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会名流(1)

［人物］吴建民 着名外交家——见证中国外交史

采访吴建民先生在我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因为采访法属圭亚那知名侨商郭胜华，郭先生对吴建民先生有至高的敬意，因为有一段时间郭先生受到当地的压力很大，几乎坐牢，更有一位当地居民因为不轨行为在中国侨商店铺里被女孩自卫误杀之后，引发了中国侨商为求正义而罢市的事件，种族冲突的大问题一触即发，正是中国驻法使馆紧急出手相帮，甚至不分日夜守候电话机旁了解事情进展，等候祖国指示，协助他们化解危机，让郭先生等侨商化险为夷，让当地中法居民的关系走向正常，郭先生提起祖国提起使馆和吴建民大使至今仍会泪水长流，没想到在祖国外交大事的繁忙中能给他一介平民那么大的帮助。那是第一次感受到吴建民大使的温暖和力量，这温暖和力量让他分明地感受到祖国！

研读吴大使的过往，你会发现中法之间的“蜜月”是吴建民大使创造的，吴大使常说成事在人，人的因素能有多大呢？在中法关系中您一定找得到答案：在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的五年间，中国在法国成立了中国文化馆，使馆内常常举行中国文化活动，2003年中法文化年成功举办，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首次披上了中国红，江泽民和希拉克互访并在各自的家乡举办家宴，这是何等的亲密关系？怎么能将两个国家的关系推动到如此之近？怎么能在国与国之间加入如此多的人性，让她变得如此柔软可亲？

那需要多少细节？！多少故事？！多少创意？！多少聪明？！多少努力？！多少积累？！

吴建民，1939年3月30日出生于重庆，汉族，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尤其善于交流沟通。他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推介给国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吴建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分配到外交部。历任外交部翻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2003年，希拉克总统授予吴建民“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2003年7月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2003年12月12日国际展览局主席。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采访时间：2008年3月30日

采访地点：杭州

精彩对话：

我们采访的这一天是吴建民的第69个生日。六十九年前——1939年3月30日，吴建民出生在重庆。后来随家人回到了江苏南京。1955年吴建民高中毕业，本来想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是班主任却建议他试试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一试从此便改变了吴建民的人生。四年之后，吴建民以每科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从法语专业毕业，被外交部挑走。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些未来的翻译家又回到北京外语学院，在“高级翻译班”再读三年。但是一年半后，1961年吴建民又被共青团中央看中，被派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65年，吴建民被外交部召回北京，开始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

采访当天刚巧是吴建民先生69周岁生日。

程程（以下简称为程）：您给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都曾经做过翻译，那段经历应该对后来您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吧？

吴建民（以下简称为吴）：那当然。

程：谁给您的影响最大？

吴：我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周总理，因为我们的接触相对来讲多一些。

总理有一次在谈话的时候问我“诺曼底登陆是1944年几月几号”，我一下说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司长韩叙在旁边也没说出来。但他过一会儿就走开了，没多久回来对总理说他刚才打电话问了，是1944年6月6日。总理马上表扬了韩叙的不懂就问。“一个人哪能什么都懂，不懂就问，学识才能增长。”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当时就想回去要查一查诺曼底登陆怎么回事，知识就是靠平时不断积累的。

总理还非常尊重外宾，大国小国在总理眼里是平等的。总理的做法基本上是中方人到齐之后，才请外宾。有一次，一个同志跑来报告总理说“中方到齐了，我现在叫外宾吧？”我见总理眼一瞪，“什么‘叫’，是‘请’！”这只是一字之差，我当时二十几岁，不懂有多大差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懂了。

“叫”是上对下的，而“请”是把人置于平等地位的。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不能瞧不起别人，很多小事情就会表现出来。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建民马上就入选为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之后，他又到多个国家出任外交职务。1991年-1994年他又回到北京，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

程：在您的外交生涯当中，有许多国际性的事件对您来说一定印象深刻，对国家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吴：当然。作为外交官，我是参与到事件当中的，必然印象深刻。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去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为1989年美国对我们进行制裁，制裁其中一条就是“不来往”。

但是后来克林顿总统意识到不跟中国这个大国打交道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多边。

亚太经合组织刚刚成立，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请大家都来。江主席那次去是参加多边会议，但是最重要的活动是克林顿和江泽民会见。去之前当然就需要做些铺垫，这就要发挥媒体的重要性。当时很多家媒体纷纷来找我，那时候我是司长，他们希望我帮忙安排江主席在去之前接受他们的单独采访。我当时就得选择，后来考虑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比较好，我就派人跟他谈条件：第一，如果接受采访，得黄金时段播出。第二，全文播出，不得删改，而且要播出若干次。这些条件都同意了，我们就通过外交部写了个报告给江主席。

有一天我在新闻司，江主席亲自打电话来，这是江主席的作风，“一竿子插到底”。主席问为什么安排CNN 记者Mike Chinoy 来采访。我就跟江主席说，我们要选择最有影响的媒体，Mike是CNN驻北京站的站长，过去采访过若干国家领导人，而且了解过这个人做事还是比较严肃的，答应的事都能做到。后来江主席就同意了采访，播出来效果也很好。

1989年之后美国对我们制裁，现在江泽民跟克林顿在美国会晤了，媒体的报道在美国的CNN黄金时段播出了江泽民的谈话，先前的制裁就自然没有效了，这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在世界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期间，吴建民还在1993年随同北京申奥代表团前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为北京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担任新闻发言人。

