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梯队，其中上海、北京、广东和江苏属于第一梯队；浙江、山东、天津和辽宁属于第二梯队。可以发现，处于第一、二梯队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良好的工业基础、较好的市场经济意识，较高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居民生活水平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刺激了区域内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提高。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大量的外资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引入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
二、区域创新影响因素：需求影响和供给影响、制度竞争和技术进步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常常和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区域的要素和产业活动集聚程度有关。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内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也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内部，带有集聚经济特征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其创新能力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可以说明，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集聚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
（一）区域创新的需求
创新需求的产生和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成正相关。经济发达带来了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并对产品的差别化和更新换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出于利润动机或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样会对中间产品提出多元化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公众和企业的这种多元化需求会因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细化与深化，对产品的差别化需求倾向也会不断增强，从而从需求方面刺激区域创新的产生。
形成区域创新需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集聚，集聚经济能够产生多元化的需求，在相同或相近的收入水平下，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会产生比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更多的“高端需求”。比如，一些高档的音乐厅、博物馆等只能出现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就是因为大量的人口集聚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化的需求才能满足这些“阳春白雪”式的供给的存在。同样，也才能给一些暂时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创新产品”提供生存的市场条件。
（二）区域创新的供给
发达的经济和集聚经济存在同样也是区域创新的供给条件。集聚经济包括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两种，其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实现收益的递增，通过多样性的人才和知识的交流、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外部性形成创新。
不仅如此，通过集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所形成的外部效应，还可以起到刺激竞争、聚集要素和促进创新扩散的作用，从而保证区域创新的供给。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表明，只有在集聚经济的环境下，才能形成相对完整且具有多样性的创新系统，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和其他各类服务机构，从而为创新刺激竞争。集聚经济将企业置于更为激烈竞争的环境当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汇集了众多的竞争对手使企业时刻感受到一种“竞争威胁”，这种“竞争威胁”刺激着企业进行创新性研究和开发，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动力。
聚集要素。聚集经济同时也促进了各种要素的聚集，使企业更容易发现创新技术所需的基本要素，降低创新的风险，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主要体现在：一是吸引资本。实现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裕的资本，企业在某一空间的大量集聚必然吸引资本大量流入，形成充裕的创新资本供给。二是信息共享和知识外溢。聚集经济中的各行为主体处在丰富的信息源中，这种环境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和学习的加强，并且使得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更顺畅。处在同一产业集群或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往往具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彼此之间有高度关联，这为其采取外部知识吸纳的方式来进行创新创造了低交易成本、高协同的独特优势，并且可以充分利用与教育研究机构、财经和其他商业机构等社会资源在地理上的邻近性提高创新过程的效率。三是共享劳动力资源。产业集群和城市集聚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同类企业区位上的邻近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市场），实现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和快速流动，促进创新的形成。
加速创新的扩散。“知识传过街道和走廊要比穿过高山和大海容易得多”。
集聚经济中各行为主体因地域的接近、交往的频繁、亲友的情缘等因素形成和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学习与交流的交易费用，降低了集群区域内企业创新的壁垒，加强了集群中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创新知识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更容易扩散。集聚经济的形成保证了创新的供给，集聚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又促进了创新的专业化和多元化。而对于一个开放的区域来说，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又加速了整个进程，三者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集聚和创新，从而实现累积循环效应。
三、政府的推动
多元化的需求与集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来促进创新的，这种市场性的拉动是基础性的。然而，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和创新活动本身的特性要求政府在区域创新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创新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产业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这种高投入、高风险是一般企业或金融机构所不能承担的，因此创新需要政府相关政策及资金的支持。同时，创新的公共品性质及其外部性也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适当管制，知识溢出效应使企业获取新知识变得廉价和容易。率先创新者因不能获得正常的回报，导致一些企业不愿意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希望通过“搭便车”获取利益，这会挫伤率先创新者的积极性。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相关的保护政策和政策资金，并创造条件扶持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科研机构及跨国公司进行研究与开发合作创新，这对提高企业研究与开发需求规模及创新需求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创新机制，打造中国的创新中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心。但增长中心不一定就是创新中心，要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自主创新的轨道，首先需要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打造成为创新中心。而在沿海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地区是最具条件首先成为中国的区域创新中心的。这不仅因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中国各地区的前列，而且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和城市化集聚的程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程度也是全国最高的。这些都为区域创新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同时，长三角区域的多个城市都已经着手建设创新型城市，建立了区域创新的合作机制（如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等），设置了相关机构（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由此可见，无论就经济基础还是政策环境来看，将长三角地区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打造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相比于其他区域都更具优势。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推进经济和要素的集聚，推进城市化，打造城市带
