的奥妙。后来自己慢慢入了门，尤其是理解了《廿二史札记》的意义，始能体会徐先生的用心，明白了所示的治学方法。
任何人进入某一知识领域，总是由其所处时代关于此一知识领域的通常认识开始。虽然这一通常认识在当时最前沿的研究中往往已经呈现出许多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更是被极大地修改，甚至推翻，但对于一个初入者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初入者对于这一知识领域获得一个完整而基本的认识，从而在以后的进一步深入过程中知道研究是在什么方面推进与展开的。毫无疑问，读教科书是获得这一通常认识的有效途径。当然，由于先入为见的认识弊病在所难免，后来的进一步深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最初的这一通常认识的影响。但是，因噎废食是不应该的。事实上，随着进一步的深入，当接触的材料越来越多时，自然会迫使最初的通常认识发生松动，甚至解体，除非一个人是非常地固执于一种陈说，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那么从一开始就真的不必跨入学术之门。
如果说读教科书是徐先生让我知道当下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知识性叙述，那么读《廿二史札记》才是徐先生真正示我以进入史学研究的门径。要研究历史，有了基本的通常性认识以后，进一步的就要读史料本身。可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读起，对于初入门者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廿二史札记》正是最有用的著作。清代乾嘉学术兴起以后，由经学拓展到史学，在通史的研究上除了《廿二史札记》外，还有备受称誉的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但后两种书重在考据具体事件与字句校勘，只有《廿二史札记》是以基本史实的呈现为目标，即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讲：
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因此，徐先生让我读教科书的同时，并读赵著，就是要我由现行的通说转至前人的考论，从而知晓这中间的区别，以为自己治学的开始。尽管《廿二史札记》针对的是通史，而不是具体的思想史研究，但其中的治学道理是一样的。后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带学生，我都比较注意应用徐先生教我的读书方法，在时贤与前人的论述中进行比较，从中发现问题。就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时下著作自不必多言，前人论述我特别重视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认识上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