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裔、英裔美国人和美国原居民的情况也如此。在寻找差别时，休闲研究人员普遍倾向于将各种语言和民族出身的个体合并，使它们变成有一定标签的大种族群体，却没有首先检查他们文化中的异同。这一倾向损害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人种、种族与休闲研究的有效性。关于认同的其他标记，如性别、居住地宗教、性倾向等等的研究也是如此。只有实际测试群体内的文化共识才能真正说明问题。此外，Harris，Gomes Consorte，Lang和Byrne（1993）的试验性调查表明，相对于文化内容的测量问题，即使种族的自我认同也存在着问题。Harris等人考查了巴西人如何通过替换表达“人种-肤色认同”的：巴西人口普查用一个突出的方言（morena）来替代一个很少使用的词（parda），把它作为一个同时具有黑人和白人肤色——人种特征的自我认同。当morena一词在分开的人口普查时使用时，受访者中那些自我认同为混合肤色——人种的比例明显增加，而自我认同为白人或黑人的比例明显减少。这些发现揭示了在该半球其他部分（译注：指中、南美洲）强行实行死板的一分为二（白人／非白人）或一分为三（白人／混血／黑人）的分类方式是错误的，而这些分类方式在美国却被认为是合适的，用于确认人种认同。
因而，即使人种（也可能是种族）群体的一个成员的自我认同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划分那些群体时所用的词语。
Gobster（2002）调查了黑人、拉丁裔人、亚裔和白人公园游客的活动爱好。他发现差异少，相似多。黑人取样包括美国北方祖籍、美国南方祖籍、非洲背景、西印度背景的个人，而拉丁裔的背景则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和各中美和南美国家。亚裔群体同样具有多样性，来自菲律宾、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如，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Gobster（2002）发现，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群体间在活动爱好方面存在某些差异。Gobster（2002）承认他的发现支持Taylor（1993）的担忧，即他所使用的人种分类可能太宽泛，不能说明在休闲爱好方面文化差异的认同。
Tinsley、Tinsley和Croskeys（2002）也调查了黑人、白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发现这些群体存在着相当大的统计学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公园的使用、游览公园时的社会环境（如独自、小团体、和与家人同去），公园某些特定设施的使用以及使用公园所带来的精神和社会方面的益处等。然而，虽然各种分析都允许计算上的些许差异，但是超过10％的差异却难以解释。根据Li等人（2007）和其他人（如，Burton等，2005）的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简单地假设依照种族和人种（以及可能还有居住地区、年龄、社会阶层、性倾向等）命名的群体在文化内容方面具有同一性是错误的。文化内容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只要把它视为种族文化认同的标记之一，就应该按此处理。
总结：休闲与文化背景下的认同
文化认同在休闲研究中常常把人种和／或种族用于实际操作。如上所述，文化认同与某些户外娱乐和公园使用模式和爱好有相当大的关联。在另一方面，归类性术语，如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美国人、土着美国人，或原住民，虽然政治上来说有用，却不能反映这类群体的内部多样性或他们与其他类似群体的异同。为了认识这类群体的休闲生活方式、需求和面临的制约，需要认识它们包括了文化特性、语言、宗教等多种因素（对移民而言，包括他们在新国家所居住的时间）（Kibria，1998）。正如Kibria（1998）观察到的那样，只有对所有在美国的有亚洲渊源的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做全面分析（目前亚洲有37个国家，其中没有一个在种族或人种上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才能辨别亚裔美国人的独特休闲模式。对于英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土着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少数种族也同样如此。
在种族群体内，价值观似乎存在着不一致，尽管它普遍被认为是文化的关键部分（Li等，2006，2007）。如果文化被定义为一套使得个人能够以其他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行事，并能够理解其他人行为的认识、规定、规范等，如果这一所谓的文化关键部分并非为所有成员共有，那么为什么名义上的种族和／或人种群体的成员就某些休闲模式而言似乎不尽相同？这种情况存在几种可能。首先，或许文化对休闲行为影响甚微。这起初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虽然Barth（1969）提出，文化未必是种族的一个重要特点。假如Barth的观点正确，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毕竟有可能不是同根的。所以，使用人种或种族认同替代文化和文化认同，然后假定文化影响行为也许只是表面正确。其次，我们测量价值观的方式，尤其是测量文化的方式，总体上存在缺陷。