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城市化集聚两种，集聚的结果分别体现为产业集群和城市带。推动要素集聚，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推进城市化，将会大大促使创新的产生。
产业集聚过程中大量相关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使得近距离观察和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大大增加，与其他企业协调进行创新试验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形成创新的良好氛围，而集群内竞争的加剧也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
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上海已形成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包括宝山区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嘉定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山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浦东、松江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等；浙江则形成了以“小商品”为主的产业集群，嘉善木业、海宁皮革服装、萧绍平原的化纤纺织、慈溪家电、嵊州领带、余姚塑料和宁波服装等都是浙江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集群，其产业配套和集聚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
虽然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长三角已形成的产业集群“低、小、散”现象突出，这不利于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集群化水平，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提升产业集群档次，通过集群内的交流与合作促使更多的技术、市场和组织创新的出现。
城市带或都市圈的出现是要素不断在空间集聚的结果，这种集聚促进了多元化的知识和文化的交流，带动了不同类型人才的集中，从而构成区域创新的动力源泉，影响着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的经济发展进程。推动城市群建设，合理确定群内所含城市的功能分工，对城市群内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战略性重组以获得整体上的规模效应，有利于生产要素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从而促进创新的产生。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是目前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为打造中国的创新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建设，以此带动区域创新，可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明确城市功能，促进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第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城市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和多元化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创新多发生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区域。国际化有利于国外文化技术的流入，国外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将对国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使更高程度的多元化，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着创新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长三角区域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长三角进出口贸易首次双双高于珠三角地区，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从外贸依存度来看，2004年长三角的外贸依存度（出口总额/GDP）为59.9%，而珠三角地区外贸依存度接近长三角的两倍，达到112.6%。可见，仅就对外贸易而言，长三角地区还有巨大的开放空间。在投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正从珠三角地区向长三角地区转移。2004年，长三角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高于珠三角地区（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7.5%和34.6%，珠三角分别为27.7%和16.5%）。伴随着投资进入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些都包含了大量企业进行原始创新、集合创新所需要的元素，直接的对外技术贸易则可以促使企业走上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之路。
三、鼓励要素流动，加快推动一体化进程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商品及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更多种组合的可能性，从而促使创新的产生。
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实施一体化的政策，将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一体化促进了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市场带来了需求的多元化，且催生了更具实力的大企业的出现（这些大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从而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激发了创新。一体化的大市场也刺激了小厂商创新的积极性，并通过积极寻求与其他厂商的合作来实现创新。此外，一体化意味着无障碍的人才流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的相互协作建立了创新的人才基础，技术交易市场的一体化使得新技术扩散和进入应用过程更加迅速。
长三角一体化速度比较快，程度不断提高。但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很多问题都显现出来，构成进一步一体化的障碍，也成为长三角区域创新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城市发展规划及公共管理的非一体化，产业结构趋同，商品、要素及服务市场的非一体化等方面，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曹明园，2006）。总之，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更加自由的要素流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而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依靠制度创新来实现。
四、深化产业分工
由于发展条件、发展基础及发展机遇的相似，长三角存在严重的低水平产品同构与产业同构问题，这为长三角创新能力的培养带来障碍。产品同构与产业同构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较弱，跨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难以展开，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造成区域市场的分割与破碎，这些都与创新所要求的一体化及多元化相悖。深化产业分工，合理确定长三角两省一市产业发展目标，实现错位发展，才能为长三角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