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小说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由于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丰富的词汇、严密的语法结构和极强的表现力，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不容违反的艺术规律，而且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语境，自己的风土人情、思维方式和生存习惯，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作，不能随意发挥，因此，我们要求译文准确、严谨，合乎规范，译文所传达的信息内容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作为一门艺术，文学翻译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不是语法加字典、剪刀加浆糊的简单的技术性工作，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含，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原作的精神和风采。文学翻译作品，说到底是翻译艺术生成的最终体现，是译者翻译思想、文学修养和审美追求的艺术结晶。因此，我们应当尊重译者的创造性劳动，避免译文的死板生硬，在原文的限定下，还应体现译者的风格，而且力求语言流畅自然，容易理解，无论是主张“异化”还是“归化”，都应尽量避免翻译腔。
浙籍作家在小说翻译领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总结浙籍作家在小说领域的翻译实践和艺术技巧的得失，对于提高翻译质量，探讨翻译艺术，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浙江小说翻译回顾
浙江的小说翻译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其译者便是署名为“蠡勺居士”的浙江人士蒋其章。
在林译世界文学名着中，由浙江译者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者即达数十种，其中包括英美文学名着就有英国着名小说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英国着名小说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英国着名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以及美国着名小说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等。
就小说翻译而言，浙江译者魏易不仅翻译了第一部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而且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也是第一次由浙江译者沈祖芬翻译的（书名被译为《绝岛漂流记》）。
吴所翻译的俄罗斯作家溪崖霍夫（契诃夫）的《黑衣教士》、莱门忒甫（莱蒙托夫）的《银钮碑》、戈历机（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等作品，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为着名的一些小说家的作品，鲁迅和周作人1909年合作选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同样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的成就。《域外小说集》体现了周氏兄弟在翻译观念和翻译技巧上对前人的大胆的突破。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也正是在此之后逐渐成型的。
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茅盾所翻译的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魏易独自翻译的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等，都是外国翻译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
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尤为突出，钱玄同盛赞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中开了新纪元”。除了《域外小说集》、《卖火柴的女儿》、《皇帝的新装》，还有《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都是出自周作人的译笔。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傅东华、夏衍、郁达夫、王鲁彦、毕修勺、楼适夷、徐迟、许天虹、冯亦代、黄源、林淡秋等翻译家的成就，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成就。
夏衍所翻译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1930），作为第一部中文译本，为高尔基及其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傅东华所翻译的《飘》，广泛传播，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国从畅销书行列进入了世界文学名着的殿堂。傅东华在翻译过程中，主张“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他在《飘》的翻译中，从文化、语言、叙事结构等方面竭力采用“归化”
原则，行文优美流畅、轻新自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的前十七年，身在浙江或附近地区的施蛰存、李民、草婴、丰子恺、吕漠野、陈学昭、唐、宋兆霖、翁本泽、郁飞等翻译家在小说翻译方面，成就斐然。在外地工作的朱维之、叶水夫、梁实秋、罗大冈、赵萝蕤、王仲年、施咸荣、赵少侯、胡仲持、赵瑞蕻、万紫等浙籍着名的翻译家，也在小说翻译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理应在浙江翻译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如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完成的全译本，译文的通顺流利，一直备受推崇，广泛流传。
