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理学就只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强调感性（肉体）接受理性（精神）的制约，强调感性向理性靠拢，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消除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恢复感性与理性的相对和谐。这种主张比较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利于维护当时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意愿，因此逐步为专制统治者所认可和利用，并在整个社会流行开来。理学流行近千年，门派众多，各家学说意见参差，但总体上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为根本宗旨，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凡是比较清醒的理学家，从来都没有否定人的基本肉体（感性）欲望的合理性。他们要“灭”的人欲，只是指那种比较过分的贪欲。还要指出的是，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是对所有社会成员而言的，尤其是针对君王贵族和士大夫阶层而言的，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具备追求奢侈享乐的条件。但像古今中外许多曾喊得震天响的口号一样，这种主张被推行的实际结果，是君王贵族和士大夫很少受到它的制约，它反而变成了统治者限制平民百姓享受最基本的生活权力的一道利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专门从事理学研究者，特别是集中研究其中某派某家理学思想者，其长处是可以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将理学思想的某些局部放大，对之作出详切的观察和说明，这对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理学的真实面目和性质是有积极意义的。就好像现在对某个物种进行基因测序，先把它分成若干段，分别进行观察和描写，然后拼合起来就是一幅比较完整的这个物种的基因图了。但也容易因此而产生判断上的误差，如过于夸大自己所看到的某些因素，错把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毫毛当成脊椎，而忽略了另外的实际上更重要的部分的存在。加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免有局限性，不免因理解力有限而对古人思想的理解出现偏差，不免抱有学术研究之外的动机并受到它的干扰，不免有先入为主之见，不免意气用事、强古人合于己等等。因此我们的许多所谓专门研究成果，不仅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反而是越说越糊涂，徒然增添了许多新的混乱。有的研究成果在有限的范围内也能自圆其说，但放在更大的背景里看则是一块变形失真的图版。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所谓的研究日趋细致深入，步入判断误区的可能性也在加大。我们要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保持高度警觉。
关于理学，我们指出它内部各家各派思想之间存在差异是非常必要的，强调它的性质具有复杂性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从某些局部事实出发，强为申说，一定要把整个理学说成是一种直接倡导个人自由的学说，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总之，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呈现的实际状态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而言，即就理学的现实形态而言，它确实起了抑制人们的感性欲望和个性自由、维护既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从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五、理学的可能形态
从有利于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点来说，理学与董仲舒儒学的宗旨和功能是一致的。而且理学还试图将遵循现存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由一种社会的外在要求，内化为每个人的一种主体意愿，因此在抑制人的感性欲望方面走得更远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说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复兴呢？原因实际上恰恰也就在这里。理学希望人们遵循现存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不是因为受外在社会的压力，而是出于主体本身的意愿；希望人们通过体认所谓“天理”或“良知”，自觉地克制自己的种种私欲，以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一致。它关注的焦点是人本身，而不是社会环境。人们不断地反省和辨析自身的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张力，人们对自己的感性和理性就会有更清醒的认识，主体的理性精神就会进一步独立自觉。理学比中国思想史上此前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强调主体理性的力量。它认为人的理性应该主宰人的一切意识和行为。如果说孔子儒学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人类的一次大觉醒，那么理学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个独立的个体自身的大觉醒；如果说孔子儒学标志着中华民族内人作为肉体（感性）与精神（理性）的统一体的大觉醒，那么理学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内人的独立理性精神的又一次大觉醒。
因此，理学的诞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理性精神和思维能力发展的结果。虽然这种独立自觉的理性精神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对自己的属性及发展前景还懵懵懂懂，甚至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它还主动地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而且通过克制自我的感性欲望以遵循这种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但它是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它终将完全觉醒，而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虽然这种主体理性精神在觉醒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起帮手的作用，主动为它们服务，但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而言，它的觉醒就意味着一种异己的力量出现，它的出现终究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专制的政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本能地希望全体民众不思不想，没有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能力，因此它们与独立自觉的理性精神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后者不是根据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来判断好坏是非，而是要根据自己体认到的标准即所谓“天理”或“良知”来判断是非。良知以为是，则虽孔子以为非，亦断然以为是；良知以为非，则虽孔子以为是，亦断然以为非。
照此发展下去，随着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日趋不合理，这种独立自觉的理性精神终将走到它们的反面，成为它的末日的宣判者。其实，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有一部分阳明心学的门徒，沿着这种思路，根据自己确然自信的理性精神，对现存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提出了质疑，并倡导一种以肯定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为基础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对现存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形成强烈冲击。它的客观作用似与早期理学截然相反，它们的内在理路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以它为最高标准来判断是非好坏，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虽然因受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种种历史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思想潮流不久即偃旗息鼓，但它显示了这种独立自觉的理性精神的发展方向。
