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也就是对习得知识的重复和对过去知识的创造性认识活动，具有保存经验并持续地注入实践的特殊功能。农村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和心理上的社区，其中农民对地方以及国家的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的机制，借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而每一个成员的活动，也经由转换成各类象征符号，传递和储存在社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形成新的认同。”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农民看来，基层干部传播的国家政策及其政策行为，都可能是要损害农民的利益的。我们可以将这个视为农民对于基层干部执行的过往的农村政策的一种“反抗性的社会记忆”。“在斯科特关于弱者的反抗形式中，就包括反抗性记忆，它通过刻意地保留或者修改对历史的回忆，直接服务于表达对现在生活状态的不满，从而否定导致此种生活状态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模式。确切地说，反抗性记忆是一种批判性记忆，它隐含的否定结构意味着其中存在着明晰的对手。”也就是说，国家政策文本被援引以佐证普通农民的“政治正确”，而基层干部的过失则成为农民可以攻击的“历史罪证”。当然，这种对于基层农村政策传播的“反抗性记忆”或“反抗式解读”，只是在话语的层面上表达着“隐藏的文本”，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一种“想象的报复”，并未形成实际规模的集体行动。
五、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是我们时代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过程被敏锐的社会学家们称为“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中，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观念都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具有根本性的便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决定着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种种博弈形态。在转型期间，社会空间不断地从国家的控制中释放出来，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群体等都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空间中的重要力量，参与到社会重建和国家改革的进程中去。但与此同时，国家已经拥有对社会力量的强有力的控制，通过法律、行政、组织等各种奖惩制度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些重要的社会力量也在积极地试图借助于国家权力而获得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博弈又互相借助的复杂关系局面。
国家政策的传播和实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正式运作与非正式运作中来理解国家政策在农村的传播。就我们所研究的国家政策传播而言，在我们的调查中也能够证明国家政策传播中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的共同作用，以及在国家政策实施中正式权力运作与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影响。国家与农村中国家权力的正式运作与非正式运作是我们理解国家政策传播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视角，我们认为这一视角符合中国本土性的经验。
国家政策的传播首先是依赖于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由于中国党管媒体的体制，大众传媒也应该看作是正式传播的一种方式，负责通过具有体制性的传播渠道传播国家政策。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更增加了大众传媒在国家政策传播中的效果。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J市农村地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了农民接触国家政策性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大众媒介对政策的传播具有直接性，它不像组织传播那样具有严格的层级制，因此大众媒介的政策传播更具有信息接收“平等”的味道。乡村能够通过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方式，最直接地了解国家政策，实现与国家政策的“零距离接触”。
同时，组织传播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政策传播方式。组织传播依靠严格的组织层级建构，具有政策传播的权威性和体制性特征。对于国家政策在农村的传播而言，首先是乡村干部依赖于组织传播的方式了解国家政策；其次便是农村党委、村委会等组织机构对国家政策的传播。我们的调查发现组织之间的层级制架构、上级组织的权威性、组织内部的传播方式等共同促使了组织传播的有效性，它能够起到大规模的动员作用，“组织传播的核心内容在于如何利用传播来产生组织动力、提高组织工作绩效并维持组织精神。组织传播在组织的自身系统进行，传播动力往往来自于组织本身的强制力，如命令、指挥等传播方式，对成员产生强制性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组织传播的方式在农村生产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后，组织传播的弊病越来越突出。
除了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这两种正式的具有体制性的传播渠道之外，农村地方的人际关系、舆论领袖、乡村权威、乡村特殊的权力实施方式、乡村公共空间等都是作为与体制性的传播方式互补的非正式传播方式而在国家政策传播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农村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却基于本土的人际纽带而形成了一些乡村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可以存在于街头巷尾，也可以存在于麻将桌等公共场所，这些空间也是村民进行日常讨论的场所，村庄里的闲话、闲谈等就成为村民交往的主要方式。此外，处于国家与乡村夹缝中的村干部，也是国家政策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一群体是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结合点，也是国家政策在农村变通运作和传播的关键因素。
概而言之，国家政策在农村的传播有体制性渠道和非体制性渠道两种类型，这两种渠道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体制性渠道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征，即它是面向整体的，没有考虑到各个乡村的特殊性。非体制渠道在农村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被学界和政府忽视。同时，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群体代表国家政权在农村的执行，这一群体又属于国家政策传播的体制性渠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这一结构中，正式的体制性传播渠道与非正式传播渠道是相互交织的。
