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下旬我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归来，轻松了半年，就给硬压上系主任的担子（当时我仅同意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大风波，师生们思想都比较沉闷。按某部官员的解释，高校容易成为“和平演变”的前沿，还规定文科师生不得赴海外读博士学位，只准不超过3个月的进修。特别是哲学系，除了本校教学外，什么都不许做。1992年春邓小平南行讲话后，该官员被安排提前退休，高校同全国一样一派生机。然而此时的哲学系却有几位教师“下海”或离职。当时已经允许哲学系办几种业余教育，举办几种培训班，可是分工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副主任迟迟不动，全系上下眼看错过时机。经过5月初一场全系大会讨论后，我第三次向校领导汇报请求校领导帮忙处理这个难题，可是校党委有人（注：薛艳庄已调省政协）仍然将事情判作“领导班子团结问题”，要我这位主任主动做好班子团结工作。我心急如焚，几位教师已经拿出具体方案，完全可以在校内校外举办证书班，可是一到系主管人的手里就搁浅了。哲学系30多位教师中，有些老师颇有“开发创收”的才能。
我的思路是人尽其才，一些人在完成校内教学的前提下重点搞开发，系给予分成奖励，我不抓财政，一心抓科研，抓人才培养，将哲学系水平搞上去，扭转当时面临解体的状态。当时，全年一个系仅1600多元，连个年终聚会都困难。真是久旱逢甘雨，1992年一开学，一纸公文下达，哲学系提前换届，任命黄华新接替副主任工作。全校就一个系实行提前换届，真是特事特办。此后几年，原杭大不少人知道，贫困的哲学系不仅经济上翻身，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外交流都跟上去了。
下面叙述的另一件事是备受外校同行赞扬的：杭州大学校长竟然敢在1991年3月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基督教研究中心”，1994年后兄弟院校才陆续建立同类几构。事情要回溯到1990年，当时高校有许多说不清的“禁令”，特别是人文社科各系几乎伸不开手脚。沈校长陆续签署文件，成立了一批不下20个民办性的非行政系统的研究机构，只给牌子，不给编制、用房和经费，戏称“三无”机构，让教师们发挥积极性，从海内外交往或合作研究中“找米下锅”。其中1991年3月批准成立的由本人负责的“基督教研究中心”最具敏感性。起始两年，凡有海内外学者来往或讲学，必有校外人关注和听讲。1992年获悉，省某部一个内部简报称：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陪同海外传教士一起在卫匡国墓地朝圣，上级指令杭大撤销此机构。当时党委有人表示同意撤销，沈校长坚决顶了回去。上任不久的郑书记找我谈话，询问详情。我向他说明，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件挽回浙江省面子的大好事。事情是：1991年9月底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科隆博率经济文化访华团七人来华，江泽民总书记在京接见。9月30日来杭，省长设宴招待。10月1日原定来杭大参观，但是省经贸系统派车等在黄龙饭店门口，要将七人都接去谈经贸。科隆博很不高兴，一跨进杭大校门就说：“很抱歉，迟到了半个小时。我说，我这个代表团还有文化交流任务，他们却硬要同我们谈经贸。我只好分流，我们3人来杭大。”当时沈校长和薛书记亲自陪同。中饭时，科隆博说卫匡国是意中文化交流的功臣，他一生未参观过卫匡国墓，这次浙江省外办却不予安排。他一再说“真遗憾，我这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了”（注：似乎他真有灵感，翌年就逝世了）。沈校长见状发话：“现在还是好好吃饭，我们立即派人去联络，陈村富亲自带你们去参观。”由于“文革”时墓地收归杭州市文管会管理。我们向对方说明：科隆博一向对华友好，正是他任总理时中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担任议长后经常率团来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八九”风波后，西欧政界和学者都拒绝参加国庆招待会，唯有科隆博欣然应邀赴宴，所以这次来杭前，国家领导人特地接见了他们。这样，文管会才同意为其开放。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去参观。他们按天主教传统举行仪式。按国际常规的礼仪，我方陪同人员，或是找借口离开，或是在边上默立，而不可在边上随意走动，仅此而已。2001年我在主编的《宗教与文化》（4）的“前言”中无不感慨地写下了一段话：“1991年3月原杭大发文正式成立基督教研究中心，迄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高等院校中仅我们一家挂牌基督教研究中心。同年‘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之后……研究基督教的处境更为艰难。……由于原杭州大学领导，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校长沈善洪教授坚持区分宗教研究与宗教信仰、学术研究活动与传教活动的界线，顶住解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压力，因而保住了这支队伍，为原杭州大学在海内外赢得了声誉。每当我们获悉某校建立基督教研究机构或宗教文化研究机构时，我们都感到由衷的喜悦，觉得又增加了一份安全感。这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到。”2008年10月我在《宗教与文化》（6）的前言中重申了这个感受。我想，在别人已开创，而且证明无风险又有收益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敢作敢为，难得的是遇到风险时，能判明是非、力排干扰，为下属“挡风遮雨”。这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感染力，是一个学校师生员工愿意在遇到困难和曲折时为之付出牺牲、为之奋斗，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另择它校或以走要挟的力量的源泉。
我所认知的沈校长，还有不少事迹值得一书，比如说杭大文史哲合力办七年制综合班，一起组建原杭大的人文学院以及学术方面同海外的交往，等等，但是最终我决定还是围绕在向世界大学水平奋进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校级领导这个主题来评论一位校级领导人。诚然老沈有他的脾气，弱点，有的毛病简直是痼疾。凡写回忆，若通篇读下来都是赞美词，读者根本不认账，效果适得其反。世上没有圣贤和完人，却有自认完美的伪君子。可贵的是，老沈不为自己谋利，也不特殊照顾自己所在的系科，不搞背后算计人的雕虫小技。他对老哲学系和马列部的熟人很不客气。别说个人，就是我们整个哲学系，因为一个教师的挪动，老沈信了“两个半人”的话，在1996年1月的春节茶话会上，把我们党政四个人都损了一通。知道真相后，他就认错了。他还曾错判了一个教师，春节时特地翻阅全书，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后，他还为此特地召开董氏基金会要给受冤者补评。我喜欢这种敢作敢为的领导，不喜欢那种逢人说好话，凡错不认账的官员。中国的高校若真要“去行政化”，真要改革不适应形势的管理体制，引导高校冲击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有一大批有胆识，有魄力，有水平，有理论涵养，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不怕犯错，错了就改的领路人。但愿我国的高校，浙江的高校犹如喷泉冒出一批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称职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
[作者简介]陈村富（1937-），男，福建龙岩人。1960-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职。1976年在原杭州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研究。代表性成果为合著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和论集《宗教与文化》（1至5集）、论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沈善洪任杭大校长期间曾任哲学系系主任（1990-1996）和人文学院副院长（1994-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