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标
我在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期间，在他手下“打工”了十几年，先后在教务处处长、科教中心主任、校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和系主任等岗位上任职，同沈相处较为频繁、密切，交往也颇为知心，经历的事不少，若按大事记的话，的确一桩又一桩，但按故事的话，就无法始其终，波折、情节就较为简短。在沈校长八十华诞，我借中文系吴秀明在《浙大校报》上发的《我心中的中文系》为题，说一点我心中的历史系，为庆贺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的十几年有感。
我难得读校报，那天一读吴秀明的文章，读了几遍，想借题说事，先同住在同一个小区、平时谈得来的中文系雪克教授谈及，他是我老师辈，文字功底颇深厚。他很热心我的借题企图，就手书一帖：“日昨谈及系史。窃再思之，撰作历史系史，实属必要，可称功德无量。惟百年沧桑，教授云集，短者数月，长者终生，已故、健在，大师、杰出、一般，难以协调平衡。如何掌握分寸，实事求是，既充分肯定贡献与成就，又能被系内外教师、校友乃至学术界人士认可并获得好评，非易事也。”又嘱我：“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止，望慎思之而后定。”过几天，雪克教授又给我送来《联谊报》上的一篇文章《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我读了几遍，画了不少红杠杠，现抄录几段话：“繁体字中的爱字无了心，义字无了我，导师的导字无了道，志气的志字无了言。无心，无我，无道，无言，这正是当下。”“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地标。百年前，西风东渐，东风凋零；百年后，金风席卷，歪风肆虐。我怀疑，我们是否生活在精神最贫困、最没文化的时代。”“大学人文精神的抽离，这个大学无论如何恢复人文学科，都是形同虚设。这不只是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看今日清华，居于中关村核心，好一个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都再也无法做出于淤泥而不染的一朵清莲。百年了，盛典了，可我心里明白得很，百年清华，失去了什么。”
我上面所说只是一个铺垫，说远了，拉回来说说我心中的历史系与沈校长在杭州大学的主持。
1.教授在办大学中的位置
常听说“教授治校”这句话，“过去常听人说，清华是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其实不大准确。清华并没有提出把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来推行，这一称号是由别人叫出来的。当时北京还有人发表不同的议论。记得有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的校长，就提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而清华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可能会引起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教授会，教授会对学校的事，是有发言权的。”（《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就把教授（实际上是指教师）放在办好学校的关键位置。他既重视老的，更注重年轻的，尤其是1977级即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的，这批人是现在学校中的中坚师资。
就历史系来说，在沈校长手里，师资队伍有七十多人，主力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毕业的本科生，基本上去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念过研究生、进修生，我自己就是1960年毕业，在中科院近史所进修（1960年至1962年），参加过田家英主持的“中国通史”编写组和何干之主持的“蒋介石传”编写组，也算是受过他们的“熏陶”，在北京读了不少书，抄了不少卡片。我们这一档教师，主要是受益于沈炼之（世界近代史）、沈镜如（中国近代史）、黎子耀（中国古代史）、叶作舟（世界现代史）、徐规（中国古代史）、胡玉堂（世界古代史）、谢兆熊（世界古代史）、张慕謇（历史要籍）等已经过世的这批教师的教诲，也受益于现在尚健在的管佩韦（世界近代史）、毛昭晰（世界古代史）、吕树本（中国现代史）、孙仁宗（世界现代史）等教师的教诲。现在打牌子的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向达、刘节、钱穆、方豪、谭其骧、陈乐素等老师，除个别的，我们大都未见过面，不知道他们教过什么书、留下什么精神。学校还大力引进了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如黄时鉴、丁建弘、梁太济、戴尔俭，沈校长很器重这些引进的人才，不单单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的确有水平，有才气，黄、丁都兼任过校图书馆馆长，梁现在还是浙江大学学报的几个顾问之一。这几位师兄为历史系作出不少贡献，出过不少成果，为历史系争得过名气。
