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题
根据体例，我们为每一个校录文本都写了一篇题解，简要说明底本和参校本、原件完缺情况、定名依据、著作或抄写年代的判断、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和前人的著录研究情况。题解长短不拘，短的数十字，长的达一二万字（如《字宝》题解九千四百多字，《开蒙要训》题解一万四千多字，《千字文》题解二万多字），一皆视内容而定。每篇题解近似于一篇学术论文，包括写卷的方方面面，蕴含着许多重要的信息，是了解写卷内容的重要参考。
（五）校录
如前所说，敦煌写本文献的阅读利用存在着俗字、俗语词、佛教思想、书写特点等多重障碍，从而极大限制了敦煌文献资料的广被利用，以致所谓“敦煌学”成了圈内少数研究者的专利。而且即便是那些圈内的行家里手，面对“满纸讹俗”的敦煌写卷也深感棘手，因此造成的校录、理解错误仍屡见不鲜。所以在普查分类的基础上，选定底本，参考异本（包括传世本），给每一种文献做成定本，推出一部为各个学科门类的读者都能充分利用的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总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而本课题组的成员大都受业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裘锡圭、项楚等前辈学者，经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专门知识的训练，素以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见长（其先后完成的《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研究》、《敦煌音义汇考》等著作均获学术界好评），从而保证了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的质量。
在本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每个卷子的校录，至少要与敦煌文献的图版核对三次（先由校录者根据图版写出初稿，主编复核图版定稿，排出校样后由校录者复核图版定型），努力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各课题组成员在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每个写卷进行了详尽的校录、比勘、考订，明异同，定是非，不但纠正了大量写卷本身的传抄之误以及后人的误录误校，保证了校录文本的可靠可信，而且融进了作者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有不少创见或发明，诚可谓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下面试举二例，以见一斑：
《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毛传：“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吹笙而鼓簧矣”句，斯2049、伯2514号写本作“吹笙而簧鼓矣”；俄敦1068号残存“而簧”二字，可知亦作“吹笙而簧鼓”。本书校记指出：
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据《王风·君子阳阳》正义所引改为“吹笙则鼓簧矣”。陈奂《诗毛氏传疏》赞同段说，认为“而”当作“则”。阮元《诗经校勘记》认为“则”仍当作“而”。案：诸家纠缠于“而”、“则”之别，其实“而”即有“则”义（《经传释词》举例甚夥）。此句中的关键应是在“鼓簧”一词上。《宋书·乐志一》引作“吹笙则簧鼓矣”，段、阮无说，陈奂认为“簧鼓”误倒。今谓陈说误也。簧是笙中用以发声的片状振动体，吹笙时，气流吹到簧片上，簧片振动因而发出声音。“吹笙”是原因，“簧鼓”是结果。经言“吹笙鼓簧”，似乎是一对并列的动宾词组，易于使人误会为“吹笙”与“鼓簧”是对两件物体所作的两个动作。因而毛氏有对此作解释的必要。毛先言“簧，笙也”，目的是使人明了簧非别物，与笙为同物，接着说“吹笙而簧鼓矣”，不仅补充了上面“簧，笙也”之说，使人明白簧是笙中之物，而且也将吹笙器而奏乐的过程给表现出来了。若《毛传》作“吹笙而鼓簧矣”，那等于没有解释经文。沈约引作“吹笙则簧鼓矣”，已是深切领会了《毛传》之意，而且改“而”为“则”，就不会使人产生歧义。两写卷均作“簧鼓”，与《宋书》所引同，应是《毛传》原貌。
这条校记客观介绍了敦煌各写本的原貌，纠正了传世刻本《诗经》毛传的字序错乱，证据充分，论析详明，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以《宋书》“簧鼓”为“鼓簧”之误倒，是以不误为误也。
又如前揭伯3891号《大庄严论经难字》在经本第四卷下列有“揣”字，校记指出：
经本（指《中华大藏经》影印金藏广胜寺本《大庄严论经》）卷四相应位置未见“揣”字，而有“如似树赤华，醉象以鼻，远掷虚空中，华下被身赤”等句，校记谓“”字《高丽藏》本作“端”（按《频伽藏》本、《大正藏》本亦作“端”）。按“端”疑即“揣”字之讹。玄应《音义》卷一〇引“鼻”作“鼻”，云“”字“初委反，《通俗文》：扪摸曰。论文作揣，初委、都果二反，揣，量也，敁揣也……揣非此用”。慧琳《音义》卷四九引玄应说略同，可见玄应所见经本（玄应《音义》引经名作“大庄严经论”，故文中称引经文为“论”文）正作“揣”字，与本卷所据经文相合。不过玄应把“揣”臆改作“”是不对的。经文中“揣”应是“”字俗讹。“”字又作“”（见《龙龛手镜·手部》，比较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谓“制”字古亦作“剬”），乃“掣”的俗字。掣谓掣拽、牵挽，正与经义相合。倘用““字，谓扪摸，则非“醉象”之状矣。
这条校记根据伯3891号《大庄严论经难字》在经本第四卷下抄有“揣”字的线索，指出《中华大藏经》影印本《大庄严论经》“醉象以鼻”的“”乃“掣”的俗字，“揣”则为“”字俗讹；《大正藏》等本作“端”，又为“揣”字之讹；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改“揣”作“”，臆改无据。这样既为上揭写卷所摘难字本身找到了出处，校正了字形之误，而且还连带纠正了传世经本的文字错误和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解说错误，可谓一石三鸟、一举数得矣。