然而我国农村社会自身存在的弱点（自组织能力差、农民情绪表达渠道单一与意见表达成本过高、缺乏意见领袖）、政府的科层体系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对农传播的忽视与偏见分别切断了农村社会情绪的人际传播链、组织传播链和大众传播链。
这造成了国家政策在农村传播的效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理想，最后导致本来是为了村民利益的国家政策却得不到村民有效地实施。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政策的本意与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发生了偏差。种种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善当前国家政策在农村传播中的方式，进而增强传播效果以及村民对国家政策的认可度和实施效果。
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政策在农村的传播，除了依靠体制性的传播渠道之外，还必须重视各种非体制的、非正式的传播渠道，让两种类型的渠道实现互补。在国家涉农政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渠道，而是应该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渠道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使得各种渠道的传播优势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具体而言，要改善当前我国农村政策传播的效果，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大众传播媒介要重视农村受众的需求，创造出一套适合农民文化水平、有利于加深其对政策理解程度的话语转换机制。大众传播媒介要加大对农村社会、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增加对农报道的比重。虽然大众媒介是农民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大众媒介对农村的关注与农村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大众媒介要针对农民切实需要的信息进行传播活动。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要考虑农民受众的接受程度，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解释机制将国家涉农政策传达给一个个的原子化的农民受众。由于农民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众媒介在国家农村政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一套话语转化机制将信息转化为农民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这就使得农民受众和传播内容之间存在“知识沟”。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涉农政策的时候，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晦涩的文件语言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受众对各类涉农政策信息的接受和理解程度。
其次，继续发挥组织传播渠道在政策解读权威性方面的优势，提高基层干部对信息传播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要提高基层干部的传播素养。对基层干部进行有关信息传播方面的培训，使其了解组织传播渠道在整个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可以发挥的作用。这样可以增强基层政府干部对政策信息传播的重视程度和责任心。在国家涉农政策出台以后，基层干部便可以及时做出反应，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要提高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并不断强化政策信息的宣传。大众传媒在扩大政策的知晓度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组织渠道的传达培训和人际传播渠道的交流探讨应该是其强化政策传播效果的主要手段之一。组织传播越迅速、强化程度越高，农民对政策信息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则越高。
最后，重视人际传播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作用。农村中党员、退休老干部、教师等优秀农村人才通常是国家农村政策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这都构成了他们传播国家农村政策的良好条件。他们是国家政策农村传播的“意见领袖”，一项政策传达到他们之后，他们会把政策信息传达给村民，此间，他们会和村民们一起讨论政策，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领袖”对政策的观点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村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
因此，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应重视类似“意见领袖”及优秀农村人才在国家农村政策传播中作用。另外，还应该不断改进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其体制人的权威性以加强其在人际传播链条中的效果。农民对基层干部普遍的不信任是人际传播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其实村干部作为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理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能够保证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被接受。因此，基层干部在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加强与当地农民的有效沟通，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并及时收集农民对该项政策信息的反馈意见，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向农民进行政策信息的传播，更有利于有关政策的落实与执行。同时，基层干部还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有关信息传达给他们。这种“本土化”的传播只能依据当地不同政策及不同村民自身的情况而决定采取何种传播方式与策略，而不能依据上级政府或历史传统等“他者的经验”。
总之，各种不同的政策传播方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正如前文所述，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相互交织的状态，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当今农村的传播生态环境。因此，在理顺各个传播链条基础之上，要注意不同传播方式的特点，扬长避短，相互补充，建立一个快速高效的政策信息传播网络，全方位地满足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为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