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
自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麦思基尔（John Meskill）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英译本《漂海录》起，世界各国学者对崔溥（1454-1504）的《漂海录》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牧田谛亮、崔基泓、葛振家等为代表的日韩中学者相继注译并发表研究文章，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韩国高丽大学的朴元滈教授于2006年出版《崔溥漂海录译注》和《崔溥漂海录研究》二书，不仅对《漂海录》重新进行了句读、韩译和注释，综述了以往世界各国关于《漂海录》的翻译和研究成果，而且从文献学、历史学等视角，并附以实地踏察报告，对《漂海录》开展了全方位的考察，可谓集崔溥《漂海录》研究之大成。不过，关于崔溥为何能写成《漂海录》，其在中国见闻来源何处等问题，各国学者虽都有涉及，然而没有专门的探讨，故此，笔者拟以崔溥关于杭州的纪事为例述论一二，补充之。
一、崔溥何以能写就《漂海录》
据《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记载，崔溥返回朝鲜抵达汉城后，因接受王命撰进一行43人的《中朝闻见日录》，在汉城南大门青坡驿滞留8天，而耽搁回乡奔丧，从而引发了4年后众官员对于崔溥担任司宪府持平一职是否合适的争议。其中，持平尹璋诘问曰：“修日记，只一二日事。至留八日而不奔丧，与朋友对话自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溥不能尽孝于亲，其能尽忠于君乎？”通过这一诘问内容可知：崔溥的《漂海录》并不是回国后才开始撰写的，而是由他自己在中国期间所写的日记修改而成。否则，洋洋5万多字的《漂海录》不要说一两天时间，即便八天也是难以写成的。基于此，笔者认为，虽说崔溥一行漂流至中国是偶然性事件，但其著《漂海录》并进呈朝鲜国王，却并非即兴之作，也非事后的回忆录，他在中国期间撰写日记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一定的计划性的。真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首先，崔溥写日记，仔细记录一路的见闻，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朝鲜王廷有这一需求。当时的朝鲜，以崇儒立国，秉承孟子之事大交邻的思想，事大慕华。为更好地学习中华文物典章制度，朝鲜王廷很希望了解中国江南，迫切需要有朝鲜官宦实地考察这一地区，因为在朝鲜士大夫们看来，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才是“中原”的代表地，然而，明成祖的迁都北京，使得之后的朝鲜赴中国使臣不再有机会前往北京以南的地区，限制了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江南的繁华昌盛。著名汉语学家、集贤殿文官申叔舟（1417-1475）曾于1443年受派前往日本联系交聘事宜，回国途中，遭遇风浪，众人皆惊，但他却反而镇定自若，说：“倘因此风得泊金陵，饱见中原文物之盛，不亦快乎？”至于北京，按后来的朝鲜实学家李瀷的话说：“元魏以后，胡羯入据中国，与王居接近，蹂躏长驱，根本先倾，余皆破竹，胡可哉。……至成祖，则以为跨居华夷之交，殄灭北庭，南面而御区宇，比如高屋建瓴。”他认为，北京乃是华夷之交界地而已，并非华夏之中心。而崔溥在《漂海录》中对南京和北京的对比性介绍，则更加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朝鲜文人在地理概念上的华夷认知，认为南京胜于北京。其文如下：
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都于南京。南京即金陵，六朝帝王所都之地。太宗文皇帝迁都于北平府，为北京。然南京之治亦自若也。……北京即虞之幽州之地，为燕蓟之分。自后魏以来，习成胡俗。厥后，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亦为大都。夷狄之君，相继建都。
其民风土俗，皆习胡风。今大明一洗旧染之污，使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俗。朝廷文物之盛，有可观焉。然其闾阎之间，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衣服短窄，男女同制。饮食腥秽，尊卑同器。
余风未殄，是可恨者。目其山童，其川淤，其地沙土扬起，尘埃涨天，五谷不丰。其间人物之多，楼台之盛，恐不及于苏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
崔溥这样对比南京与北京，一方面反映了朝鲜文人对中国传统华夷观的认知，另一面也恰好满足了朝鲜士大夫们的心理预期，所以，当时赴北京的圣节使蔡寿对崔溥羡慕不已，说：“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汝独历览若此，岂非幸乎？”