三
《敦煌文献合集》是一项集大成的跨世纪工程，为世人所瞩目，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本项目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的重大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及秘书处的领导多次过问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1996年4月12日和1997年5月7日，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编审和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杨忠教授先后主持召开《敦煌文献合集》编纂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会长周绍良先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徐俊编审，全国高校古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等等，与会者都对编纂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如周绍良先生说：“这个项目意义很大，我们应该大力支持。”荣新江教授说：“杭州大学有敦煌语言文字和文献校录方面的传统优势，这个项目由杭州大学出面来做比较合适。”（《<；敦煌文献合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306期）为保证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原杭州大学专门成立了以校长沈善洪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吴熊和教授、副校长（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为首的《敦煌文献合集》工作委员会和张涌泉、黄征教授为主编的编纂委员会，并聘请著名学者季羡林、饶宗颐、裘锡圭、池田温（日本）等先生为学术顾问，聘请柴剑虹、邓文宽、赵和平、郝春文、荣新江、徐俊等先生为特约编委。工作委员会曾先后五次召开有关会议，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敦煌文献合集》项目工作会议纪要”，解决了编纂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原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提供了部分启动经费；学校又在“211工程”项目中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校图书馆斥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国内外现已出版的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方面的出版物，并特辟敦煌学资料中心，由本课题组负责管理。这些都为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四
本项目自1997年初正式启动至今，已经整整八年过去了。八年“抗战”，近三千个日日夜夜，课题组的同仁们夜以继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年代，晋升聘岗都需要“业绩”，而我们投身的却是一项遥遥无期的“伟业”。没有时间写论文，没有时间去读博士学位，没有时间去参加学术会议（包括出国），没有时间在周末陪家人去西湖边徜徉，除了打了折扣的“寝食”，我们把所有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虽然华发早添，而“业绩”无多，职称依旧（课题组成员中当年的副教授今天仍是副教授），但多数同志仍然坚持下来了。
《墨子》曰：“华发隳（堕）巅，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我们虽非圣人，但我们有读书人的傻劲和韧劲，我们为能“预流”投身到敦煌文献总集的编纂这一盛举中而感到庆幸和自豪，这种自豪感成了我们不竭的力量的源泉。现在，本项目经部部分约六百万字即将出版，八年的心血终于有了些许回报，这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当然，这也许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更为繁重的任务还在等着我们，然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前行，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
最后，谨向长期以来给予了我们关心和支持的领导、前辈、朋友和亲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年12月18日
（附录部分原载《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卷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月版；又载《书品》2008年第4辑）
[作者简介]张涌泉（1956-），男，浙江义乌人。浙江省特级专家，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曾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第二层次培养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中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和高校青年教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