叶水夫翻译的《青年近卫军》，严谨准确，是一部充满浪漫气息、具有偶像风格的作品，感染了好几代中国青年。
而施蛰存翻译的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长篇小说《轭下》，代表了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
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
进入新时期，浙江的小说翻译展开了新的一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兆霖、朱炯强、郭建中、沈念驹、毛华奋、姚暨荣、郑达华、文敏等，都在小说翻译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浙江新时期小说翻译成就突出表现在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世界经典名着的翻译，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代表的当代世界名着的翻译等方面。
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是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浙江翻译家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群体力量的优势，宋兆霖、沈念驹等浙江译家主编或参加翻译了近十套“世界文豪全集”，其中在宋兆霖主编的14卷本《索尔·贝娄全集》、10卷本《勃朗特两姐妹全集》，32卷本《狄更斯全集》中，主要成就是小说。沈念驹、吴笛主编的10卷本《普希金全集》中，也是一卷普希金的小说卷；沈念驹主编的7卷本《果戈理全集》、《契诃夫全集》以及裘柱常领衔翻译的12卷本《杰克·伦敦文集》等，也主要以小说为主要形式。在外地工作的浙江翻译家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10卷）等，也是这一时期浙江翻译小说的重要成就。
世界经典名着的翻译主要有宋兆霖主编的《经典印象》，宋兆霖、沈念驹、吴笛等组织和翻译的《外国文学名着精品丛书》、以及吴笛主编的《世界中篇小说名着精品》等。《经典印象》共出版50多种，基本上是以小说为主，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着精品丛书》，主要翻译的是外国经典长篇小说，以精装本和普及本的形式出版了数十种，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低谷时期，引起了轰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世界中篇小说名着精品》共有10本，除主编吴笛外，沈念驹、陈才宇等浙江译家参与了翻译工作。
跨入21世纪以来，在经典名着翻译方面，逐渐扩大到对现当代外国作家的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中，以小说为形式的，主要有毛信德、钟仲南在1981年就选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小说选》、毛信德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卷》，宋兆霖选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等。这些作品，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我国的认知、为我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21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的作品，有不少是经过浙江译家翻译的。其中文敏的翻译成就尤为令人瞩目。如文敏的翻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库切的小说，准确流畅，深受好评。陈才宇、刘新民合作翻译的英国诺贝尔获奖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等小说，也广受欢迎。
第二节 小说翻译艺术的演变与发展
经过浙江几代小说译家的不懈追求，在小说翻译艺术方面，不断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正因为小说翻译艺术的特性，对词语的准确性，不可能像自然科学或政治、军事、外交文献那样字字对应，容不得主观性的理解，即使在理解方面出现少许偏差，也不会对原文造成本质性的影响，更不会像1945年日本首相铃木对待波茨坦公告所作的评论中的“默杀”（Mokusatsu）一词的翻译，一字之差，从而造成可悲的后果，所以，对于小说翻译的技巧，自从小说翻译开始以来，各位译者都在进行科学的探讨，有着一个明晰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首先，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关注情节内容向关注词语选择的演变。
在最初翻译外国小说时，译者往往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很多作品所译介的只是故事梗概，所强调的是作品情节的完整性，所以，译者往往对文字随意增删，尤其对景物描写或心理刻画等描述性的语言不太关注，随意删节。这种现象主要流行在清末民初。
而且，基本上是采用文言文来进行翻译的。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是语言艺术，作品的故事梗概终究代替不了作品本身。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些译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小说语言的艺术表达。
以英国作家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为例，最早杭州译者沈祖芬翻译时，采用的是文言文意译，大多数译文是对英文原文的改写，所关注的是其基本的故事情节。而到了2006年再版的郭建中的译本中，从语言风格的把握、具体词语的斟酌、翻译技巧的运用、译学思想的体现等多个方面来说，都达到了理想的境界。
