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是在他当编辑必须对经济问题发表评论时写出的，也正是在从事这些工作时（40年代初期），他得出了一些日后成为其著作要点的思想。马克思是在阅读了恩格斯184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才接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1844-1847年间他发现，他能够利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为他业已发展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提供一种严密的理论基础。从1847年起，他排除了资本家通过高于价值售卖而获利的可能性。不过，在所有这些变化背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观点没变：价值同私有财产制度密不可分。这样，马克思就接过了李嘉图的经济学，利用并发展了它，明确表达了原有的经济制度观点。但马克思的理论已远远超越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关注问题的范畴，他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作为他的历史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运用的是一种世界观方法，依世界观的看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只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环节。
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观点和古典哲学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观点，马克思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阐述了其独到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观点，为德国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一，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合适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提出的以劳动价值论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一直激励经济学家们去探索理解与劳动价值相关的交换价值的实现途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是所有价值的唯一源泉，剩余价值和利润都来自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资本积累，它引起了利润下降、经济危机和技术性失业，这些结果都导致了资本集聚和财富集中，还导致了贫困和失业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
第二，马克思是最早提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常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尔萨斯曾提到过供给过剩，但没有提出经济周期的观点，是马克思和西斯蒙第提出了市场经济循环往复运动的观点。直到今天，这种波动还不时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对之保持着强烈、密切的关注。
第三，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以及垄断力量的增长。随着这种企业的崛起，经济学家不得不为此发展新的经济行为理论、资源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以及在分析现实世界的市场和公共政策时，也不得不充分考虑这种竞争与垄断力量的因素。
第四，马克思分析了大规模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从而引出了节省人力的创新观点。
第五，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特性，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为后来的制度学派、增长学派、奥地利学派所借鉴。
（三）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19世纪40-60年代）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晚于英、法等国，并且资产阶级势力相对软弱，就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以与封建地主相妥协的“普鲁士道路”而告终。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一直没有在德国产生。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还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是照搬英法的庸俗经济学。19世纪40年代，德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德国旧历史学派，其创始人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德国旧历史学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适应德国资产阶级需要的经济与社会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代表作为《历史方法观的国民经济学纲要》（184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54）；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rbuland，1812-1878），代表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学》（1848）；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1821-1898），代表作为《历史方法观德政治经济学》（1853）。
德国旧历史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意识；否定普遍规律的存在和抽象研究方法的可靠性，片面强调历史方法的意义；主张对内提倡经济自由、对外力主保护主义，从而为后起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因而与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多有分歧和对立。其主要观点有：（1）极力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否认英法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主张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2）力图用历史方法代替抽象方法，否认理论概括的科学意义，反对理论分析，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政治经济学，使经济资料变成一堆杂乱无章、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经济资料；（3）不仅为资本主义辩护，还竭力美化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千方百计地论证资产阶级利益和贵族地主阶级的一致性；（4）大力宣扬精神因素以及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实行贸易保护，力求以国家力量来保护和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改良主义社会经济思想（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
德国的旧历史学派在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是旧历史学派的继承者，它在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普法战争和德国统一后，德国资本主义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大地震动和威胁了德国资产阶级，迫使他们除了高压手段外还得采用社会改良措施来欺骗和麻痹工人阶级。新历史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满足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新历史学派与旧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但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为极端，同时也更加强调伦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热衷于鼓吹阶级调和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也更加集中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曾担任过普鲁士上议院议员，新历史学派的旗手和领袖，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1900-1904）；鲁维格·布伦坦诺（Ludwig J. Brentano，1844-1931），曾获1927年诺贝尔和平奖，最早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代表作为《现代劳动组合论》（1881）；阿道夫·瓦格纳（Adolf Heinrich Gotthelf Wagner，1835-1917），当过下议院和上议院议员，与俾斯麦关系密切，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76）；阿尔波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Schaffle，1831-1903），代表作是《社会主义要文》；卡尔·毕歇（Karl Bucher，1847-1930），代表作为《国家经济学的起源》（1893）；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代表作为《现代资本主义》（1902-1927）；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代表作为《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法”方法观：新历史学派继续采用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并且运用得更加极端、更加彻底，坚决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方法。不仅否认一般的普遍规律，而且否认特殊规律，拒绝一切抽象的理论研究。新历史学派变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为“历史统计法”，并极力鼓吹采用历史统计法，反对在经济学中运用抽象法，以“历史统计法”排斥一切其他研究方法。
新历史学派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1）更加强调伦理道德和心理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认为伦理道德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伦理和心理的科学。断言必须从伦理道德和心理出发去整理历史资料，从而归纳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民族特点。（2）强调法律对经济的制约关系，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而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3）极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鼓吹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断言只有由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的中心而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才能高度发展。
新历史学派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新历史学派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是“讲坛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这也是新历史学派最为突出的政治特征和政策特征。新历史学派不仅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学派，而且直接就是德意志帝国当时的政治运动。其宗旨是宣扬改良主义社会政策，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消除革命运动的危险性。该学派在德国有很大的影响，前后经历了70多年的统治地位，强烈地排斥异己。其主要的改良主义政策有：（1）指责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忽视”劳资矛盾，批评经济上的自有放任政策，强烈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由国家制定各种法令和实行各种行政措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们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制订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资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干涉劳动契约等法令；主张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银行等生产事业的国有化，限制土地私有制以及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2）新历史学派的政治目的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社会政策协会”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极力地攻击科学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
（五）施穆勒（G.Schmoller）的社会经济学思想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研究力求从一个阔的视角探求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方法的框架，并且运用社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了中国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本研究注重探索构建社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框架，注重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的分析论证，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
施穆勒（1838—1917），作为德国新历史学派的集大成者，又是社会经济学早期思想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社会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密切关联的思想。作为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对国民经济及其进步的分析应当“根据时间和空间以及根据尺度和历史顺序”来进行，强调以动态、历史及社会结构关联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他非常强调分析经济制度背后观念文化、行为、习俗和法律等因素的主要制约作用。纵观施穆勒的经济理论思想，始终贯穿对经济发展分析的历史—伦理（historical-ethical）框架以及历史—文化框架（historical-cultural）这一独特的分析框架，使他超越于一般古典经济学家的单纯经济和一般静态的分析传统，对社会经济学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也对社会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之中，心理因素、经济制度、技术进步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均对经济发展进程及特点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任何经济现象都程度不同地与特定社会的一般社会生活产生密切联系，应当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面（Schmoller，1883，P220）。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在当代成为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它拓展并涵盖了社会理论，而基本的起点不应单纯强调个体和技术的生产，而应该是社会与历史发展。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也必须研究涵盖若干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各种社会准则，关注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相互关联的经济主体和经济制度（Schmoller，1882、1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