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复兴与人的观念变革
公元1453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在阿拉伯人的强大攻势下陷落，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的结束。君士坦丁堡陷落后，随着大量东罗马学者的著作及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涌入意大利等国家，欧洲的力量和精神，经过长达近千年的酝酿，终于以一种令人炫目的规模和速度冲天而起，一时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股历史巨浪的前峰就是14世纪—16世纪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策源地是被称为“近代欧洲的长子”的意大利。意大利民族是古罗马的后裔，大希腊的组成部分，历来有重视古典文化的传统。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又使它处于东西方贸易的要冲，十字军的多次东征使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大发其财。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逐渐掌握了城市的政治权力，并要求获得自由。这时，自由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保持城市共和国的独立，防止教会和君主对其的侵犯；二是保持城市共和国中公民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平等权利，这种平等使每一个人都可能出人头地，获得成功。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在近东广设殖民地，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市场的扩大要求意大利人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要求体制创新，于是在14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佛罗伦萨的毛制品工场中，生产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世纪的学徒和师傅的关系被工场主和雇工取代，每个雇工只完成某个工序，不再参加生产的全过程。仅加工成半成品的呢绒，就有25～26个工序。和毛织工业有关联的包括作坊主、代理商、染匠、漂洗师、织工、纺工，囊括了佛罗伦萨社会最高层到最底层的人们。作坊主提供资本，代理商管理着日常生产，在工场中由雇工完成梳洗，纺纱则由城市郊区的家庭女工完成，纺成的毛纱交给织工作坊，织成的粗呢又交给漂洗作坊。生产体制的变革要求劳动力性质的变化，农奴制在城市中被废除，自由劳动力阶层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威尼斯成为“欧洲的珍宝箱”，热那亚的玻璃及手工业制品远销大半个世界。意大利的经济变革带来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从因循守旧到渴望冒险，从期望上帝降恩到企图获得利润，从禁锢到自由。
十字军东征之后，在物欲横流、价值混乱的变化面前，许多教会和教士再也不能恪守上帝的规则。在卜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中记载了很多教皇如何买卖圣职、谋财害命，教士如何污人妻女、腐化堕落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这些上帝的使者都放荡不羁，那么世俗人等何罪之有？14世纪上半叶，教皇克雷门斯六世提出“免罪令”，即用金钱可向教皇购买免罪令，以避免来世的炼狱之苦。这件事标志着把财富视为罪恶的基督教观念开始瓦解。经院哲学关于赚钱有害的观念不能满足新兴的商人阶层的要求，商人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文化，于是他们又返回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同灰暗、禁锢的中世纪文化相对照，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是自由和美的象征。当时，许多青年离开家庭走向社会，许多教士放弃祈祷，他们的口号是：“我去把死人唤醒！”这种对亡灵的热情呼唤，并不是返回古代，而是要通过古人将自己的灵魂唤醒，从教会专制和封建桎梏下解放自己。
文艺复兴的原义是再生，即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通过十字军远征，西欧人重新发现了“罗马法”，骑士们从拜占庭将大量希腊手稿带回西欧，这里面有戏剧、诗歌，还有柏拉图、西塞罗、第欧根尼等的哲学著作。学者们为翻译、研究、传播这些著作，使抄书成为一种报酬优厚的职业。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被特别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其余的人仅仅被叫做抄写手。于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诗歌在昏睡了一千年之后复活了，它们给当时的思想家们一种有别于中世纪精神的眼光，这就是人文主义。
就广义而论，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著作中的人的价值。这个名词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词来表达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希腊人热爱人体美、热爱大自然，崇尚理性和自由的精神；罗马人的英雄主义和政治活动力，都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心驰神往。他们创造了“中世纪”这个概念，以证明公元410年罗马陷落以来的历史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一个介于光辉的古典时代和他们所处时代的辉煌之间的一个时期。
他们恢复了西塞罗“真正的人”的概念。西塞罗在谈及教育问题时，提出教育的宗旨不仅仅是培养出一个具有一定范围的技能的人，甚至不仅仅是培养出一个具备所有美德和“精神正常状况”的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那种“比其余美德更好”的“唯一美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同人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因此人有责任以追寻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理想。而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明确指出，追求美德或人的全面杰出，这个概念是依据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希望达到什么样的傲慢和错误的看法而来的。奥古斯丁论证说，即使人达到某种美德状态，这只能归功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人的本质是堕落的，人生活的条件本质上是罪恶的。1341年，被称为“第一个近代人”的彼特拉克在罗马被授予“最伟大的诗人和历史学家”的荣誉，在获奖答辞中，他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彼特拉克的回答显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关注的重点是人的现世生活，财富、美和感官的满足，而不是天堂和地狱的来世，也不是作为拯救或舍弃对象的人。
