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
新儒学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形成。从学术渊源所自，“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它深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指出：中唐的韩愈是“开启后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的重要人物，“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新儒学，包括宋学及由宋学衍生出来的道学（宋室南渡后兴盛起来的理学）。新儒学是以儒家为宗，吸收佛、道诸家思想的有益成分，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体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它是两宋社会、经济、政治诸多因素相互交融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富有时代精神。其研究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一）新儒学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下述四个阶段。
其一，酝酿（或为准备）阶段。宋学的产生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形成的，在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学复兴、宋学开创之前，早已有些先驱者在摸索着。例如，孙奭、邢昺等奉敕主持《周礼》、《论语》等七经义疏的校定工作，尽管他们所作正义与其后的义理之学有距离，但已开始与汉儒之传注有所不同，是对旧儒学的一种改造之尝试。此应视为宋学酝酿阶段的开始，时间约自真宗咸平二年（999）至仁宗天圣以前。
其二，开创阶段。自仁宗天圣（1023-1031）至庆历（1041-1048）之前。其代表人物为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开端引绪的创立者当推范仲淹。
其三，大发展（或为繁荣）阶段。自庆历新政（1043），至神宗熙丰年间（1068-1085）。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司马光、张载、三苏、二程等。他们代表着不同学派，王安石新学占主导地位。
其四，演变阶段。自哲宗元祐（1086-1093），尤其是从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至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宋学趋向沉寂，由宋学派生出来的道学（理学）趋于兴盛。主要代表人物有：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陈亮等浙东事功学派与之对立。理学由鼎盛逐渐走向极端，至南宋后期又有所变化。
（二）新儒学的主题
新儒学的主题在其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总体上说，新儒学研究的主题，自范仲淹研究《易》学，开创宋学开始，有一个共同点是：探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的法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用以论证伦理纲常；不讳言“天命”，但强调“人事”之重要，为赵宋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一个总题目，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命题。
具体说，在宋学开创时有两大主题：一是要复兴儒学的独尊地位，力求突破汉儒以来寻章摘句的繁琐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的新风貌。二是宋学不仅要在经学上树立与汉学相对立的义理之学，而且要从儒经中寻绎出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案，力求经世致用。范仲淹最早提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勇担天下的重任。这种“自觉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而由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范仲淹的伟大之处。范仲淹、欧阳修所撰的许多论著，李觏以《周礼致太平论》为题的五十一篇文章，以及范仲淹向朝廷推荐李觏的二十四篇文章，都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想寻找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对现实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内圣外王”四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宋学家们既重内求，又贵实用，特别讲求的主题——力求实践的最高理想境界。宋学所谓内求，既是指自我内心修养的追求，又是指对经书内在思想的体认，尤重于那些经书已经提及而尚未展开论证的命题。这闪烁着学术思想的新曙光。
宋学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二者是并重的。宋学由开创阶段至庆历后、熙宁前后进入大发展阶段，自王安石开始，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方面深化，即关于性命道德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这个主题仍不离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这个基本点。宋学进入大发展阶段，许多学派所论证的理论命题，诸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有关论著，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宋学转入演变阶段，南宋理学兴盛后，这个“内圣外王”便向内省方面倾斜，专讲求修养身心性命之学，“终于百事不理”，走向极端。
所以，从广义上说，道学（理学）也可以谓之新儒学；但理学与宋学不能相等同。新儒学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命题。不能以后者去涵盖前者，反之亦然。
与此有关，有三点需要说明：
其一，关于“内圣外王”的实践问题。宋学注重实际，讲求“通经致用”。要实践“内圣外王”这一最高理想，自然可以有多种实践形式。
著书立说，应用于社会现实中去，这也算是一种实践。但要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既要成德，又要立功，而立功就只有走上政治这条唯一的道路。因为儒生们纵使有满腹经纶，有天大的才能，不把他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他只能怀才不遇，发挥不了作用。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怀才不遇，始终无法实现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夫子提倡“学而优则仕”，通过“仕”而行儒家之道。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封建的中国只能走此路。宋学家们都是积极奔上仕宦之道，力图实现自己的抱负。范仲淹、欧阳修如此，胡瑗、孙复、石介等人，亦不是“隐者”，只不过各人的境遇不同而已。李觏写了很多论著，范仲淹称其才学为“非常儒”；“也是一位注意政治的人物”，但未曾在政治上得志，仅以教授“自资”。
胡适先生说李觏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就王安石而言，他是一个才华盖世的鸿儒，早在仁宗时上了《万言书》不被采纳，起不了作用。其后，他以才学获得神宗的赏识，擢为参知政事，当上宰相，进行革新变法，才得以施展其宏伟的抱负。范仲淹、王安石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宋学家们实践“内圣外王”的范例。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和治国方略，不论其是否实行、是否成功，在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其二，关于宋学与理学。萌发于唐后期而至宋勃兴的新儒学——宋学及其后派生出的道学（理学），是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来，为汉学的对立物，是儒家的新学问。它是宋儒特盛之学，为两宋学术思想的主体。