在沈校长任内，1977级的学生留系的多是拔尖人才，无论中古史的包伟民，还是世界史的沈坚，这一拨人均在全国相关学术领域里有相当地位。这支师资队伍在全校大人文学科里有两大优势：一是外语好，历史系有十几位老师出国喝过不同程度的“洋墨水”，长的达七八年，如杨杰，在英国获博士学位，还任过全国英国史学会的会长，许多人可以用外语（英语、法语）授课；二是电脑玩得很好，可以说仅次于计算机系，我们系的多媒体教学，在全国高校中领先，五十多所高校（包括北京的几所部属院校）领导参观过我们的多媒体教室与课件，沈校长就支持我们系花了几十万设了这个教室，当时在全国高校为领先，一台投影仪要十多万元，在文科里办这个设备是肯花大钱了。
教师的职称评定，沈校长是很严格的。现在翻阅一下1988年9月编印的一本《杭州大学教职工名册》，全校只有一百零五位教授，校领导中只有三位教授，部处级中只有教务处处长、研究生部主任、科研处处长、科教中心主任（兼校长助理）、工会主席（数学系兼）六位教授，连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均为副教授。有一个插曲，管教学的副校长是副教授，我曾同沈校长说过，这个位子需要一位教授，沈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晋升呢？他认为条件不够。其他部处的领导清一色为副教授，甚至连校办主任、党办主任、宣传部长（还兼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还是讲师（助研）。相比之下，也可能这种比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校级、部处级第一把手，基本上（恐怕是清一色）是教授。在评教授时，沈校长实行“答辩制”，正、副教授均要答辩，然后严格投票，三分之二通过才行。曾经为一位副校长晋升教授，连着表决四次，一次比一次票数少，始终未通过。应该说这是既照顾又公平的。当然，升等事，情况复杂，难免升的升，等的等，有的教书一辈子也没等上，也没“扶正”，反映不一，也是自然的了。在沈校长看来教授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第一层梯队，是办好学校的支柱，力主提高他们的待遇。杭州大学的工资外补贴，校级领导同教授同等，均为九十元一级。不像有些高校，打扫行政大楼的，补贴比教授还高。
2.系是大学的基础
大学里办系是几十年形成的成功做法，国家教育部就每年开一次系主任会议。现在大学里有许多院，有院里套院，如人文学院下有艺术系，而对外是艺术学院；有的一个系不知归属于哪个院，如我们历史系，有属于人文学院，有属于历史文化学院，也有属于社会学院的；有文武结合学院，如体育系同教育系合为一个学院，一个是理，一个是文，我们叫它为文武结合的学院；有的系是“部规”十几个门类的一级学科，如文、史、哲各为一级一个大门类，而现在合而为一——人文学院，外语系却单独立学院，新闻系就单独为“传媒学院”。总而言之，只要市场上有需要的，就打出牌子，根本不评估条件。现如今又出现了一个“国学院”，大概把中文系古典的、历史系古代的打捆在一起，用民国时期的一个名称，又较为时尚，再祭为“国学”。
沈校长办学的另一个思路是：把系科建设，视为办好一所大学的基础。我们历史系，在沈校长任内接过前任的班底，把它办出了特色：
一是形成法国史为中心的世界史，民国史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史，宋史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史（当时元史的研究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地位）。系里的这三个中心，在全国史学界也算是排上号的。法国史是源于系主任、我们的老师沈炼之教授打下的基础，由楼均信、戴成钧接班，现又由沈坚接班；宋史（包括中古史、历史要籍）是徐规教授打下的基础，由魏得良、杨渭生、仓修良、龚贤明、何忠礼及1977级的包伟民等组成的一支强势的队伍；民国史由杨树标、金普森打开场面，其中“蒋介石研究”是全国开先河的，现有汪林茂、梁敬明等。
二是出过一大批科研成果，全系每年教师正式出版十几本专著、发表百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