其次，小说翻译在兴起之初经历了从文言文意译到白话文直译的转变。
随着西方文化逐渐被我国所接受，对译文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鲁迅先生的直译理论出现以后，文言文意译逐渐被白话直译所取代。如吴所翻译的小说，基本上用白话翻译，译文也相当流畅。由于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方小说文字贴近生活，语言简洁生动，所以，采用直译的方式，遵从原文的结构和表述，无须太多的转换，便能传达原文的风格和内容，于是，白话直译逐渐成为主流，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这种从文言文意译向白话直译的转换，无疑具有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意义，为“五四”以及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纯正的白话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则，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归化”-“异化”的游移到“归化”-“异化”的和谐结合。
“归化”和“异化”这个问题，并不像国内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外国学界近年才掀起的话题。其实，在我国很早就涉及这一话题。鲁迅应该是最早以敏锐的感悟力提及并论述这一命题的中国作家。鲁迅在谈到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时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在此处明确提出了“归化”和“异化”（即“保存洋气”）的问题。鲁迅先生极力主张直译，即“异化”翻译，在他的译笔之下，译语带有洋味和异国情调。为什么追求“异化”呢？鲁迅曾经明确作了解释：“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外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然而，“异化”与“归化”究竟何种更好，并没有定论。即使有译家明确表明态度，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遵循。如郭建中在《鲁滨孙漂流记》的译序中，声称在译文的使用上，主张“归化”。但是，在具体的词语处理方面，“异化”色彩随处可见。譬如：He rise immediately，for he swam like a cork．（这个摩尔人像钓鱼竿上的软木浮子，一下子就浮出海面。——郭建中译）。
文学大师茅盾显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归化”与“异化”的结合，他说：“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他认为，文学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语言外形的变异，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领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引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有必要的。”
“归化”应该是在贴近原文、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归化”，“异化”也是应该建立在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语境并且被本民族读者所接受基础上的“异化”。离开了民族文化语境，翻译实际上是无从下手的。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在谈到语境的作用时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
譬如，在“Wall Street is a dog eat dog place.”这样的句子中，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译成“华尔街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而不应译为“华尔街是一个狗咬狗的地方”。因为，按字面意思，dog eat dog似乎应该“狗咬狗”，但是，在中文语境中，“狗咬狗”有相互揭短，比喻坏人之间互相攻击，与表现残酷激烈的竞争的含义是不相符的。将“狗”变成“人”，也就符合该句中所体现的华尔街残酷竞争的内涵了。
为了阐述自我国翻译文学产生以来，翻译艺术的探索和变革，我们现以《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一个段落，来比较各个时期译文的变化和发展。在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中，有这样的一个段落。
这是笛福的小说中描写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典型性格的段落。反映了主人公思想上的一次转变。
在1898年翻译、1902年出版的沈祖芬的译本《绝岛漂流记》中，找不到对应的段落。应该是被删除了。
在随后的林纾与曾宗巩1905年至1906年合译的版本中，这段文字翻译得尤为认真，尽管是文言文意译，但是与原文是基本对应的，也是较为忠实的：
悲戚之际，忽得新意，若力怯此悲怀，出诸心外，乃自责备其身，不复咎及造化矣。一日手一枪，遵海滨行。且行且思已事，颇郁郁，忽尔顿改其思想曰，尔固单独可悲，然而伴何有者。尔非十一人同下此小舟耶。此十人安在，彼乃弗生。尔独生焉。何不易地以观。尔胡德。乃得跳身于百死中，偷活于此。因指海自言曰，瘗身波涛，能愈此乎。天下被难之人须自念更有下于此者则此心当释吾今固不幸尤有不幸于吾者。
而到了20年代的严叔平的译本中，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译文开始使用白话文了，语言也开始变得清新自然了：正在悲哀，忽然又得了新思想，似乎把我的悲戚心肠，立刻赶出度外去，反而责备自己，不埋怨天道了。有一天，手里拿着一枝枪，沿着海边走去，一路走，一路自己打主意，心里很沉闷的；忽然转过念来，自问自心道：“你一个人孤单单的煞是可悲，但是你的同伴，都在哪里？你不是十一个人一块下小船的吗？这十个人现在在哪里呢？他们都死掉，你独自活着，你怎么不倒过来想想？你什么好德行，应该在百死之中跳出来，在这里偷着活命吗？”当时指着海自言自语道：“难道葬身在海浪中间，比我现在好吗？世界上被难的人，只要平了气望低一层想想，自然就心安了，我现在固然不幸，但是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呢，一比较亦就甘心了。