这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例如，Hofstede对文化价值观的测量多年来一直遭到严厉批评，如在可靠性和有效度这两方面。Hofstede称，文化价值观中包含了价值观的内容，然而采用他的方法进行的许多研究里并没有出现这些内容（如Horton等，2001；McSweeney，2002；Sodergaard，1994）。其他人在不同的所谓通用文化价值观的测量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如Kahle的价值观清单（如，Valette‐Florence，Ferrandi，Odin，Odin，&；Usunier，2005）。再者，价值观和休闲行为的关系可能较为微妙并受其他变量的影响（如Walker，Deng &； Dieser，2001）。有些研究人员使用价值观测量的方法来区分娱乐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正如Hofstede（1980）所观察到的，乃是文化内的差异可能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大，或者更大。
Li等人（2006，2007）的证据似乎支持Hofstede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认同在休闲研究中常常从人种和／或种族的角度来进行操作。如上所述，文化认同与某些户外娱乐和公园使用模式和爱好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不是价值观，那么文化认同的哪些方面和这些模式与爱好有着可靠的相关性呢？或许是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测量（比如Hofstede（1980）或Kahle所做的（1983）测量）允许不同文化群体按照不同方面体现其特性，但这一做法过于粗糙，不可能将它们与具体的行为或爱好（比如那些休闲和娱乐方面的行为或爱好）建立关联或提供预测。或许将来会有一种方法能用于测量“游憩价值观”，并取得较好效果。也许，如Gil‐White（1999，2002）所提出的那样，人种和／或种族认同不是习得，而是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假设和归属的。无论如何，对人种、种族、文化认同和休闲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必须首先更关注其他领域对这些议题的研究，第二，更好地定义他们自己研究中使用的分类和变量。
原则总结
1.休闲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组成部分。尽管休闲活动无处不在，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休闲活动的形式和意义也不尽相同。
2.休闲和文化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学习文化、学习休闲；分享文化，分享休闲。成人的休闲活动脱胎于儿童游戏。在休闲的环境中，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学习也同时进行。
3.为了使文化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独立变量，文化的定义不能包括需要解释的成分。也就是说，若是定义中包括了行为，那么这一文化的定义就不能用以解释各种类型的行为。
4.大多数人拥有的文化认同是多种多样的，有所交叉，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这些文化认同归因于国家、地区、政治、种族、阶级、人种、宗教、年龄、家庭、职业、性别和性取向、休闲和其他生活方式特性（指个人认定自己拥有这些特性和／或其他人把这些特性归在他们身上）。群体会有其多种不同的认同。文化认同经常通过情景加以表达。
5.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艺术、舞蹈、音乐、烹饪、服装、语言、运动和休闲，不仅表现了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对个人和群体文化认同的颂扬。
6.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和文化保护都包含了休闲。休闲的多样性反映了相应文化的多样性。休闲为人们提供了分享感受、增进了解的平台，但休闲同时也允许抵抗，允许变化。
7.休闲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化。国内外旅游业和技术发展、世界体育、传媒、消费主义、音乐、食品、时尚、艺术和其他表现形式促进了全球化的产生。随着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变化，文化认同会同步发生变化。
8.取了名字的团体（如种族或少数族裔的团体，或是小的亚文化群，如那些建立在性取向、性别、阶级、居住地、职业、年龄或不同能力基础上的群体）并不一定会分享文化。他们是否会分享文化是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想当然的问题。
9.国家与文化的界限并不完全一致。国家的界限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实体。不能把一个国家中的公民都看成分享着同质同源的文化。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再者，这样的国家即使有也是很少的。
10.北美休闲学者通常从少数族裔或种族的角度切入研究文化认同。这种认同通常与休闲爱好和设施使用的某些模式相一致，然而，对于少数族裔或是种族群体来说，许多休闲活动的爱好和参与常常并不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