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锵
沈善洪校长是八六年到杭大的，他当时在省社科院当院长。动员他来，我参加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俩是老交情。五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浙江师范学院（后来的杭州大学）同学，我在教育系，他在历史系。一起在团委工作过。前后算起来，交往有60年了。他在团委是学习委员，学习很用功，功课很好，毕业后留在马列教研室。沈善洪有文史功底，中学是杭一中毕业，优秀生，底子好，留校后去人民大学研究班学习，改学哲学，成绩也很突出。因为喜欢黑格尔，同学给他起个绰号叫“老黑”。他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而且，如果不调动，工资也比现在高。但他从大局出发，来学校工作，在科研上做出了很大牺牲。来杭大任校长后，也并没有特别偏向自己的学科专业，而是着眼于全校学科建设，除了继续发挥原有的学科优势以外，又大力发展了金融、新闻、计算机、心理等新学科或优势学科。现在有的领导，一到领导岗位就立马建设自己学科，上博士点，扩大招生，等等，但沈校长没有这样做。沈校长有的时候确实会因为工作上的直率引起一些争议，但大家都明白他不是为个人私利，虽有争议，对他也就都理解了。
他到校任校长那一年刚好有学潮，后来八九年又是一个学潮。很多老师包括一些年轻教授卷进去，中纪委四号文件还专门要求各学校进行处理。当时情况比较复杂，但沈善洪校长与当时的党委领导顶住了压力，尤其对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非常爱护。总的感觉，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比较稳重宽容。
沈善洪校长做事胆子大，敢讲真话，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是对学校发展有利的，他都会花大力去做。即使上级领导有不同意见，他也敢当面顶。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情是杭州大学申办出版社。当时高校出版社非常少，每年的出书量也很小。对于高校来讲，出版是重要的学术窗口，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考虑到当时浙江省的出版现状，学校就想申办个出版社，一方面为学校学科发展服务，一方面也可以为浙江的高校服务。当时这个想法报上去，其他方面都同意了，但是最终审批的领导不同意，压在那。那时刚好省里在开两会，杭大与会的教师在会上力争并在大会《简报》登出“杭大出版社为何难产？”的文章。这下子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会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来杭大商谈。会上，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沈校长有理说理，双方讲话都直来直去，差点吵起来。后来，主要领导同志做了调和，缓和下来，同意了。原先省里有关领导有自己的考虑，后来他们认识也转过来了。相比于当今较普遍的一些“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只会服从”的现象，沈校长算是敢讲话的，当时的省委领导也算能接受不同意见。
强烈的事业心是沈校长给我的又一印象。周扬讲过一个比喻，说两古（古代文学、古代文献）方面，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说明一南一北，两个学校在文方面很有地位和影响。在沈校长的努力下，杭大几个学科发展得很快。在“211”大学中，杭大排在在第72位，在国内省属高校中排第一。当时全国高校1300多所，省属高校1000余所，我们排第一。算是突出的。
在沈善洪校长那一届班子带领下，原杭大在新学科建设、学科交叉融合、年轻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等多个方面成就斐然。比如在国际化方面，杭大做得较突出。杭大的国际交流，起步是八四年。八六年，老沈来了以后，很重视，特别是德国的几所大学的交流他费了大力开拓。当时杭大最早建立联系的是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为了给学校的青年教师创造条件，采取规模对等的办法，与国外高校进行交流互访。这种对等，不是指人数对等，而是根据双方花费的费用对等。我们派出相应人员到对方学校进修访问，同时负责他们来华学中文人员的在校学习费用。一般来讲，在当时，地方院校要想派教师到国外学习是很难的，不仅因为有名额限制，而且当时的学校经费少得可怜。但杭大创新的这种模式，为青年教师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用这样的办法，几年里我们安排了近200名青年教师出访国外。很多青年教师学成之后也自觉回校，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感动于学校的帮助、爱护，有一种回报学校的强烈意愿。
沈校长对生活比较随便，对吃穿等生活条件不大在意。但工作起来却要求认真踏实，对事业十分执著。沈校长有个习惯，一想事情就不停地抽烟，经常他办公室里满是烟气。他也常到薛书记办公室商量事情，结果薛书记办公室烟灰缸里的烟头也经常是满的。沈校长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在他与薛书记等的带领下，老杭大出来的几个年轻人，如费君清、叶高翔、林正范、肖瑞峰、沈松勤、殷企平、罗卫东、史晋川等，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工作得踏踏实实的，成为教授、博导，并当上省内大学的校长或院长。
近十年来，沈校长患病长期住院。他不但修订重新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专著，时时关心祖国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而且以坚强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与人谈吐时，仍然保持一贯的幽默风趣。
（本文由金锵口述，曾建林、李杭春整理，发表时经金锵审订）
[作者简介]金锵（1929-），男，浙大退休教授。原杭州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1983年起任杭州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