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统文化的探索。浙江自古就是人文荟萃、学术昌盛的地方，近年来浙江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构想和目标。省社科院哲学所在沈老师等前辈学者的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走在全省前列的，并且已具备了相当坚实的学术基础。以沈老师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为我们开创的局面、创造的条件、垒实的地基，是社科院哲学所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也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主攻方向。
第二，现实问题的关怀。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沈老师在注重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一直没有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调查与研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所方针，曾在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上为省委、省政府提供过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和决策依据，这应该说是以沈老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一个好传统。今天，当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时，就更有理由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把纯学术的研究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甘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书斋”，直面社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更多的受众所了解和受用。
第三，学术创新的追求。创新是科研事业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之所在。在这方面，沈老师所倾注的心力可谓最大，效果也很明显，其所率领的团队，在创新性成果方面，曾得到过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可以说，无论现在仍留在哲学所工作的还是已经离开哲学所调到外单位工作的，在学术创新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而这与沈老师当年的指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四，文献资料的重视。文献资料对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社科院哲学研究室（所）从成立之日起，沈老师就把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作为培养年轻科研人员的重要手段，并逐渐使之成为该所的办所要素之一和重要“品牌”。二十多年来，以我所为主编纂的几部大型古籍整理和文献资料丛书，不仅为我所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为海内外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研究手段，其影响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进一步扩展。这可以说也是得益于沈老师及其团队当年的基础性建设。
第五，后备力量的培养。我所无论在学术梯队的建设上还是在行政领导的推举上，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针，从沈老师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开始，就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并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所以我所尽管人员进出频繁，但始终能保持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人才储备，即使在科研工作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以沈老师为主的所里老同志，都从未放弃过培养后备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种种努力。这也是凡从我所调走的同志，都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领导或骨干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如果要问沈老师在社科院期间对哪些人、哪些事最为关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包括本人在内的当时一批刚刚跨入学术大门的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用心最多、帮助最大！这其中就有一个特殊群体，是沈老师时常挂念在心的，直到最近我去看望沈老师，他还一一问起这批人的近况。这批人的历史与社科院紧紧缠绕，他们的命运与一个历史称谓——“理二班”息息相关。有关他们的议论，经年不熄；有关他们的评说，莫衷一是。它不仅是个历史的记忆，更是个现实的存在。本人因为是这段历史的当事者之一，故而也想利用此机会，一吐为快！
记得1978年的初夏，有几位文质彬彬的似官似学的人来到西湖区退伍军人安置办，说是要从当年的退伍军人中招考一批宣传理论干部。
4月份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我，当时正在挑肥拣瘦地寻找着自己的未来（那年头找工作，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可是两块很吃香的招牌）。因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毫无准备地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内容是政治理论与语文写作。后来听说本人的成绩居然还是男生中的头名，这使自己在喜出望外之余，又不免增添了几分茫然……
回头一想，考分还行，实属正常。因为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78年4月离开部队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就一直在积极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文理科各门功课的复习从未停止过。回杭后，又趁家住浙大宿舍之便，每晚都随着茫茫人流去浙大旁听高考复习课。尽管当时听的皆为数、理、化课程，但毕竟对培养自己的读书习惯还是有所裨益的。只是当时的我，对究竟读什么书？怎么读？上什么学校？念什么专业？还都茫然无知，一头雾水，只觉得唯有念书才可能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因为曾经当官的老子过世得早，连一句遗言或嘱托都没有留给其长子我，更不用说什么政治前途、舒适岗位了（当时尚无财产观念，看重的唯有政治前途）。说到念书，在部队时倒有一次较好的机会，当时要不是“政审”不合格，被空军航空学校录取的可能性极大。果真如此，我就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了。
就这样，算是通过考试，我朦朦胧胧地走进了社科所的大门。说是“考试”，也许有点大言不惭，因为它根本不能与当年拼得死去活来的高考相比。说是“大门”，其实只是省府大楼（今一号楼）四楼省委宣传部某个办公室的“小门”。从接到通知到报到，再到被送进中共浙江省委委托省委党校开办的第二期理论研究班（简称“理二班”），中间没上过一天班，只是到没有办公桌的办公室开了几次小会，对社科所的概念可谓一无所知，有的只是似隐似显、朦朦胧胧的“自豪感”。
用今天的眼光看，把一群退伍军人招进来当科研人员，肯定是件匪夷所思的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又是合情合理的。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诸如工农兵大学生当大学教师、高中生当中学代课老师、高小生教初小生等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极为正常。当时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青黄不接，人才奇缺，包括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这才有了招收退伍军人，通过进修而培养成科学研究人员这样的今天看来犹如天方夜谭式的举措。
所谓“理二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没想到的是，后来的许多问题却偏偏出在这个原本属于无奈之举或某种政治安排（至少对个别人来说）的“大胆设计”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理二班”这一历史现象，不仅没有成为历史的记忆，甚至成了几乎所有参与者的“不光彩”符号。尽管这个“符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公正的，也有不公正的；有自讨的，也有强加的……总之，它成了一段时期内社科院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
说实话，关于“理二班”的性质及其命运，我从一开始就屡有所闻，但当时并不怎么关心，想得只是读书。有这么个机会念书，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但回到社科所后才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有些“内幕”早已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说还弄到了北京，惊动了高层。有关“理二班”的是是非非，遂由此而生。
至于什么样的是是非非，自然已没必要再去回忆和追述了。我想说的是，自从有了这些是是非非后，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当时的领导及一些好心人）想方设法地要改变它，而当时改变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条是离开社科院去考研究生（我身边的不少同学同事就是这么做的）；一条是利用社科院的有利条件静下心来好好念书，以尽快改变自己的“身份”。因为有来自沈老师自始至终的鼓励和支持，我选择了后者。可没想到的是，由于这一选择，我竟与“理二班”相伴数十年，直至2005年后，才随着日本九州大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而“名正言顺”。不过从内心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称呼的，因为本人所走过的路，至少可证明当时领导（包括沈老师）所作的选择并非全错！
其实我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是符合自己个性的一个选择。从中也可以看出社科院时期的沈老师识人度世的目光和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