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基础的法制模式。近代资产阶级在追求自身经济自由、渴望获得政治民主、反抗封建等级制度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法治这种民主的法制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保护人权和公民权；政府必须依法行政；独立司法；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应当得到公正的救济；等等。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现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治。
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基础是广泛而有保障的，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法治应该是一种更高的法制模式，它应当实现对资本主义法制模式的超越。
4.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
法治还应当被看做一种法的精神，与理念、原则、观念等词连用，如“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治观念”等。离开法治精神的法律如同一种失去控制的工具，会迷失正确的方向。这种精神导源于文明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是文明在法律上的转化与表现形式，与人类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法治的这些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和权力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体系，它体现了人们对法律的价值需要，成为人们设计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考察近代以来的法治思想与实践，我们可以对法治所蕴涵的法律精神作这样的归纳：（1）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极大权威性，法大于权，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2）良法之治。法律的制定是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的，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最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善法”。这是法治的基本前提。（3）平等适用。法律规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不承认个别（特殊）情况；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因个别情况而改变法律的普遍性，即使它的目标符合实质正义。（4）正当程序。法律的执行必须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保障，行政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和程序的控制，滥用权力者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5）权利本位。法律必须包含切实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容；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但是权利是基本的，应占主导地位，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均应关怀和尊重人权。（6）权力控制。政府的权力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活动；国家机关在享有法定权力的同时，要受到其他国家机关法定权力的配合与制约。
5.法治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
法治还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经常使用“法治社会”这样的提法。
法治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结构从它被提出开始，人类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经过诸多实践，人们对法治已形成了许多共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其法治建设的历程中每取得一项进展，都是向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状态迈进了一步。
法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结构应当是一种包含安全、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状态。在这种和谐的社会状态中：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这种和谐还表现在生活之中。当法治成为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的需要时，当依法办事成为人们自觉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时，那么法治就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从“治国方略”到“社会状态”，还说明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性，表达了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法治的功能与局限
在人类历史上有如此多的治国方略，为何我们选择或者应当选择法律的治理呢？这就涉及法治的功能问题，及法律的治理对社会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
法治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每项功能的发挥也都有其局限性。
1.增强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安全感
法治对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安全感的促进分别在公民与政府间的纵向层面和公民与公民间的横向层面发生作用。
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纵向层面，公民事先知道政府对其行为的可能反应，或者说公民事先知道其不受政府干涉的行为范围，是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基础与前提。法治社会遵循“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基本准则。公民抱着这样的确信，便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行使其各项权利，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当然，在纯粹形式主义法治下，法治无法保证公民究竟享有多大范围的自由。只有在包含社会福利权利的实质主义法治下，才能确保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实际得到实现。
在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横向层面，法治使他们在从事社会交往行为之前就知道，一旦发生纠纷和冲突，他们的交往行为将受到何种法律规则的调整。这种可预见性促进了公民作出决定、相互交往的能力和意愿。可预见的内容包括公民在与熟人或陌生人从事交易时对他人或其财产应尽的适当注意义务和责任。
但是，法治在现代社会发挥该功能有大的局限性。因为无论要求法律在纵向还是横向层面提供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其前提和基础是公民在行动前掌握相当程度的法律知识。而在现代社会，法律在数量上卷帷浩繁，在内容上异常繁杂，普通公民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学习并了解其内容。如果借助于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了解法律内容，又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因而现实情况是，公民在从事许多行为之前，根本不了解或没有考虑相关法律的规定内容。
2.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
法治限制了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了政府官员决策中的任意和武断。公民普遍担心政府官员在决策中受到偏见、激情、武断、恶意等非理性因素的不当影响。法治通过要求政府官员的行为必须符合、遵守相关法律规则的规定，限制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不当影响。法治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功能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一是要求政府官员在决策前查询法律，在决策中遵循法律；二是事先公布的法律规则使公众了解相关决策行为应遵循的要求和标准，从而公众能够追究政府官员的不当决策责任。
