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8年8月
采访地点：杭州萧山
精彩对话：
讨厌他的人说他是“流氓”教授，而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最敢说真话的人”——这就是郎咸平，中国当前最有个性、最有争议，最火爆的经济学家。
中国台湾出生，美国求学，中国香港任教，最后郎咸平却在大陆成了名。52岁的他，如今已经当了爷爷，但仍然不改张扬的个性。
2002年，郎咸平以“骂”出名。从德隆到海尔，从TCL到格林柯尔，被他“骂”过的，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
2008年，浙江数万中小企业遭遇了寒冬，浙江制造业面临困境。郎教授认为，这跟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情况直接相关。所谓的“二元”，一个是过热的政府工程，一个是过冷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经济。
程程（以下简称程）：为什么会有“二元经济”这样的情况？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浙江以温州为例，有30万家企业，目前大概有问题的就有4万家，停工半停工的现象都出来了。这些企业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企业家根本不想干了。而且是把门给关了，皮包拿走了，人再也不回来了。
但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温州有，也不是简单的浙江现象，而是全中国的一个“二元经济”的问题。这“二元经济”里制造业是一大块，另外百分之三十几大概是政府工程，比如你们看到的什么大桥啊，高架啊，房地产啊，这是一块。
这两块“二元经济”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特色。
浙江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2008年7月28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长吕祖善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我省经济回落过快，相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并希望在上半年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基础上，下半年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实行有关税收缓征或者减免，以此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程：现在我们的态度非常积极，省政府也在积极地想办法，怎么样帮中小企业度过难关。比如说把民间资本集中起来，允许中小企业在这里获得贷款，您觉得这是好办法吗？
郎：如果2007年就做会更好。今天浙江企业的问题已经不是融资的问题了，而是在整条产业链的定位上。也就是说浙江以制造为主的行业，2008年的净利润率会从2007年的接近2%左右跌到负的。这已经让企业家缺乏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了，如果再继续做下去的话，是做多久赔多久，这就是目前浙江企业界的现状。我认为目前我们所归纳的方法，包括用融资来帮助他们，都不太到位。你怎么能帮助他从负的利润率转成正的利润率呢？如果是负的利润率的话，你税收的减免都对他没有帮助，他利润都是负的，根本就不用交税了，你税收再低，变到零，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程：那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到位一些呢？
郎：我就提出一个中医的理念。比如这个病人得了肝病，肝炎，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要用“大凉”来治他。“大凉”就是目前的宏观调控。但是“一刀切”的宏调就把他搞惨了，因为他体质不行，所以要“温补”。什么叫“温补”呢？就是把他体质固本培元之后，你再用“大凉”。现在是政府要做“温补”的时候了。
那怎么做“温补”呢？我们的政府首先要解决二元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把资源，从修桥铺路这方面的资源，要转到民营经济去，给他们更好的生存空间。你要用各种的办法，包括我讲的，除了你目前做的治标的方法之外，包括税收、融资，你都要亲力亲为到每家企业去帮他解决困难。一定要这么做，这就是“温补”。
把企业自身的问题解决之后，浙江省的经济才能稳定地向前发展。也就是说，过热的部门你要压，你要减少过度的投资，把资源从过热的政府建设工程这方面过热的部门转到70%的民营经济去。
企业要渡过这次寒冬，郎教授寄厚望于政府。而更重要的，就是依照郎咸平持有的“6＋1”的产业链理论，让制造业不仅仅只赚制造的这点钱。
程：那你觉得浙江的制造业现状如何？
郎：成熟的制造业我感觉应该是一个“6＋1”的模式。但现在浙江的制造业，就像“6＋1”中的“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这六块都有。但是没有高效整合，是分开的，你做物流，我做批发，他做零售，另一个做产品设计，目前就是这种现况。所以我们说要产业升级。
要怎么升级？我们要学习欧美“6＋1”的产业链，把这些整条产业链，“6＋1”产业链高效整合起来，而且是本地化的整合，这才是真正减少成本的办法。
所以我要呼吁我们领导以及企业家，你对管理要有一种新型的认识，不要再把劳动者的薪水压低，那是非常小的一块，只占整条产业链的2．5%以下。你要真正节省成本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实行“6＋1”的高效整合，速度越快，成本越低。假如我们能把浙江省的这些“6＋1”的各个独立的点串在一起，那成本节省得是不得了的，这才能增加竞争力。当然，政府推动是最有效的。
作为一位个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他曾在股市为中小散户大声疾呼，他还因此被称为“郎监管”。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楼市和股市，他也一直很有自己的看法。
郎：房地产本身也是个“二元经济”。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从广东、江浙到北京，就是高价房比较坚挺，中低档房会跌，这就是我讲的“二元经济”。
也就是说当经济恶化的时候，企业家他的钱不做投资了，而是去炒楼炒股。
当他炒楼的时候，他通常炒的楼都是高价楼盘，所以好的楼盘价格会上升，而那些中低档楼盘同样水涨船高。但是高价楼盘涨并不是因为经济好，而是“回光返照”。是因为企业家不想干了，因此才拿出钱来买最高价的楼盘。虽然它是有资金挡着的，跌得慢，可是未来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知道。万一情况恶化，企业家资金一抽出来，它就跌了，这也是可能的。所以现在整个房价的走势是很奇怪的，不是看经济而是看企业家的心态，他们要怎么做就会影响到房价。
所以我建议我们老百姓要知道目前房价是这样的走势，当你了解之后，你比较好做判断，什么时候该进入这个市场来购买房子。
程：其实除了房价走势大家关注外，股票也是变动幅度比较大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郎：股票市场来看，2006年股价上升不是因为股改成功，也不是因为我们经济更好了，而是回光返照。也就是说大量企业家的钱打入到股市，所以股价大涨。
到了2007年的5月30日，印花税调高，从5月份到11月份，股指从3000多点涨到6000多点。是什么拉动的呢？是当时所谓的“二八现象”或者“三七现象”，也就是大盘股拉动的。要想想，大盘股都有哪些股？就是过热的部门，比如说房地产、建材、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以及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他们在股票市场带动了5月份到11月份的增长。如果你当时没买大盘股，自作聪明你去买二线蓝筹的话你就亏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浙江老百姓是不赚钱的。