皮科·米朗多拉（1463—1494），一个才华横溢和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这样歌颂人的伟大：
上帝认定人是本性不定的生物，并赐给他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又对他说：“亚当，我们既不曾给你的固定的居处，亦不曾给你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规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交与你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你本性的界限。我们把你安置在世界中心，使你从此地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堂，又不属于地上，使你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使你好像是自己的塑造者，既有自由选择，又有光荣，能将你自己造成你所喜欢的任何模样。你能够沦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即沦为畜生，并能够凭你的灵魂的判断再转生为高级的形式，即神圣的形式。
在上述论述中包含着这样的论点：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可以说是有能力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的。这种论断是奥古斯丁无法接受的，因为将命运神化必然要否定上帝的仁慈力量。而在古希腊，命运是主宰人世的基本力量。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在恢复命运的同时也恢复了人的自信，他们认定人具有与命运抗争、疏导并战胜命运，以及在某种程度成为命运主人的能力。一方面，每一个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好运或厄运负责，另一方面，只要自己坚持人的美德，即便命运与人作对，人也能够达到荣耀的最高顶端。人是有价值的，人的活动是有价值的，人的创造物同样是有价值的。劳动作为赎罪之路在这里已经转化为人本身的抗争命运之路，如果不艰苦劳动，不在艰巨的有男子汉气概的劳动中进行努力，人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荣誉和尊严。这也许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描绘的特来美修道院，为这个社会树立了一个理想国的样板。这个修道院没有围墙，人们来去自由；有男有女，可以结婚；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动念，就什么时候喝酒、工作、睡觉；这里人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会五六种语言，能读会写，能弹会唱，勇武知理；人人都追求财富，并把财富当做实现人的价值的基本手段。修道院的院规只有一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诚如瑞士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与对外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
这种“精神的个体”在理论上的典型，表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中。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曾在共和国政府中任过多种职务。多年的政治实践形成了他的政治学理论，从而使他成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天生就追求于己有利的东西，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过程。人一旦停止了对欲望的追求，也就终止了生命。人所要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两样，即财富和权力。财富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而且对人们的行动有重大影响。他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失去遗产快得多。然而，权力和财富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听任人的欲望，就必然会导致分裂和战争。所以必须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保障每个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财产，争取更多的世俗幸福。
为了国家和法律，统治者必须握有权力。而握有权力的人，不必是道德高尚的人，也不必是上帝的特殊代表。因为道德和正义既不是政治行为的标准，也不是政治追求的目标，而宗教的价值标准是谦卑、忍耐、顺从，不重现世而重来世，这些与政治实践格格不入。权力本身就是目的，统治者必须是理智的化身：
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的听之任之。
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君主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来说，马基雅维利的重要性在于其开创了一种研究传统。马基雅维利对人的研究不受任何宗教教义和伦理信条的束缚，他把理性从天上移到了人间，并用于解决世俗问题，同时人本身又是冷静理性和热切欲望的结合体。这是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个人的第一个抽象形象——政治人。在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完成了资产阶级个人的另一个抽象形象——经济人。亚当·斯密的方法同马基雅维利如出一辙。
文艺复兴引发了人们思想和社会行为的重大变化。例如，在中世纪虽然婚姻不完全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节欲和独身总是被认为更高尚；而现在婚姻和爱情已被看做是神圣和美妙的。在中世纪贫困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富的价值，靠他人施舍过活被认为要优于靠自己劳动过活；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不是更有伦理价值的，恰恰相反，那种从自己的创造中获得生活资料，从而过一种正直、快乐的生活，才是更合乎道德的。在中世纪盲目服从被看成是一种美德；而现在盲目服从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而自由也被认为是神圣的了。
然而，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对教会是尊敬的，他们大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对教会的种种攻击，严格说来，是一种“洗刷” ——洗去蒙于其上的污垢，教会依然灿烂辉煌。因此他们常常一方面对某个教皇或教士的恶行大肆攻击，一方面又在原则上重申对教会及教皇的赤胆忠心。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又为某种界限所束缚，冲破这种界限的伟大运动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