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
沈善洪教授所著《中国哲学史概要》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于1980年3月，到1984年11月，印刷三版，共发行18200册。与今日学术著作通常只印两三千册的发行量相比，这一数量已经是相当大的了，由此也约略可见沈先生这一著作在学术界受欢迎的程度。
据沈先生的“后记”，这一著作的“前身”是作者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完成于1972年；在嗣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部“讲义”连同作者一道都成为批判的对象。“四人帮”粉碎之后，1977年重开高考，这部“讲义”再次用为“中国哲学史”的教材。经作者修订之后，交付出版。
这部《中国哲学史概要》是作者30多年前的作品。书的部头不算大，27万多字，称之为“概要”，实在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在不长的篇幅之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批哲学家、思想家、学术流派，作者都有所论列。凡有所论，皆直切主题，要言不烦，语言洗练，观点明确，思路极为清晰。
很坦率地说，如果全然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沈先生的这部作品也许并不适合现在初学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去阅读，因为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去时代的印记太过明显，过去时代的思想观念太过清晰，但是，正是从历史或者时代的角度来看，沈先生的这部作品却体现着突破其时代局限的卓越努力，因而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在我们这个国家，“哲学”曾经并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密切的程度甚至到了不可相互区分的状况。
而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主流的，却是以“联共（布）党史”为典范的庸俗唯物主义。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再只是两种不同的关于事物世界的观念，而更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不再只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现象，而是在价值上相互对立的“两条路线”、“两个阵营”，人类历史上一切哲学、一切思想都被纳入于“两条路线”、“两个阵营”的斗争，并且在价值观念上，凡是“唯物主义”者，就可以被判定为“科学的”、“进步的”、“先进的”、“好的”；凡是“唯心主义”者，则是“虚伪的”、“落后的”、“反动的”、“坏的”。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虽然本质上与“哲学”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不仅是最为流行的基本“哲学观点”，并且实际上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哲学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恐怕就是要判定某一研究对象究竟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象本身的思想“定性”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
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概要》同样是这一基本时代背景之下的作品，所以书中所涉及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几乎就没有例外地要对他们进行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定性，并在这一框架之下来论述其思想内涵。在这一意义上，沈先生的这一作品，无疑带有其时代的明显局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出一些闪光的思想，而体会到作者试图突破其时代局限的苦心与积极努力。
一、在一般方法上，沈先生的著作要求“定性”前提之下对哲学家的具体思想进行具体分析，以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作者指出：“如果仅仅是简单地给我国哲学史上的学派和人物去‘定性’，不去探求这些学派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特点，那么，即使‘定性’全部‘定’对了，也不能揭示出我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思维的经验教训。”（第5页）这里无异于表明：简单地对哲学学派和人物进行“定性”，并不是研究哲学史学派以及哲学人物之思想的可靠方法，而这同时也就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简单“定性”方法的一种思想抗争，而要求走出仅仅以简单“定性”来取决思想家是否“进步”的思想迷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之下，沈先生的这一观点，的确是相当“大胆”的，体现了他试图突破性庸俗唯物主义观念之下的思想僵化格局。
二、在具体人物的研究上，沈先生的著作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作最大程度的回旋，试图突破对人物固有的标签式“定性”、“定案”，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智慧与坚持真理的胆魄。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被批判最为激烈的观点之一，然沈先生在书中说：“在仁者‘爱人’的口号下，孔子要求改变对劳动者的态度”，并认为孔子与“奴隶主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一，他主张把‘民’和牲畜区别开来，不能任意虐杀。他把‘不教而杀’列为‘四恶’之首。”“其二，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主张”，并指出：“这里说的‘富’和‘教’，不论它是多么有限，但是靠皮鞭来驱使奴隶劳动的奴隶主阶级，是不可能提出使奴隶‘富’起来和‘教’奴隶的问题的。可见，孔子提出的‘富民’、‘教民’，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
“其三，孔子提出了‘取信于民’的问题。”从而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并不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第29-30页）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却需要独特的理论勇气。又如在谈到孔子的天道观时，《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话是最引起争论的：“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沈先生对这段话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新见解：“有些论者把这章中的‘天何言哉’释为‘天不言’。我以为并不得当，应解作‘（对于）天有什么可说的呢’为妥。因为这章开头一句是说‘予欲无言’，决不能解释为孔子不发表任何议论了，这与以教学为职业‘诲人不倦’的孔子性格不符，只能解释为对于特定的问题——‘天’，他不想发表议论。接着子贡逼了一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于是逼出了‘天何言哉’云云。这样看来，这章自然是孔子被逼对‘天’所作的评论，而不是想用‘天不言’来为‘予欲无言’作论证。有人又从‘天不言’推导出‘天’具有‘言’的可能，进而推导出孔子承认有意志的‘天’的存在。这种推断是没有根据的。”（第35页）沈先生这里关于“天何言哉”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也仍然有启示作用。
三、在具体学派的研究上，虽然不脱离“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观点，却能独出己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哲学史的精深理解。在谈到思孟学派的时候，沈先生提出了自己一个特别的见解，认为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是以“道德力量作为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因而这种“唯心主义”可以称之为“‘道德型’的唯心主义，是我国思想史上特有的现象，并成为我国唯心主义的主要流派”。（第14页）“‘道德型’的唯心主义”概念，大概是沈先生特别提出的，在“二分法”的固有框架之下，这一概念显得相当富有新意，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抓住思孟学派的思想特征的，并且也能够在所谓“主观”、“客观”之外另立新义。
沈先生的这部完成于30多年前的《中国哲学史概要》，我们显然无法要求作者超越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环境，完全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但凡是熟悉那一个时代之思想状况的人，读过沈先生的著作，我相信或多或少地都会感受到其中的思想新义，这大概就是这部书稿连同作者一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受批判的原因吧，也大概就是“四人帮”时代结束之后书稿正式出版之后能受到学术界欢迎的原因吧。我个人以为，这部著作，虽然明显保留了其时代的固有特征，沿袭了其时代对思想家进行“二分”的固有路数，但在这一前提之下，作者仍然尽可能地试图还原中国古代思想人物的思想原貌，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看起来是充满新意的新观点。历史地来看，沈先生的这部著作，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上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的。
沈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富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善于把握时代学术的趋势，敢于引领风气之先。20世纪80年代初期，身为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先生就率先发起在杭州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首开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宋明理学研究之风，影响甚为巨大，至今出席过这次会议的学术界前辈谈起，仍然津津乐道，以为盛事。当时国内的学术界状况，虽然风气有所好转，但在学术研究上仍然有不少“禁区”，“全国第一届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恭逢沈善洪先生八十华诞之际，谨以此文为先生贺！祝愿沈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董平（1959-），男，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