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土中国生活价值理想,有其不同理解,贾平凹与莫言才创造出如此丰富而独异的生命文化理想形象。在表现原始故乡生活时,他们曾经是相当静穆的,正是这种静穆独立,才创造出独有的个人风格。静穆正是对时弊的矫正,静穆正是新异艺术诞生的契机。静穆意味着孤独寂寞,静穆也意味着思想突破。这是艰难的孕育过程,贾平凹与莫言享受了这份静穆,并深深地建立了自信,从而取得重大的突破。贾平凹与莫言的静穆,显然,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例如,他们对待乡土中国问题有着独特的体验和思索。作家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得天独厚的禀赋,回避了自己的缺陷,这就避免了与时尚为伍,作家必须拥有这份独立自信和创作勇气。事实上,贾平凹与莫言的创作思绪,植根于原始故乡的历史图景中,他们的作品试图破解原始故乡的生活之谜,写出原始故乡罕为人知的生命故事。
这一点,他们都有突破,他们的故乡图景是前无古人的,这是静穆的收获。
贾平凹与莫言的静穆,是对原始故乡父老乡亲的深厚同情心,这份同情心连同他们的敬畏心,体现出他们对原始故乡的真正理解。静穆而不轻狂,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使命。要为故乡歌唱,要为父老乡亲歌唱。
他们始终把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故乡人民联系在一起,表现在创作取向上,其特点是作家与故乡土地相连,与故乡文化相连,真正介入到故乡人民的历史生活中去了。“介入”与“自觉”,构成他们自由创作的本真含义。
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说过自己始终不肯在作家协会的招待舞会上走下舞池的原因:“等到故乡农民自由幸福地生活,我也会像獐鹿子一样在舞池里欢跳的。”这里,可以看到作家对生活介入之深。莫言因为愤激和执着的介入,才决定写《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按照创作者的散文独白,贾平凹对知青小说中哀怨的叙述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很不以为然,为世代在黄土地上生存的农夫鸣冤叫屈。如果说,贾平凹对故乡的介入是基于爱的情感,那么,莫言对故乡的介入则更多的是采取恨的情感。莫言写道:“当我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东北高密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了,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莫言选取介入的方式,是非常自然的愤怒情感。贾平凹在选择写作这种介入方式时,运用两套笔墨:在写原始故乡的现实时,忠实于在纪实基础上的虚构。在写原始故乡的历史时,忠实于内心的幻象。他的志怪小说怪诞而真实,他的现实小说真实而又过于戏剧化。贾平凹在现实乡土小说中,主要表现妇女在变革后的新风采和新心态。旧有的伦理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而新的伦理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又没有建立,在这种断裂时期,内心的苦痛和矛盾是异常激烈的,压抑与放纵往往构成畸形现实。贾平凹的创作,从落后观念向现代观念引渡,在现代都市文明和传统乡村文明之间,进行快乐想象,即在经济秩序上认可现代生活方式,而在精神道德秩序上则认同传统的乡村礼乐生活,并由此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天狗、王才、黑氏、香香和三大,等等,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向我们走来,这种精神,一直延伸到“金狗”和“小水”那里。贾平凹的“介入”,以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为核心,由家庭延伸开去。《浮躁》的突破在于:由家庭写到了复杂社会关系。商河,连着地委、县委、省委,运输队犹如一条传输带,牵动着各种各样人物和事件。
贾平凹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那种带有平民意识的反抗精神,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因而,读者极易认同他的抒情。贾平凹对待历史和传统材料,则抱着明显的游戏态度,幻灭感、无力济世的绝望感转化成轻松的游戏和对存在即合理的认同。《太白》中扑朔迷离的性苦闷、性放纵、性压抑和性挑逗如野草般地蔓生;贾平凹似乎洞悉了原始故乡的真正秘密,这种放弃介入的姿态,使创作丧失了深度,堕入了游戏的深渊。他的浮躁气息便由此而抬头,终于愈来愈耐不住静穆和孤独,急切地渴望在舆论喧哗中获得心灵的补偿,以便维持那种自信力。
莫言以写作方式介入生活,完全出自那种深刻的仇恨情绪,他无法宽容那些丑恶而腐朽的现象,深度渴望余占鳌式的土匪精神。莫言选择的是批判姿态,与官僚主义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决心,使他无法顾及新旧秩序的冲突,致力于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描绘和虚构。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弱者和强者的形象雕塑之中,对现实之不合理性作无情而又直率的批判。莫言小说系列中,那些长不大的儿童形象,多少烙上了他童年的印迹,那些儿童大多带有孤儿和被遗弃者的精神性格。莫言不喜欢那种家庭谱系的形象创造。孤独的人和没有父系母系背景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就使得他更关注人物的生存焦虑。《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鲜明地带有孤儿特征。在家庭受虐待,在采石场受同情,但铁匠后生非要他去偷萝卜。这个孤儿的可怜、孤独,以及那默默无言而又若有所思,纯粹是可怜的弱小角色。莫言的小说喜欢把人物置于绝境,再去作人性的评价,不免有点残酷,然而这正是莫言所追求的批判效果。《弃婴》中的无知婴儿,则更加可怜,莫言通过感觉化叙事,对这个被遗弃者的生理状况作了最生动的表现。他特别表现了不同的人对弃婴的态度,这种正反笔法,只有莫言才能如此成功地运用。他从残缺中发现美,从残缺中去发现真理。《断手》揭示了人们的同情是有限的,人必须依靠自己奋斗,才能真正生存下去。