然而，以往论者常以理学代替宋学，又把理学说成从一开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对此，邓广铭教授撰有专文，作了分析论证。漆侠教授所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又作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宋学研究的新见。此不赘述。理学是从宋学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两者应区别开来，不应等同起来。这里讲的理学即道学。道学这个名称，是宋朝本来就有的，并非元代修《宋史》立《道学传》的人妄造的。冯友兰先生列举八条材料，其实可证之资料尚多。冯先生之说为是。据考证，道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学者王开祖，比程颐早三十多年。《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列王开祖为“安定同调”，开祖本传谓“先生见道最早，……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遥与相应”。道学、理学这两个名称，自清朝以来，已相互通用。理学这名称出现较迟，南宋《陆九渊集》、张栻《南轩文集》都有理学一词，其他南宋文集也有。本文所讲道学、理学均指宋学派生出来的一个学派。我们不赞成在名词定义上兜圈子，主张从史实出发作实事求是地研究。理学在开始时也是一种进步。宋之理学与明、清时期的理学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其三，关于新儒学与自然科学。论者或以为新儒学所讨论的无非是性命道德之学，与自然科学无关。这是很大的误会。宋儒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贡献同样是很突出的。例如：燕肃就是精于天文、机械、历象诸学的专家。苏颂“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身为宰相，又是一位富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欧阳修的名著《易童子问》，既是疑古创新之作，又包含了对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研究。
又如邵雍被后人误认为不懂科学的“老古董”。其实，邵雍是宋儒中对自然科学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之一。所撰《观物内篇》（《观物外篇》为其弟子记述），就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观察的记录。他所发现和阐发的理论，有的与近代科学相接近；有的把自然现象与他的象数学作荒唐的比附者，另当别论。再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本人和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能工巧匠，在天文、数学、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矿物、机械、建筑、冶金、印刷、医药、水利、指南针等多方面的新发现、新创造。郑樵《通志·二十略》中，有许多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和研究成果。朱熹著作中，对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索亦所涉甚广，且有卓越的见解。总之，宋代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视和他们取得的成就，是超越前代的。宋代学者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延伸到致力于探索宇宙真相的各种问题。这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是光彩夺目的。现存数百种宋人文集、笔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技史资料宝藏。宋代科学文化之发达，对新儒学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三）新儒学的学派
自天圣至庆历前，以范仲淹为首开创的宋学开赵宋一代学术之新风。而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开始，历经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至熙丰年间（1068-1085），宋学进入了大发展阶段，或称繁荣期。在此期间，门墙林立，学派纷呈，出现了宋代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下列各派：
其一，王安石新学派.或称荆公新学，亦谓王学。荆公新学独树一帜，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王安石之外，其代表人物有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从学术渊源上看，新学是熔儒、法、佛、道于一炉的新创作。尽管《宋元学案》把新学编于卷末，称之为“略”，不曾给予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新学的历史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提高了，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二程和程门弟子杨时等把攻击目标对准新学，正说明唯其视之重，才更贬之刻。新学随着北宋政争而兴替，几经崇黜，历六十多年才被禁废，充分显示其特色和生命力。邓广铭先生所撰《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对此有详尽的论证。
新学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它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
其二，司马光朔学派，或称温公学派。司马光（1019-1086）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很有思想深度。他创立朔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司马康、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等。司马光对宋学及其后道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贡献的。程颐说：“阅人多矣！
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朱熹曾把司马光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列为道学六先生。而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为抬高洛学，叙道统，又把司马光删去。据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曾认为“理学之开山祖师”是司马光。其实，司马光与邵雍、张载、二程虽为“讲友”、“同调”，但从学术思想上看，司马光与他们是不同的。宋人说，温公之学“成于脚踏实地”。他是务实的学者，体现宋学的实用精神。这种精神，后来为南宋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扬。司马光的新史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是当时新旧党争的核心所在。
其三，苏氏蜀学派。蜀学在宋学发展中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学派。创于苏洵（1009-1066），发于洵子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除三苏外，其代表人物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王巩等。三苏及蜀学派其他代表人物多向文学方面发展，但蜀学派中的秦观却认为把蜀学之贡献“止于文章”，这不是尊崇而是贬低。
秦观意在昌明苏氏在学术、政治方面的贡献，似亦为蜀学争“道统”（学术地位）。从三苏等人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而言，亦确有其成就，应占有一席之地。苏氏蜀学，说他们是纵横家者流，实与战国策士根本不同；说他们是道士，却又是热心政治、忠诚激发的名臣，非“隐者”；说他们是“禅者”，却又是庙堂中的“老庄”。实在不可以一格绳之，而自成一格。此为宋学中异样的鲜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异军突起，反映宋学学派中的异彩。
其四，张载关学派。张载（1020-1078），陕西凤翔郡县人。因在郿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张载“关学”是当时正在形成的道学中的一派，未有“理学”之称。张载的思想渊源，历来有不同说法。
程门弟子，包括张载的学生后事程颐的吕大临，都说张载的道学思想源于二程。其实，这是程门弟子为争道统或讨好二程（如吕大临）而编造的。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年长十二三岁，属于长辈。所谓“必资于二程”，与事实相背。范仲淹授张载以《中庸》；张载出入释老，反求之《六经》，立大体，斥异学，自成一家。“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冯友兰先生称其为道学中的“气派”。张载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又重视以自然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论，形成它的特色。张载效法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突出体现宋儒追求真理的新气象。
其五，二程洛学派。程颢（1032-1085），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后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兄弟，河南洛阳人，亦称大程、小程。二程洛学门人众多，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时、刘绚、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尹焞、胡安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