总之，理学的根本性质就是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强调人的独立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孔子儒学人文主义的复兴，甚至是一种发展。但受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所起的现实作用与它的宗旨的指向竟然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又说理学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扭曲，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历史环境与思想发展之间相互纠结缠绕的情形，在这里展示出最奇妙又最令人感叹的一幕。
六、理学的现代价值如何可能
以上关于理学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的描述，可以看成是我们关于所有思想文化都存在这样三种形态的说法在个案分析上的一次具体运用。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所面对和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所赋予的命题。它本身包含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极大的思想潜能，但受当时中国特定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等限制，它在现实社会中又呈现出一种特定的面貌。因此，理学本身充满矛盾，性质非常复杂。后世对它的评价莫衷一是，甚至大相径庭，根本原因即在于对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思想文化本身的形态认识过于简单，认为每种思想文化都只有单一的形态，把它的几种形态混为一谈。大多数人只强调理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起的消极作用，即只注意到它的现实形态，而没有考虑到它的可能形态，因而对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作出否定的评判；少数研究者似乎意识到理学别有内在真精神真血脉在，即注意到它的可能形态，而无视甚至是有意回避它的现实形态，一味为它申辩。仅从某种特定的角度看，这样的分析和评价都有事实或理论依据，都有道理，但从综合的角度看，这些分析和评价俱不免偏执一隅，未臻圆照。只有分清理学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分别探讨，综合考察，才能对理学的性质、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
肯定理学的可能形态的存在，是讨论理学的现代价值的基本前提。我认为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多优秀的思想家为之殚精竭虑，里面必然包含有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仍然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它所倡导的追求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的精神。由于中国有长达近两千年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和君权专制的历史，而中央集权制和君权专制本能地排斥和压制国民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因此中华民族实现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就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包含有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倾向的理学能够产生，不啻是在铁板之下萌生的一株小花，它之所以发生扭曲甚至陷入病态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它本来包含的那种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的倾向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华民族追求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的状况仍然远不能让人满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任重道远，而实现整个民族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乃是实现现代民主、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大力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而中国古代理学中那种勇猛精进追求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的精神，那些倡导反省、自觉、自律、自尊的信念，都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扬光大。当然，理学在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上出现的一些偏差，我们也要引以为鉴。
说到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得不还说几句。理学思想诞生于一千多年前，又曾长期被打入冷宫，说它现在被发掘出来并加以一定阐释后，可以为当代人文主义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人们不免抱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来自于近代以来人们受科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人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长期的严重的误解，即认为人文学的思想也像科学研究的成果一样，有很强的时效性。由于近代以来科学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人们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科学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不仅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科学问题，也逐步习惯了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文学研究的问题。其实科学和人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一列火车向无穷深邃的时空隧道高速行驶，那么人文学则像一群人围绕一个火堆旋转舞蹈。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世界，研究结果日新月异，后面的研究成果意味着对前面研究成果的否定和超越，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很久以前的成果肯定已经落后，应该被淘汰。后来者的水平也肯定超过前贤。人文学则与此不同，主要研究人本身，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它们的变化极其缓慢。自从人文学诞生以来，它研究的始终就是那些问题，如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如何，人的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如何，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死亡等等。不同时代的人们，只是根据自己面对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独特感受，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就好像给这个火堆投去枝叶，使它继续燃烧不致熄灭而已。人们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后来者的见解也不一定比先贤高明。现在一个中学生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都肯定超过了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但我们很难说当代人文学者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一定超过了古代圣贤。当代自然科学家也尊重古代科学家，但一般只是肯定他们在某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史上起过历史作用。至于他们的一系列见解，则早就被超越或被否定了。人文学者尊重古代人文学的大师，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曾起过历史作用，而且是因为他们的许多见解在今天仍能给我们重要启发，他们留下的经典常读常新。因此，这两类人对自己的同行前辈尊敬的理由和尊敬的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往往对从事人文学研究的人那样尊重前辈与经典不能理解，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总之，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人文学与科学发展规律之不同。诞生于一千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的理学思想，完全有可能像诞生于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的同样古老的思想体系一样，为当代人文主义的构建提供智慧。
（原载曹天予、钟雪萍、廖可斌主编《文化与社会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廖可斌（1961-），男，湖南安乡县人。1989年在杭州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