到了30年代，以徐霞村为代表的译本中，语言显得简洁流畅，尤其是善于将过分冗长的语句用简短的语句来进行翻译了：但是我每次想到这里，总立刻有些别的思想很快的跑到我的脑筋里来，阻止这些思想，责备我。特别有一天，当我正扛着枪，在海边散步，寻思着我目前的情形时，我的理智立刻向我解劝道：“对了，你这时情形非常孤寂。一点不假，但是请你想想，你们其余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们上小艇的不是十一个吗？那十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什么他们不被救，你不被淹死呢？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活命呢？活着好呢，还是死了好呢？”于是我向海面指去。当我们遇到祸事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它里面的福事，并且注意它后面的更不幸的事。
然而，任何事情都存有反复，到了40年代，译坛关于直译意译之争，也反映到译文上。李嫘的《鲁滨孙漂流记》的译本，意译的成分增强，删节的地方也显得过多：但同时又转一念，使我安慰。我走到海边去，就对自己说：“无论什么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试和同船的人比较一下。你虽然可怜，在这孤岛上生活，可是你们来的时候不是有十一个人吗？现在怎么只剩了你一人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救起，你却没有沉没呢？你难道愿意到海底去吗？还是愿意过过坦孤岛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滨孙漂流记》的翻译和流传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鲁滨孙漂流记》中所体现的进取精神被广大读者所认可和推崇，这部名着的翻译也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在为数不少的新译本中，上海译家黄杲和我省译家郭建中的译本最富有特色。以上一段文字，黄杲是这样翻译的： 然而，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总是马上就会有另一些想法来制止我、责备我；特别是有一天，我手里提着枪，走在海滩边上，闷闷不乐地想着自己目前的处境，这时，理智却同样来反问我了：“对，你的处境确实孤寂凄凉，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你们中间其他的人如今在哪儿呢？你们不是有十一个人进了舢板吗？其他十个人呢？为什么不是他们活了下来而你死掉呢？为什么独独让你活了下来？是待在这个地方好呢，还是待在他们那地方好？”说着，我的手向海上指了指。所以，考虑到所有坏事的时候，应当想到坏事中还有好事，还应当想到，坏事中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呢。
这段译文不仅紧扣原文，而且译笔流畅，也准确无误，流行版本徐霞村译本中所遗漏的“pensive”等重要词语也都完整地翻译出来了：“闷闷不乐地想着自己目前的处境。”（Ｉ was very pensive upon the Subject of my present Condition）该段的结尾的带有警句性质的一句，显然是采用“异化”手段，但是依然显得通畅易解。
最后我们来看看郭建中的译本中这个段落的翻译：可是，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立刻又有另一种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并责怪我不应有上述这些念头。特别是有一天，当我正带枪在海边漫步时，我思考着自己目前的处境。这时，理智从另一方面劝慰我：“的确，你目前形单影只，孑然一身，这是事实。可是，你不想想，你的那些同伴呢？他们到哪儿去了？你们一同上船时，不是有十一个人吗？那么，其他十个人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他们死了，惟独留下你一个人还活着呢？是在这孤岛上强呢，还是到他们那儿去好呢？”说到去他们那儿时，我用手指了指大海——“他们都已葬身大海了！我怎么不想想祸福相倚和祸不单行的道理呢？”在郭建中的译文中，更多的是采用“归化”的手法。“形单影只”、“孑然一身”、“葬身大海”、“祸不单行”等典型的汉化词语的运用，使得译文更符合中文习惯，也更有文采。“你不想想”（but pray remember）等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的运用，使得译文显得清新自然。而“我怎么不想想祸福相倚和祸不单行的道理呢？”（All Evills are to be consider'd with the Good that is in them，and with what worse attend sthem．）等语句的出色的翻译，更是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和译入语的优秀的表达能力。
小说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翻译。它不像科技翻译那样强调直译严谨，不像外交政论翻译那样强调绝对准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创造性叛逆”。小说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译者具有自觉的“创造性叛逆”的精神，但是，并不需要将这一精神无限扩展。因为随着人们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一些形成定论的观念也随之不断被颠覆和修改，但是，一时间被颠覆和修改的传统理论，在新的理论中的生命力也是不可忽略的。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依然显得非常客观和科学，“信达雅”实际上就是“归化”和“异化”的结合。“信”包涵着“异化”的成分，“达雅”则包涵着“归化”的成分。可见，翻译艺术也正是在不断的论争中，得以提高，得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