法治在这方面的功能也有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在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的职能权限极大地得到了扩展，政府的治理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般规定的法律规则，无法事先预见到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形，法律规则也可能因为社会发展和观念转变而变得滞后。刻板地将既定法律规则适用于未预见到的情形或已经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可能会带来有害的、不公平的社会后果。在某些情形下，允许决策者运用其专业知识、智慧与判断能力，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情形作出决定，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而且，有时候严格依照法律作出非输即赢的判决往往会激化矛盾与冲突，绕开法律寻找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反而能够达成合意，彻底地化解冲突。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是出于对政府官员滥用其掌握的权力的恐惧。然而在任何运作良好的政治体制中，必须赋予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信任和裁量权。
3.维系和平的社会秩序
法治对维系和平的社会秩序也起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设定的权利义务划定了公民行动的范围与边界；一旦发生纠纷与矛盾，公正的司法程序又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提供救济、恢复秩序。法治避免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及对他人行为的可靠预期。这是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必备要件，更是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
但是，对法治在维系和平的社会秩序上的地位与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
书本中的法律规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并反映实践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法律规则有可能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产生冲突与矛盾。而且，几乎在所有社会中，塑造、调整社会日常活动的，往往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法律规则通常对大多数社会日常活动基本上不发生关联性。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法律规则必定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主要是通过移植、借鉴其他国家法律的方式制定出来的，而该国家与被移植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又存在着显著差异时，法律规则与社会规范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维系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更有限了。
4.促进经济发展
法治对促进经济发展也起着关键作用。如前所述，法治增强了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安全感。这在保障公民自由的同时，又使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两个不同的方面获益良多。在动态的市场交易方面，经济主体在事先能够更准确地估计预期的交易行为可能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作出更明智、更有效率的决策。经济主体在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对另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条款时产生的后果较有把握。这会鼓励经济主体与陌生人从事交易，极大地增加了商业合作的频繁程度，拓展了商业合作的地域范围，从而大大提升了社会的总体财富数量。在静态的财产保护方面，法治使经济主体确信其劳动果实能够受到有效保护，不会被他人甚至国家非法剥夺。这使经济主体能够放开手脚，努力从事更多的生产活动并享受其收益，而用不着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保护其已经获得的成果。相反，如果法律制度或其运作机制是模糊、低效、高成本或不可靠的，就会阻碍商业交易和经济发展，经济主体在发生纠纷时就可能会求助于其他制度来解决争议，避免与法律发生关系。
法律固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但也不是促使经济主体从事交易的唯一力量。在许多重要的商业环境中，经济主体之间多次交易的互惠（reciprocity）关系、长期的社会和商业联系，也能够有效地提供正常交易所需要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此时，法律仅起到次要作用，甚至完全是多余的。
5.实现实质正义
现代实质法治使法治实现实质正义成为可能。如前所述，现代法治呈现出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发展趋势，公民权利范围则表现为从自由权本位到福利权本位的演变趋势。在形式法治下，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以避免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涉；政府是消极的“守夜人”，仅负担有限的职责，其对社会的干预程度以维持个人自由、个人自主所必要的社会秩序为限。
但在实质法治下，政府也负有创造适当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以使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正当愿望和尊严的积极责任。政府有义务运用包括分配正义在内的各种手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个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
由此，法治对于实现实质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能够也应当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在实质法治下社会调控职能的扩展，也可能与某些法治要素与价值产生冲突，从而带来了一些困惑与危机。比如国家职能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政府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频率与幅度；国家对某些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必然导致在立法上对公民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并予以区别对待等。这些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似乎与法治理论中限制政府权力、平等对待公民的基本价值与理念发生了冲突，需要我们在法治实践中适当平衡、逐渐解决。
第四节 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法治国家”的含义与实现程度
“法治国家”或“法治国”，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的一种关于国家形式和治国方式的统称。在“警察国家”里，只有君主才是主权者，他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公权力的承担者，臣民对君主没有任何权利。早期“法治国”是指中世纪欧洲的某种国家形式，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当时被认为是“和平与法律秩序的守卫者”。其思想渊源是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理论和古代罗马法律制度所形成的欧洲法治思想。在早期“法治国”中，国家权力的限度基本上由法律所规定，但并不具有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等民主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亦称“自由主义”的法治国，是德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产物。
其理论来源是由康德的国家学说发展而来的“法治国”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所以也称为“法治行政”或“法治政府”（government by law）。它带有实证主义法哲学的意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大陆司法传统一直不承认最高立法者应受高级法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