第二，崔溥之所以在旅难中还天天坚持撰写中国见闻录，是因为有先例可资模仿学习。朝鲜圣节使蔡寿所说“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中的“近古”，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远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三国时代以及统一高丽时期，朝鲜与中国江南尤其浙江省的人员往来交流可谓不少，而在明迁都北京之前，高丽末期以及朝鲜初期的朝天使节也大多到了位于江南的南京。据杨昭全、韩俊光对《朝鲜王朝实录》的统计，仅朝鲜太祖、定宗和太宗前三代国王在位27年间，就向明朝派遣各种使节共计有201次之多。可惜当时的使节们似乎没有记录中国见闻的习惯，以至于在现如今留存于世的四百多种所谓“燕行录”中，属于15世纪的不过5种，即成伣《辛丑朝天诗》那样的诗集以及内容极其简略的曹伟的《燕行录》等。而成伣的所谓“朝天”实际上就是为答谢大明朝廷放还崔溥一行而到北京的，根本不可能再往北京以南地区。
不过，蔡寿所说“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也并非事实。在崔溥《漂海录》中，就抄有明朝兵部移交崔溥案给礼部的公文，内中有言：“查得成化六年十一月内，该浙江镇守等官奏送朝鲜国遭风夷人金杯回等七名，本部已经奏准量给御寒衣服及应付脚力、口粮还国去。”这就说明，在崔溥漂海之前18年，已经有朝鲜人遭遇过了与崔溥一行大致相同的中国之旅。而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也就是崔溥漂流之前5年，济州旌义县监李暹在罢官回京途中也曾遇险漂流至中国扬州的长沙镇，一行47人，除在海上饿死14人，其余33人在扬州登陆后被解送至北京，并遣返汉城。李暹是个武官，所以国王命弘文馆直提学金宗直（1431-1492）帮其将漂流中国的始末写成了《行录》。李暹因此不仅没再被罢官，反而得以加升为迎接都监郎厅。其得到加资晋升的表面理由是：“漂流他境，能随机应变，得免其死，与中朝之人相唱和，其诗虽不足称，然名为武臣，而言论诗章如是，可谓华国之臣矣。”但实质上，正如韩国学者高柄翊所言：“许是成宗对于有关中国的直接见闻颇为关心”之故。其时，身为金宗直弟子的崔溥正在成均馆担任典籍，编纂《东国通鉴》，不可能不知晓李暹漂流中国、撰进《行录》得以加资晋官的事情。后来，崔溥又历任弘文馆副修撰、修撰和副校理，也不可能不认识到获得有关中国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意外的漂流海难，事实上反而满足了崔溥的一种心理期待与向往。
第三，宁海文人张辅（？-1507）的建言促使崔溥将记录中国之行的想法付之于行动。根据《漂海录》记载，崔溥一行在中国上岸后，于润正月二十四日到达健跳所时，曾被丙午年登科进士张辅邀至家中做客。关于这一细节，张辅本人也撰有《送朝鲜崔校理序》一文作了记录，该记录被收入崇祯《宁海县志》卷10艺文类中，成为目前所见佐证崔溥一行漂流至中国的唯一中国文献。其时，张辅守孝在家，正帮着县令戴显编写宁海县志。大约由于这一便利，其《送朝鲜崔校理序》一文才得以被保留在崇祯五年（1632年）所修的《宁海县志》中。该《送朝鲜崔校理序》记录了张辅对崔溥的宽慰和建言，他说：“子之此行，所谓失于东隅收桑榆者乎。”他认为，虽然朝鲜每年有贡使来中国，但都从辽东出入，没有机会“历览”广袤的中国舆地，而崔溥此行得以领先闻见，“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崔溥答谢曰：“遐僻之人死而生，幸也。闻至教，大幸也”。可见，张辅的安慰促使崔溥坚定了日录其在中国见闻的行动。
第四，崔溥在成均馆、弘文馆的任职经历使其储备了大量中国之行的预备知识，为记录中国见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崔溥在就任推刷敬差官赴济州之前，历任校书馆的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以及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和副校理等文职，参与了《东国通鉴》和《东国舆地胜览》等典籍的编写工作。据《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记载，成宗十一年《舆地胜览》成，“《大明一统志》自中朝出来，凡人物、坟墓、楼观、诗章该载无遗。上览而喜之，命宣城君卢思慎等仿其例成书，赐名《舆地胜览》，印布中外”；“《东国通鉴》二十八卷，成宗朝命徐居正、崔溥等取诸东史及中国史纂辑。”成宗十五年，《东国通鉴》成。这说明，在漂流至中国前，由于工作的需要，崔溥已经熟读中国的《大明一统志》（1461年）以及诸种中国史书典籍，所以，对崔溥而言，记录其在中国的见闻，并非难事，大多数无非是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见闻印对后，复录一遍即可。事实上，《漂海录》中的许多记录，也确实非崔溥自己亲眼所见，而是他在与中国文人的笔谈中所得。关于此，笔者将在后一节以杭州为例，加以具体的述论。
总之，朝鲜王廷希望了解中原文物典章的迫切性，以及许多历史的机缘和条件，促使崔溥在遇到海难后，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意撰写了中国见闻日记，并在回汉城后迅速遵王命整理成册，《漂海录》遂得以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