到了2007年11月，如果网友注意我的发言的话，我已经在北京呼吁大家要抛，因为“二元经济”里面的大盘股涨得太快，它一定要回调，更何况70%的制造业是萧条的，它一定要跌，加在一起就一定会跌下来，所以跌到今天。除非政府救市，否则股价上不来。这也是我在广州为什么呼吁政府救市，因为政府救市是政府发挥信托责任的表现，我希望政府能够继续救市。
从“郎监管”到“流氓教授”，郎咸平张扬的个性换来外号一大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罢，郎咸平都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有争议的人才活得精彩！
程：最开始人家说你是“疯子经济学家”。
郎：（大笑）对对对，流氓经济学家，对对。
程：还有叫“流氓教授”的，“三无教授”，你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好吗？
郎：我最近气色也不错，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你不觉得我最近气色好很多吗？
程：原来有的时候还经常皱着眉头。
郎：现在不会了。最近媒体说郎教授你不像以前那么愤世嫉俗了，现在好像谈什么话题都比较从容。
程：怎么做到这一点？
郎：因为年纪大了嘛，（大笑）成熟了嘛！
程：你曾说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
郎：（笑）我现在都不想当教授了，想去当明星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这个。而且从我这条路走上明星之路比较好，为什么呢？不是靠唱歌，不是靠跳舞，是靠什么？是靠学问的积累，然后走上明星之途。这个比较没有竞争，市场好，这就叫差异化（笑）。
记者手记
郎咸平的言论就如他被贯以的称号“铁榔头”“郎监管”一样强硬，“你所能想到的都是错的”、“我救不了企业，但可以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用这样的口气说经济，难怪郎咸平被很多人封为“疯子经济学家”。但他的心直口快正是给企业对症下药的良方，用他的话说是“没两把刷子，怎么敢走江湖”。
他的“有一说一”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年他对德隆的评论在两年后发生，蓝海的溃败也如他所料——不是郎咸平有多神，而是他直言不讳。
在和程程的对话中，郎咸平除了对浙江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对热门经济话题：股市，楼价，理财做了的建议，他还首次将“差异化”这根触角伸到了大学生前途的探讨上。郎教授以自己为例，他把上大学的儿子送去了韩国，让儿子学习那里的企业脚踏实地的精神文化。郎教授认为既然目前不能实现“6＋1”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就只能使大学生具备“差异化”的水平，这样才能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人才。
不过，对于这个差异化的实践，他又“狂妄”地说“你能想到的都是错的”。
现在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一窝蜂地考研，这不是寻求“差异化”。“差异化”应该是你要拥有与一般人不同的知识结构体系。寻找到稀缺的，具有潜力的突破口，深入地研究，也就是说学一个差异化的专业可能这要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行得多。
当然，“差异化”也只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治标之法，大学生就业问题只能因此改善，不能彻底根治，归根究底，还是得强调郎教授对政府的呼吁：推动“6＋1”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郎教授还向程程透露自己也在实践着“差异化”，他下一步的目标是想做明星，不唱歌不跳舞，做一个知识型的明星，这样才有差异，没竞争。比如可以上央视春晚，评点经济话题，“我已经放出话了，可惜现在他们（春晚剧组）还没有理我呢，哈哈哈……”说完这些，郎教授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
［人物］吴敬琏 着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推动者
他是位经济学家，但常常出现于镁光灯下，连很多普通百姓也认得这位老人。
吴敬琏是中国着名经济学家，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表的财经评论言辞大胆尖锐，被称为中国的“新右派”。
但他也备受草根阶层市民的欢迎，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吴敬琏老先生已经年近80了，是1954年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杰出成就奖”，在经济学界有着至高的贡献，可这位经济学家也差点与经济专业失之交臂。
吴敬琏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着名的报人，他的母亲邓季惺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新民晚报》就创刊在她手中。报社的体制和管理她比须眉都出色，人又份外细心精明，有人说连报社用了几颗大头针，邓季惺的心里都非常有数。这样一位母亲，可能当年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培养出一位中国经济学界这么出色的人才。吴敬琏小时候体弱多病，还因为肺炎一度休学，可是现在的吴老精神矍铄，即使每天忙忙碌碌，还是精神百倍。
采访时间：2008年11月
采访地点：杭州
精彩对话：
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他提出的经济理论，规划出了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但也因为这些理论，他一次次被大众误读、误解。不过，面对压力，他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这位从来只讲真话的老人，被人叫做“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他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2008年11月8日，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在杭州召开，吴敬琏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演讲。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吴老会怎样总结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呢？
程程（以下简称程）：您对30年来生活的变化，包括您觉得30年中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市场取向的改革。30年来取得的成就，最基本的，从经济来看，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市场的某些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市场制度建立起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有才能的人有能发挥才能的阵地。其实中国有才能的人有很多很多，只是过去没有空间让他发挥，市场经济就是让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去发挥。
程：所以这是30年来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吴：对。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成就感的话，就是说我也是参加了这个过程。
程：您很谦虚啊。
吴：那是当然，这是个千万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自己就能做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