程：2008年的奥运会能够在中国召开，我觉得和您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咱们的2000年申奥，您在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新闻发言人了。那次“申奥”，我们是43票，只以两票之差落败给了悉尼。您觉得当时落败的原因是什么？

吴：落败原因有必然也有偶然。当时西方世界有一股比较强的，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势力，包括政界一些人士公开出面，他们的偏见非常深，觉得不能把奥运会给中国，这是一种必然的原因。从大的形势上来看，外交环境对我们存在着不利的因素还是偶然的因素。有两个本来答应投我们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没有参加。在投票的头一天晚上，我们的竞争对手请他们吃了顿饭，给他们一人一张支票，结果就变了。2000年申办失败之后，很多人觉得2004年的奥运会我们可以接着申办。我感到大家的一种情绪是觉得2000年那次没给中国，有一点说不过去，有一点负罪感，如果说马上申办2004年，就觉得中国人好像很容易申办，但事实是拖一段时间就为2001年7月13日这个“大胜”创造了条件。

程：“大胜”的那一天您在巴黎？

吴：我在巴黎，但是巴黎同时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程：那时候您觉得巴黎人输得心服口服吗？

吴：他们那个时候很自信，认为肯定是巴黎，不会是北京。巴黎大区的主席搞了一场午餐招待会，在现场实况播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的情况，香槟酒什么的都准备好了。他当时把竞争对手中国的代表也请了，他们以为我不会去，但是当时我的一个判断：中国会胜的。

程：当时之前您就有预感了？

吴：因为搞外交经历很多事情之后会慢慢形成一种判断。我当时相当有把握，我一出现在午餐会的会场之后，他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觉得很尴尬。我说你们胜了我来祝贺你，中国人落落大方，而我们胜了你来祝贺我，他们只好说“对”。刚宣布结果的时候，法国人沉寂了一阵，后来过了一分钟、一分半钟、两分钟，缓过来之后才慢慢向我祝贺。

程：对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出现的一些“噪音”，您怎么看？

吴：这个时候中国人要有个判断。我看到有些报纸说世界对中国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中国人要应对。但是全世界都对中国这样吗？我才不相信。

中国人一定要分清楚沉默的大多数和喧嚣的少数。是有些人不满意这样那样，但是全世界66亿人，占到的肯定不及1%。当然他们嗓门比较大，以致大家都听得见。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奥运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办好它是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要有信心。

我搞了这么多年外交，全世界的好人还是居多数的。

1998-2003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合国特命全权大使。其间他致力于推动中法两国间的关系，向法国介绍中国的文化。在他的任期内，中国在法国成立了中国文化馆，另外还常在使馆内举行一些中国文化活动。

2003年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也和吴建民的努力分不开，在文化年期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首次披上了中国红。

程：咱们的外交家说起国家之间的交往，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可以侃侃而谈，您自己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吴：外交官也是人，我的爱人原来是在卢森堡当大使的，后来我可能要去法国，关于她的去留征求她自己的意见。她比较顾大局，说我去法国参加那么多晚宴，女主人也不能借一个啊。她很支持我，尽管因此她外交的官衔下降了，但事实证明她去了以后对工作也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都是搞外交工作的，晚上回来总要散个步，即使凌晨一点了也照旧散步，这是我们的习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户外活动，有时一个星期要抽时间游一次泳。

每天工作早上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使馆里的主要外交官召集起来听新闻。我给年轻的外交官提了这样一个要求：过去二十四小时世界什么大事，中国什么大事，法国什么大事，十分钟之内把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各方面广泛搜集的三件大事讲出来。开始的时候，年轻的外交官不仔细看报纸，事件也记不清楚。这些青年人就得逼一逼。后来慢慢地，他们讲新闻的时候概括起来就很清晰了。

在驻法使馆我提两个要求：第一条，工作在前任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第二条，培养一些人。我就是用“十分钟”这个办法来培养人的。包括我对我们的厨师也要求很高，法国巴黎有几千家中国餐馆，如果我这里的厨师做得不行，我请客人来使馆里吃饭就没吸引力了。

2003年6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并授予他“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此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两国人相互了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离任法国大使之后，吴建民回到国内出任外交学院院长。

吴：我在外交学院开办了一门交流学。要达到目的首先要让人了解你，这就得靠交流。坐下来谈是一种办法，招待会上打招呼，这也给人产生印象。

比如说“上次你访华之前我们见过面”，“你还记得我吗”这些都是在交流感情。如果更有细节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朋友就可以做得很久。

我讲交流学的原则是把“敬”放在第一位，尊敬的“敬”。人家希望得到尊重，一见面，能够叫出人家的名字就是一种莫大的尊重。原来有位驻美国大使，他的功课就做得非常好，他会把会见的人的名片放在桌上，每一张名片上写一些文字，注明这个人在什么时候见了他，谈了什么问题。另外一位同志，国务院新闻办原来的主任，他也很厉害，每次会见回来都要做一些笔录，笔录卡片就有一立柜。外交是为国家交朋友，但是是通过人来做的。张三去，人家很喜欢，李四去，人家很讨厌，都是中国人，都是外交官，这点必须要研究。

人和人之间的外交非常微妙，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大家都心里有数。

程：说到这儿，您一直在夸别人，我很想问问您，其实您自己也是很着名的外交家，在您的记忆当中您记得多少人的名字？

吴：记名字这方面我要下功夫去记能记住，但是有的时候见的人实在太多，也记不住，我在个人形象的记忆方面比较强，我爱人记名字的本事特别强，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